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契贝任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契贝任是苏联年长的物理学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的多年老友和老师。施特鲁姆在喀山时曾想起,当年夏天自己同契贝任争论“发面桶”的说法,那时还不赞同他,重读母亲的信后才明白他说得对^{[2 处]}。研究所迁回莫斯科后,两人在科学院会议大厅重逢,施特鲁姆一连喊了两遍他的名字,他抱住施特鲁姆。他已经知道托里亚牺牲的消息,请他代向夫人柳德米拉表示敬意^{[3 处]}。他看过施特鲁姆的论文,称它“很有意义,很重要,比一般认识到的还要重要”,并吻了吻施特鲁姆的额头^{[2 处]}。他有儿子在前方服役,来信说“他们都很好”^{[2 处]}。施特鲁姆从他眼里看出悲哀、痛苦的思绪和暮年的疲惫感^[出处]。谈战争时他说“咱们在伏尔加河上把德国人挡住了,伏尔加河真了不起呀。真是活命水,活命水”,又当着院士希沙科夫的面问对方知不知道施特鲁姆最近的论文^{[2 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疏散至喀山时期)

切特韦里科夫被捕一个星期后,他声明离开物理研究所。据说科学院主席团的人到他家里去过,不知是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召见过他,好像他不肯改变研究所的选题计划;考虑到他巨大的科学成就,暂时不想对他采取极端措施^{[3 处]}。院士希沙科夫接任了所长职务和他原来担任的学术领导职务^[出处]。他早已声明不再安排任何新的研究工作,据说是自己辞职的、还挽留过他^[出处]。施特鲁姆愤愤不平:他建立了一个学派,是卢瑟福的朋友,“契贝任方程式每一个管院子的人都知道”,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佛教徒、喇嘛教徒,跟物理有什么关系^[出处]。有传闻说这些事情之后他心脏病发作;施特鲁姆打电话去,保姆说他遵照医生意见同夫人上外地去了,过两三个星期才能回来^[出处]。

1943年冬(推断),莫斯科

辞职后他退居城外别墅,自称在“试验小屋”里搞研究。心脏病医生法因加尔特教授劝他不要做剧烈动作、不要拿重物,他却在别墅里又是劈柴又是挖沟,自我感觉良好,写信告诉医生说是严格遵守了治疗方法帮助了他^[出处]。施特鲁姆对妻子说,契贝任“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原以为全研究所的人会为他的事一齐叫起来,谁知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子对他表示同情^[出处]。此后他回到莫斯科,打电话到施特鲁姆家,说希望见他^[出处]。施特鲁姆如约登门时,他仍以《战争与和平》里的调侃语相迎:“噢,在写呢,没有玩”^{[3 处]}。两人互报家信,他说收到大儿子的来信,小儿子在远东^[出处]。他告诉施特鲁姆,自己已决定不参加原子裂变的研究:人类总有一天会掌握原子内部能量的力量,但今天的善良和好心肠还不够,精神能仍处在很可怜的水平,他愿意相信未来人的力量和仁爱心、精神会一同发展^[出处]。他就此展开一套关于生命与自由的构想:能限制宇宙无限性的只有生命,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演化沿两条分支进行——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由化，以及活物质总量的不断扩张，最终连宇宙本身都会变成活的、自由的^{[3 处]}。他设想人终将掌握精神能、与整个总星系的理性生物建立联系，在能力上超越上帝的无所不在^[出处]。施特鲁姆追问,人类若带着今天的刚愎自用和利己主义变得无所不能,会不会把全世界变成总星系规模的集中营,人在善良、道德、慈悲心上是否也会进化;他答道这个问题并不抽象，正是自己拒绝研究原子裂变的理由^{[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