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叶尼娅(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小女儿、柳德米拉的妹妹、克雷莫夫的妻子——她已离他而去。战时她不在喀山也不在斯大林格勒,独自在古比雪夫,在一家设计院工作,在那里与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结合。克雷莫夫在前线反复咀嚼她的出走,觉得“叶尼娅的出走是他一生的关键:他还在,但等于死了”^[出处]。母亲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叶尼娅家观察到女儿们那个莫斯科圈子的生活圈子,并打算等回莫斯科时不与柳德米拉同住,改去古比雪夫找叶尼娅^{[2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她刚从斯大林格勒来到古比雪夫时,借住在旧商人住宅改成的公用大宅里一间昏暗小屋,同屋的是很久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过保姆的德国老太婆亨利逊老奶奶。她白天上班,傍晚爱待在那熏黑了屋顶的公用厨房里;她是一个画家,想描绘的不是景物、不是某一户邻居,而是这所房子在她心中挑起的情感——人民和国家的强大军事威力,与黑黑厨房的穷困、卑琐、飞短流长混在一起^{[3 处]}。老奶奶因是德国人被警察抓走,将被押上运送德国人的军用列车去北方;叶尼娅到有关部门打听怎样把毛围巾送给她,小窗口里那人用压低的口气问“您明白不明白”,她一听就怕了。夜里她听见邻居们在厨房议论她,猜她“先是一只脚插进来,然后向有关部门汇报老太婆的事”,把她扫地出门,自己做了房间的主人^{[3 处]}。

1942年秋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在古比雪夫她过着没有户口、没有供应卡的生活,每天凭饭票在食堂吃一顿饭,却觉得这种自由的独身生活是幸福。她很少想诺维科夫,想克雷莫夫想得多些,但那种想念“内部光强度不大”;只在街上远远瞥见一个穿军大衣的高个子时,才顿时激动得喘不上气,夜里也醒来盼着诺维科夫来信^{[4 处]}。她梦见大火和趴在地上的伤员,知道那是克雷莫夫却看不清脸;醒来最想见的是今年夏天在斯大林格勒见到的诺维科夫^[出处]。听邻居沙尔戈罗茨基谈俄罗斯命运之后,她忽然明白:自己一直想着克雷莫夫、为他担心,仅仅是因为她在想念另一个人——而她几乎完全没有想起来的那个人正是诺维科夫;她惊讶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在爱他?”^{[2 处]}

1942年秋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为报户口,她在公安局户籍股与股长格里申反复周旋,搬出父亲的声望——古比雪夫有一条以沙波什尼科夫命名的街,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也无济于事;设计院院长里津中校经保密部门替她弄来证明信,批示却仍是不予办理,还来了限三天离城的批示。作家里蒙诺夫答应在州委书记的会议上替她说话;她写好了离职申请书,准备去喀山找母亲、姐姐、姐夫和娜佳,次晨却接到公安局请她办理户口手续的电话^{[7 处]}。

卫国战争期间,疏散至古比雪夫之后(具体日期原文未明)

在公用大宅里她结识了邻居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沙尔戈罗茨基——母系出自古老公爵世家的老贵族,苏联情报局约他写历史军事短文。两人常从令人不安的战况谈起,沙尔戈罗茨基便议论起俄罗斯的命运;叶尼娅喜欢听他说话,也觉得他帮她认识克雷莫夫、看清自己与诺维科夫将来的关系^{[3 处]}。一次里蒙诺夫送她回家,在她屋里谈自己那套“精神上的维生素缺乏症”的爱情理论,动手动脚被她用老师教训一年级小学生的口吻喝止,两人一同笑起来;喝茶时沙尔戈罗茨基来敲门,两人一谈即合,把这场交谈比作从海底捞起早已沉没的大西洲^{[3 处]}。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一九四二年秋,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途经古比雪夫时到她的住处相会。两人共度一个傍晚,她成了“诺维科夫家的人”——他随口说“你是我诺维科夫家的人啦”,又说她是陌生人、自己还不了解她。他对她说起战后她将是一座带花园的大房子的女主人,又认真地说,若她愿意,他就复员到西伯利亚东部建筑工地当一名工长,住带家眷的棚屋。她在这幸福时刻仍放不下克雷莫夫:她对诺维科夫说,如果克雷莫夫受重伤或进监狱,她还要回到他身边去;她把他只对自己说过的一个秘密也只说给诺维科夫听——克雷莫夫早年搞过共产国际,托洛茨基看过他一篇文章后说“真精彩!”,她心想,如果当时还有人知道这件事,克雷莫夫在一九三七年未必能逃脱。她想对诺维科夫说说自己怎样怜悯那个连通信的人都没有的克雷莫夫,想谈谈里蒙诺夫、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沙尔戈罗茨基,谈谈亨利逊老奶奶记录孩子们笑话的笔记本和报户口的经过,却还没有信任他到愿意开口的程度;她心里盘算着母亲、姐姐、侄子、薇拉会怎样看待她生活中的这一变化^{[10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夕)

军列在古比雪夫停留时,坦克军政委格特马诺夫向军长诺维科夫提起,她哥哥一九三七年被打倒,前夫克雷莫夫“得到保全”是奇迹;参谋长涅乌多布诺夫据此认为,诺维科夫不该跟“社会政治关系不清的人”结合,格特马诺夫自己却觉得这都是一九三七年遗留的问题,不必看得太严重^{[2 处]}。

1942年秋末

此后不久,她与诺维科夫的结合落定为完整的爱情:她明白自己在这世界上什么也不需要,就需要诺维科夫,想把她生活中发生的这件事说给索菲亚·列文顿听——不是对妈妈,不是对姐姐,她自己模模糊糊知道为什么偏偏想对索菲亚说^{[2 处]}。想起早已不在的姐姐玛露霞,她在诺维科夫挂军大衣的地方跪下,说:“你要活下去啊。”^[出处]她一面觉得幸福,一面又骂自己“真是虚伪,真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出处]假托一个鄙俗下流的声音挖苦她“要做军长夫人啦”,又担心他被打死、或找一个十九岁的电话员姑娘^[出处]。她把克雷莫夫看作阻碍她幸福的人,恨他残酷、狭隘、顽固、狂热,永远看不惯他对受难遭殃的人那种冷漠——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在可怕的饥馑里死去成千上万妇女儿童的时候,他说“富农不值得怜惜”,亚戈达和叶若夫的时代他说“没有罪的人是不会被抓的”,母亲讲起一九一八年在卡梅申用大船溺死商人、房产主和他们的家小,他激烈反问“拿甜饼喂他们吗”^[出处];但在心的深处她也知道自己不对,克雷莫夫并不那么残酷^[出处]。

1942年秋末

她换上斯大林格勒大火后留下的唯一一条夏季裙子——一天傍晚她就是穿着这条裙子和诺维科夫站在斯大林格勒滨河大街霍尔祖诺夫纪念碑前^[出处]。军车开走之后,她到车站^[出处]看着平板车上一辆辆坦克和坦克上雕塑般坐着的红军战士^[出处]心里充满幸福感,像孩子一样挥着手走回家^[出处]。进楼时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书中又作加林娜)巴结地递上一封信^{[2 处]}—母亲从喀山写来的^[出处]她读着开头几行便惊慌地唤道:“托里亚呀,托里亚呀!”^[出处]侄子的死讯就在这封信里传到她手里。

苏德战争期间(约1942年)

母亲后来在写给柳德米拉的信里为她担心:她在信里向母亲暗示,自己生活中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不得不去莫斯科^[出处]。她果然到了莫斯科:一天早晨,头戴灰色羔羊皮帽、手提箱子,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柳德米拉家门口^[出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到莫斯科后她告诉姐姐,自己是为克雷莫夫被捕一事赶来的——克雷莫夫已关进卢比扬卡监狱,罪名是托洛茨基分子、与盖世太保有秘密关系。她本人也被传讯:传票要她带身份证到场,一个年轻侦讯员追问她是否了解克雷莫夫的“反革命活动”,还暗示她接近诺维科夫是为了替克雷莫夫搜集情报;侦讯员提到的一个细节——托洛茨基曾称赞克雷莫夫一篇文章“精彩”——她只对诺维科夫一人说过,由此明白这话是经诺维科夫的嘴传出去的。她被要求签字保证随传随到,此后疑心电话被窃听^{[4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尽管已不再爱他,克雷莫夫的处境仍日夜纠缠着她:她在梦里反复见他身陷险境却救不出他,想象他被撕去肩章、在监狱院子里放风,征服她的不再是他的力量而是他的弱小^{[4 处]}。诺维科夫寄来通行证,又托空军的朋友答应用飞机把她送到方面军司令部,单位也批了三周假,让她上前方去;她给诺维科夫写信,把传讯经过和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明知这封信会被军事检察机关看到、会给他招来麻烦,仍一再对自己说“他会了解的”——但也清楚,诺维科夫了解之后,两人便会从此分手^{[4 处]}。姐姐柳德米拉斥她对诺维科夫毫无责任心、拿个人主义当高尚,她只答“人不是为了快活才进卢比扬卡的大门”;两人争执之下,叶尼娅说出气话,提到母亲宁愿孤身留在喀山也不愿与柳德米拉同住^{[3 处]}。

推测为1942年11月末至1943年间的一天

她走上库兹涅茨桥,去卢比扬卡的接待室打听克雷莫夫的下落。排在探监者的队伍里,她听着周围的母亲、妻子聊起各处监狱的规矩——布特尔监狱不收罐头食品,要送大葱大蒜治坏血病;从被捕到进劳改营一般要过一年左右;“不准送东西”是侦讯还没结束的意思。轮到她时,值班人员问明克雷莫夫是十一月被捕的,给她一张查询表;在“和被捕人关系”一栏,她写下“夫妻”,把这两个字描了又描。她明白自己这时只求一件事: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为了他已经扔掉了一切^{[6 处]}。走出接待室,她觉得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张英俊的脸都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有库兹涅茨桥24号^[出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不久)

她住在姐姐家等候消息。一天早晨维克托从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临时改主意没去,她见证了姐姐一家的这场风波,又陪他下棋、听他谈良心与托尔斯泰;她评价维克托脱身检讨是凭良心行事,却说自己“想的不是幸福”^{[2 处]}。这天她第一次见到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索科洛娃,起初用讥笑的口气追问维克托和玛利亚的关系,又说自己不喜欢“圣女”式的女人——那种把顺从与自我牺牲当作美德、其实事事随心所愿却自称牺牲的人,说完又忍不住承认“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好像属于这一类”;玛利亚提出陪她一起去库兹涅茨桥,她婉拒了,说这种痛苦无法与人分担^{[5 处]}。当天下午四点她又要去库兹涅茨桥等回话^{[2 处]}。

1943年2月前后

在监狱接待室排队的日子里,她结识了一批同样打听亲人下落的人,学着别人劝慰自己的话去劝慰旁人:“也许,他在医院里呢”^{[2 处]}。她打听到克雷莫夫关在卢比扬卡内部监狱,起初几次送东西都被拒收;她去克雷莫夫原来的住处,女邻居告诉她两个多月前有人来抄走文件、封了房门,又悄声说他“是自愿上前方的”^{[3 处]}。她始终没有给诺维科夫写信,心里又怜惜、又爱、又后悔、又为前方的胜利高兴、又怕永远失掉他;她认定自己一旦跟克雷莫夫在一起走这条路,就将永远和诺维科夫分开,却又说服自己,不论克雷莫夫原谅与否,他在监狱里一直想着她,需要她^{[3 处]}。在姐姐家的一次晚餐上,她自称“一条小狗,女性的”,又追问维克托是不是在借这话替她开脱——他说,像哈姆雷特那样不坚定、多疑的人,遇到需要时一样能赴汤蹈火^{[2 处]}。与外甥女娜佳的夜谈中,她想起当年薇拉那种单纯分明的爱情,觉得自己此刻的怅惘与那时判若两人,却明白娜佳所说的“从生到死”这一层,在任何时代的战争面前都不会变^[出处]。终于,她送去的东西被收下了——这意味着克雷莫夫“死者要复活了”,姐姐柳德米拉看出她这时的眼神,说“恐怕,你还是爱他的”;同一天,她也想明白了另一件事:诺维科夫绝不可能干卑鄙的事^{[3 处]}。当晚广播传来收复乌克兰一座城市的捷报,播音员列维坦点名表彰的将领里有“诺维科夫上校统率的坦克军”,她轻声“啊”了一声,随后哭了起来^{[2 处]}。

1943年苏军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向乌克兰、顿巴斯方向推进的攻势期间

她终于给诺维科夫写信,宣布与他分手、回到克雷莫夫身边:“我将终身感谢你的纯洁与高尚,但是我有什么办法,过去的生活比我强大,无法把它消灭,无法忘记……不要责备我吧,不是因为我没有错,而是因为,不论我,不论你,都不知道我的错误在哪儿……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在哭,为咱们两个痛哭。”^[出处]这封信在前线的坦克军军部拆开,给诺维科夫带来的痛苦她并未见证。

1943年1月底至2月初

分手信寄出后,她按探监规矩定期送东西——葱、蒜、糖、白面包干——每次都在清单末尾写下“你的叶尼娅”;克雷莫夫在一次审讯之后收到这样一份包裹,对着熟悉的字迹哭了起来^{[2 处]}。她还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为克雷莫夫求情,把底稿寄给母亲;这件事传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站长普里亚欣耳中,成了他不肯援手姐夫斯皮里多诺夫的原因之一——普里亚欣忌惮这位曾与坐牢的克雷莫夫沾亲带故的下属^{[2 处]}。母亲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后来站在斯大林格勒被炸毁的老宅前,细数亲人们难以预料的前路,其中就想到叶尼娅——不知道她是否会跟着克雷莫夫去西伯利亚^[出处]。全书就此把她的结局留在这个悬而未决的问句里,和其他大多数人物的下落一样,不再交代。

沙波什尼科夫家的这位叶尼娅,与歼击机飞行团驻地村庄的女畜牧师叶尼娅·邦达列娃只是同名,并非同一人;后者只出现在团政委别尔曼给政治部的报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