切特韦里科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疏散至喀山时期)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切特韦里科夫(1880—1959)是苏联植物遗传学家，群体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小说中的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之后被捕。罪名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间谍；有的说他出国期间常和俄国流亡分子会面；有的说他的德国裔妻子战前常和住在柏林的妹妹通信；有的说他企图推广小麦的有害品种，以造成病害和歉收；还有的认为，他的被捕与他说的有关食指的一句话、与他对小时候伙伴说过的一桩政治笑话有关系^[出处]。他的被捕成为胜利后苏联科学界重新收紧的信号：战争时期不常听到政治性的逮捕，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原以为这种可怕的事永远不会再有，得知消息后又想起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自问“难道这一切又要开始了？难道到了战后，听到夜里的脚步声和汽车声还是要心惊肉跳？”^{[2 处]}。同一批人事变动中，物理研究所所长契贝任随即“自愿”离职，由希沙科夫接任。

史实上，切特韦里科夫1929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此后于1935—1948年在高尔基大学主持遗传学教研室；1948年李森科主义盛行时被解职，1959年病故于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小说将他的被捕移到战争胜利之后，借真实人物之名写体制在胜利中重新收紧的虚构信号。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他的被捕后来成为一场舆论风波的引信：英国报刊为他组织了保护委员会，消息传到《纽约时报》，苏联知识界随即被要求联署一封公开信，谴责这场“诽谤运动”，连带重申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毒害高尔基的罪名成立；施特鲁姆即在这一背景下被希沙科夫、科甫琴科等人叫去，要求在公开信上签名^{[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