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里翁·英诺肯季耶维奇·涅乌多布诺夫

1942年夏秋之交，斯大林格勒战役临近

伊拉里翁·英诺肯季耶维奇·涅乌多布诺夫是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去担任政委的那支坦克军的参谋长,军衔为将军,年纪比军长诺维科夫和政委格特马诺夫都大。他是革命前入党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军事工作和国务工作经验,一度被认为有望担任部委委员;在坦克军里,他反而成了没指挥过大部队的诺维科夫上校的下属。战争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履历表、自述、鉴定和奖状,上级任命的他成了上校诺维科夫的下属;他自己也明白,等战争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也会结束^{[4 处]}。

1942年八九月

他的生平在履历表里反映得清清楚楚,就像映照在塘水里的小白桦树:一九一六年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小组进了沙皇的监狱;国内战争以后响应党的号召在政治保卫总局工作过一个时期,后来在边防军工作,又被送到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担任年级党组织书记,此后在党中央军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战前他两次出国,属于上级任命、特别登记的人员;他的军衔从申报到批准快得出奇,好像国防人民委员部就等着批他的申报材料。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正在国外,一九四二年初才回莫斯科报到。一九三七年叶若夫派他主持军区的肃反,格特马诺夫说他雷厉风行、毫不手软,“说枪毙就枪毙,不次于乌尔里赫”,没有辜负叶若夫的信任;格特马诺夫又转述,贝利亚很器重他,说他是不会看错人的聪明人^{[7 处]}。

1942年八九月

他带了猎枪来到乌拉尔,军里所有喜欢打猎的人都惊得发呆,诺维科夫说大概沙皇尼古拉当年就是用这样的猎枪打猎的;这支猎枪是一九三八年凭一张领物证领到的,他还凭领物证从特别仓库领到家具、地毯、瓷器和别墅。不论谈战争、谈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的著作《集体农庄》、谈中华民族、谈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人品,还是谈西伯利亚的气候、俄罗斯大衣呢的质量,他的见解都不超出规格;他读了很多书,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读了多遍,争论时常常引“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就说过”。晚饭后话多起来,他讲起揭露反革命破坏者的事,那些破坏者活动在最意想不到的部门——生产医疗器械的工厂、军鞋车间、食品厂、少年宫、莫斯科赛马场的马棚、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4 处]}。格特马诺夫用斯大林“我们不要别人的土地,自己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让”的话反问他“我们的土地不是已经让德国人占了吗”,他耸耸肩膀,就好像正侵占着伏尔加河的德国人跟这句话毫不相干似的^{[2 处]}。格特马诺夫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见过他,觉得他精明强干^[出处];马舒克说战前曾在涅乌多布诺夫手下工作,还跟他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的会客室里见过一面^[出处]。他与格特马诺夫尽管非常不相像,却因为某种永远一致的地方团结得很好^[出处]。

1942年秋

开赴前线前,他与格特马诺夫打牌,军长诺维科夫觉得他这个人难以相处^{[3 处]}。途经古比雪夫时,总参谋部的留京中将请诺维科夫代为向他问好,说过去他们在一块儿工作过^[出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夕)

军列离开古比雪夫时,他确认了行军路线——开往萨拉托夫,再转上阿斯特拉罕支线——对诺维科夫“斯大林格勒”的说法只报以冷漠的“啊,啊,啊”^{[3 处]}。他在诺维科夫看来是个可怕的人:路上不论出什么事,他都要军长“把名字记下来,记下来,这是有意破坏,应该抓起来”;他又爱谈家庭生活,说起战前不久在别墅里安装的暖气设备,画了一张线路图^{[3 处]}。诺维科夫为卡尔梅克人巴桑戈夫辩护时,他说”最好还是要尊重俄罗斯人”,称少数民族中敌对、不可靠、面貌不清的人占很大比例;又为一九三七年辩解说”关的都是坏蛋、敌人”,并断言”在我们的时代,布尔什维克首先应该是热爱俄罗斯的人”^{[3 处]}。

1942年秋

1942年秋坦克军驻扎在加尔梅克草原上,德国飞机轰炸军部村庄时,别人都弯下身子,只有他直着身子、昂着头站在那里,像木雕的;轰炸过后他和格特马诺夫一起去看弹坑周围的土飞了多远^{[2 处]}。诺维科夫带政委外出巡视各旅时,叮嘱他午后给卡尔波夫、别洛夫和马卡罗夫几位旅长打电话^[出处]。

1942年秋

1942年秋,军部驻扎在距前线六十公里的小镇上,他在军部的房屋里体验到一生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国家愤怒的威力曾使千千万万人服服帖帖、心惊胆战,如今在德国人冲过来的坦克面前竟一钱不值——德国人不填写履历表,不在大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也不必因父母在革命前的经历担惊受怕;撤职吓不住坦克,不能谴责坦克和阶级敌人有关系^{[2 处]}。他第一次带着不好意思和友好的心情想到诺维科夫^[出处]。他一面说着“干部决定一切”、“这小镇上有德国间谍”的话^[出处]一面嫌新兵队伍“太嫩,太年轻”,把带队的士兵叫醒,说要把他送进惩戒连,“不像什么军队,乱糟糟的,简直是乌合之众”^[出处]。在接待友邻部队指挥官的酒席上,他主张“人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领导”,又引斯大林“最宝贵的是人,是我们的干部”的教导,在座的人都露出赞许的神情,诺维科夫却因此在大家眼里成了“禽兽中的禽兽”,涅乌多布诺夫反而成了怜惜人的人^{[3 处]}。诺维科夫心里明白,此人曾经毁掉不少好人,他可能制造的不幸,也许不次于前沿阵地等待着莫罗佐夫、马基德、洛帕津和那些新兵的不幸^[出处]。

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夕

1942年秋应召到方面军司令部时,司令员叶廖缅科问起是不是在季齐安·彼得罗维奇家里见过他,他答是——那一次是季齐安·彼得罗维奇把叶廖缅科和沃罗诺夫元帅一起叫去的;他有一段时期依照季齐安·彼得罗维奇的要求暂时担任人民委员,所以常常上他家里去。叶廖缅科于是说”就是嘛,我看着面熟嘛”,又问他草原上住得惯不惯^{[4 处]}。

1942年11月20日拂晓

1942年11月反攻日的清晨,他在军部屋里与军长谈了联络问题和转发命令问题,又看了地图,随后披着军大衣走到台阶上,报告托尔布欣中将打电话来问军长是不是上观察所了^{[3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的苏军反攻阶段

一九三七年他亲自审问过达林斯基中校,审讯中打掉了达林斯基的两颗牙;多年后诺维科夫提议调达林斯基到坦克军担任他的副参谋长,达林斯基当面掀起嘴唇露出牙齿的空洞,以此为由拒绝了这项任命^{[2 处]}。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至该年晚些时候向乌克兰边境推进期间

坦克军进至乌克兰边境后,他向诺维科夫报告支援坦克军的空军即将转去掩护方面军左翼,断定这是有人不希望坦克军第一个打进乌克兰、去争苏沃洛夫勋章和赫梅利尼茨基勋章,催促军长立即下部队检查情况,自己则去催方面军司令部;他和政委格特马诺夫一样,愿意为坦克军抢先跨过国境线冒任何风险,却唯独不愿在失败时承担责任^{[6 处]}。

约1943年秋（顿巴斯解放前后）

坦克军因人员机械疲劳调为方面军后备军、诺维科夫奉召去莫斯科后,由涅乌多布诺夫少将代理军长职务^{[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