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尔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

马加尔是阿巴尔丘克的老同志、入党介绍人。阿巴尔丘克向邻铺涅乌莫里莫夫谈起他:曾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是刻赤渔民的儿子,地道的无产阶级出身,又聪明又有学问,对同志冬天肯脱下自己的大衣、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别人^{[3 处]}。他随军用列车来到劳改营、被分配去各分部时向人打听阿巴尔丘克;阿巴尔丘克一听“鬓角上有一道伤疤”的模样便认出是他,立刻起了让他在营里共产党员中间建立地下组织、当书记的念头——“现在有了,就是他”^{[5 处]}。三天过去他仍未露面,阿巴尔丘克上矿务局打听,文书在各册子里都找不到他的姓名;夜里卫生员特留菲列夫来传话,说卫生所来了一名犯人请阿巴尔丘克去^{[3 处]}。

20 世纪 40 年代初(卫国战争期间)

这次会见发生在卫生所隔离室:木板墙小屋,邻床是一具死去两个多钟头的尸体,马加尔已病得成了垂死的老头子,阿巴尔丘克几乎认不出他。他开口就说这是最后一次称阿巴尔丘克为“朋友”,然后履行他自称的“最后一项革命任务”——临死前的忏悔^{[3 处]}。他宣告他们错了,该请求那死者原谅;说他们压制了自由,而自由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说在劳改营里几十年不敢改变不是坚强而是懦弱、是保全自身,铁丝网内外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说共产党人造偶像、戴肩章、信奉民族主义、压制工人阶级,将来必然像沙俄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黑色百人团”那样^[出处]。他自比“为失去的贞节痛哭”的老妓女,说这是像二十年前那样再一次召唤阿巴尔丘克;阿巴尔丘克斥其胡说八道,说要做他的老师、给他“修复头脑”。当夜马加尔上吊自尽,卫生员特留菲列夫次日把死讯带给阿巴尔丘克,说他不留遗书,因为“不论写什么,都要落到侦缉人员手里”^{[5 处]}。阿巴尔丘克在此后难熬的一夜里,咬紧牙关望着墙上的臭虫痕迹,心里仍呼唤儿子托里亚,称马加尔是“我的朋友和老师”,又说他“想杀死我的理智、我的志向”,自己却“没有屈从,没有动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