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佳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娜佳是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与柳德米拉的女儿,十年级中学生,随父母疏散到喀山。她上学总在最后一分钟跳起来,抓起袜子、裙子和书,一面吃早点一面灌茶,再一面下楼梯一面围围巾穿大衣^[出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她发表意见都用绝对口气,因为总感到时间不够,说“胡扯”只说“扯”。她常看苏联情报局战报、熟悉军事动态、爱谈政治,暑假去了一趟集体农庄回来就谈农庄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战前不知道操心柴米油盐,疏散后却常谈口粮、谈凭票商店,知道素油比牛油好、吃块糖比吃砂糖划得来^{[2 处]}。她对长辈的态度忽而粗鲁——当面骂父亲“你是个糊涂虫”,忽而自卑悲观,说自己太蠢、没有人喜欢、没人会娶她,等上完医药专科班就上农村去^{[2 处]}。夜里母亲常看见她纤细的手臂从被窝里伸出来,手里拿着诗集;她一面哭,一面讥讽用科研供应渠道领奶油的行为“卑鄙下贱”,说“爸爸拿学问换黄油,也是没出息”^{[2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她有很多地方像父亲,而母亲发现最容易使丈夫生气的正是女儿像他的地方。她学父亲口气骂院士波斯托耶夫“骗子,饭桶,滑头”,惹得父亲斥责她这个没出校门的中学生竟敢这样说一位院士;母亲却记得维克托上大学时也这样骂过不少有名的院士^{[2 处]}。她常常一语道破大人不肯承认的事:外婆说“要留在这儿”时,她点出那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真诚可贵,互爱更重要》的题旨^{[2 处]}。

1942年11月中旬

外婆从获释囚犯那里带回米佳在远东劳改营里的消息后,母亲问斯大林是不是了解这种可怕的事,她气愤地学着母亲的语调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他们是斯大林下命令杀的呀。”父亲朝她怒吼,她针锋相对,说“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的,你也知道是谁”,又当着父亲的面说出他内心的隐秘——现在他在研究中取得了那样的成就,斯大林格勒也把德国人挡住了^{[4 处]}。她扭过头去背着父亲,脸变得像老太婆一样委顿难看,用痛恨的眼神看了他一眼,随即跪下把额头贴到外婆腿上^{[2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冬天(战争第二个冬天)

一家人回莫斯科的火车上,她学会了对爸爸用戏弄和嘲笑的腔调说话,毫不客气地在包里挑烤得最好的饼子吃,还管爸爸叫“老大的音乐迷”^[出处]。回到莫斯科,她对眼前的城市撇着嘴,爸爸逗她“在喀山想象的莫斯科不是这种样子吧”,她不答话^{[2 处]}。当天晚上一个男孩子打电话来找她——他已经连打了四天,终于打通了;她说是“一个熟人”,一面说一面笑了起来^{[2 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疏散至喀山时期)

维克托说起契贝任时,说“契贝任方程式每一个管院子的人都知道”,她顶他一句“哼,关于管院子的,爸爸,你算了吧”;维克托警告她乱说要害了自己和全家,她说“我知道,这种话只能对家里人说”^{[3 处]}。母亲拒绝给切特韦里科夫的夫人打电话时,她发表意见:“依我看,应该。”^{[2 处]}一天夜里将近十二点她还没回家——她对父母说是去好朋友玛伊卡家,说玛伊卡父亲的汽车有夜晚通行证,会把她送到街口;母亲放心不下,一晚上催父亲注意^{[2 处]}。晚上喝茶时她告诉父亲,好朋友玛伊卡的爸爸说,明年国际关系学院再也不招收犹太学生了^[出处]。

1942年秋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她几乎每天过了宵禁才回家,夜里母亲在窗前看见她同一名军人在牛奶铺旁边接吻^{[2 处]}。被父亲问起,她耸耸肩说是“安得留沙·洛莫夫,他现在在尉官学校”,随即像成年人一样眯起眼睛反问“嫁给他吗?”,又说“可能,要嫁给他!……也许不会,我还没有最后决定”^{[4 处]}。母亲追问她为何撒谎说在玛伊卡家、说复习功课,她用哭腔反唇相讥“在我背后当密探,好吗?你妈妈也在你背后当密探来吗?”^{[3 处]}。父亲气得要去找那军人的首长,她用镇定而自信的目光望着他;这目光使父亲想起当天希沙科夫看他的目光——“国家制度的威力像巨石一般耸立着”,她也像那当官的院士一样,意识到他激动生气、想做不可能的事是毫无意思的^{[4 处]}。

苏德战争期间(约1942年)

母亲问起她那些同伴和洛莫夫的情形,她乐意回答、说的也都是实话:那些小伙子念旧诗、议论新旧艺术,对许多事抱蔑视和嘲笑的态度;他们不喝酒,只送一个男孩子上前方时喝过一回;有时也谈谈政治,不过谈得很少,不像报纸上那样。一问起洛莫夫她就生气——他不写诗,她不知道、也没见过他的父母,他从来不提爸爸^{[6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不久)

学术委员会批判父亲那天,她放学回家先问“爸爸去作检讨了吗”,得知他没去便说“没关系,爸爸,我们能养活你”;听小姨叶尼娅讥讽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是“圣女”,她反问“小姨,您不喜欢她吗”,又说“依我看,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假如是个男人,一定会娶她”^{[4 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后数日

学术委员会做出对父亲不利的决议之后,他要她不再上波斯托耶夫家、古列维奇家等人家去,怕她只被当作“我的女儿”看待;她举手打断他,说看见他没去参加那些“造孽的人”的会,自己就全明白了。父亲问这些事会不会影响她同中尉的关系,她只答“不影响就是不影响,你会明白的”^{[4 处]}。

1943年2月前后

小姨叶尼娅从莫斯科为克雷莫夫的事奔走的日子里,常在夜里和她谈心。她告诉叶尼娅,老一代人总要信仰点什么——克雷莫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父亲信仰自由,外婆相信人民和干活儿的人——而她这一代认为信仰本身就是愚蠢,应当过没有信仰的生活;叶尼娅追问这是不是洛莫夫的哲学,她答:再过三个星期他就要上前线了,“从生到死——这就是他的全部哲学”^{[3 处]}。有一天她拿出一首手抄的劳改营歌曲给叶尼娅看,歌里唱到开往马加丹的运囚船和“紧紧拥抱,好像亲兄弟”的犯人们;这类话题在刚回莫斯科时会惹父亲生气,此时他已由着她说下去^{[3 处]}。

冬末至初春（约二三月间，续租期限五月前）

听说父亲想放弃科学院的免征权、当志愿兵上前线,她讲起同学托尼娅·科干的父亲——一位古希腊学科专家,当了志愿兵后被派到奔萨的预备团打扫厕所,近视扫脏东西溅到连长身上,挨了一拳打破了耳膜;维克托打趣说自己不会犯这种错。此后她与父亲说话像同大人说话一样,一放学就往家赶、不再让他担心,一向带讥笑神气的眼睛里露出严肃而温柔的神情^{[4 处]}。

苏德战争期间,具体年份不详

放学回家听母亲喊“斯大林给你爸爸打电话了”,她跑进屋来,脱了一半的大衣和围巾还拖在身上;吃饭时她打趣母亲往后在限额商店里会有太太们主动跟她打招呼、笑脸相迎,又追问父亲为什么不趁机向斯大林打听舅舅米佳和克雷莫夫的下落——她认定外婆若在场一定会问^{[5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获胜后不久

维克托后来在一份为科学界联名谴责他人的公开信上签了名,那天夜里他想起,签名当晚娜佳看他的眼神里带着怜悯和憎恶^[出处]。战争接近尾声,外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站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前,想着散落各处的亲人们前途未卜,其中问到:“聪明、善良但也厉害的娜佳今后又会怎样?”^[出处]小说没有交代答案,她的命运如同其他幸存的沙波什尼科夫家人一样,留在了战后仍然动荡不定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