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的妻子、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女儿,随丈夫疏散到喀山。她与前夫阿巴尔丘克所生的儿子托里亚在前线炮兵部队服役,母亲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同住一处^[出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每天早晨她送母亲去肥皂厂上班、送女儿娜佳去上学,再看着丈夫坐下来吃早点。她一望便知丈夫的心思:挠头撅嘴是惦记论文,脸上那副脑肿瘤病人似的苦闷神情是想起母亲。她熟悉他的一切——他喜欢什么汤、袜子窟窿什么样子、两岁时母亲唤他什么小名;但近来她感到丈夫对她有气,他不再跟她谈论文和心事了^{[3 处]}。丈夫责怪她对婆婆冷淡,她心里却数着他亏待托里亚的地方:维克托把托里亚看得那样坏,对娜佳的暴躁懒散却都肯原谅^{[2 处]}。她因此更多地想起第一个丈夫阿巴尔丘克,想找他大姐,让他们看看托里亚像他父亲的眼睛和弯弯的大指头^[出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对儿子的挂念占着她整个心思:她觉得母亲、丈夫、女儿的感情“是用另一种矿石熔炼成的”,托里亚没有信来,而世界上的一切都归结于对儿子的担心^{[2 处]}。唯一真正懂得她痛苦的是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索科洛娃^[出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1942年10月她收到一封军邮信:托里亚胸部和腰侧重伤,流了很多血,自己不能写信,四个星期来一直发烧。她先以为他还活着,再读才明白这是临别前写的信,于是一口气把一麻袋湿劈柴扛上二楼,披上大衣赶到丈夫的研究所^{[3 处]}。研究所里的人正为迁回莫斯科的计划喜气洋洋,只有丈夫一眼看出她出了事。经军医院查问,信来自萨拉托夫,她随即筹钱、办证明,在渡口趁乱挤上轮船,动身去萨拉托夫找托里亚^{[3 处]}。

1942年秋

船沿伏尔加河南下,她唯一的祝愿是“让托里亚活着吧”^[出处]。这艘船是包给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的,要经古比雪夫回莫斯科,军事机关命令它在喀山停靠,载上一批开赴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原定的合法乘客大闹一场,打电话给国防委员会特派员,而战士们反倒觉得自己挤了合法乘客,露出歉疚的神气^{[2 处]}。一等舱坐着人民委员会领导干部,二等舱坐着显要们的妻子和丈母娘,带着用火漆封口的瓶罐、装着蜂蜜和炼过的油顺流而下,最关心的是从古比雪夫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她们不跟战士、水手一起在喇叭下听苏联情报局的晨间新闻,看到坐在过道里的红军士兵和尉官们时表情冷漠,“好像她们都没有儿子和兄弟在前方”^{[3 处]}。

1942年秋

她在甲板上回想一生听到的一次次责难:丈夫笑她心肠只对猫和狗,怪她不肯让婆婆同住——只要她愿意,母亲本不会留在乌克兰;丈夫的堂兄从集中营放出来、即将被送往流放地时,她怕房管所知道而不肯留他过夜^{[3 处]}。母亲至今记恨:父亲病危时她正在加斯普拉休假,赶回莫斯科已经是下葬后第二天^[出处]。她想起自己说过米佳“没罪的人是不会抓起来的”,想起母亲那句“做妻子的因为不检举丈夫而被判十年徒刑”的反问^{[2 处]}。她跟一个生病的老奶奶谈到玛露霞、薇拉和身在沦陷区的婆婆,感到自己的痛苦与这甲板上的痛苦、与牵连着军医院和前线坟地的痛苦是一样的^{[2 处]}。在船上她不由自主地帮人:替战士把卡住的弹簧塞回自动步枪,替炮兵尉官解出一道三角公式,用战士端来的饭盒喝了麦粒儿汤^{[3 处]}。她觉得自己发胖、头发灰白、有高血压,丈夫不再爱她,可“只要托里亚活着就行”^[出处]。

1941年秋至1943年间(古比雪夫作为战时临时首都的时期),具体日期未注明

轮船驶近古比雪夫时,船长接到命令,要继续开往萨拉托夫接运军医院的伤员。一、二等舱里要在古比雪夫下船的是包船的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穿黄鼬皮皮袄的老奶奶带着两个孙子,码头上停着一辆“齐斯-101”小汽车,穿将军呢大衣的黄脸男子向她行军礼、同两个孩子握手;下船的人彼此不道别,转眼便消失不见,轮船上只剩下军大衣和棉军装。柳德米拉觉得,自己同留下来的这些人由共同的命运、劳动和痛苦联结在一起,在他们当中呼吸轻松了些;叙述者却断言,她错了^{[6 处]}。

苏德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未注明）

船到萨拉托夫,迎接她的是粗暴和冷酷:码头上她与一个穿军大衣的醉汉相撞,被推开又挨了一句骂^[出处]。电车上年轻女子一声不响地推挤老人病人,一个刚从军医院出来的盲伤兵抓住一个妇女的衣袖求她扶自己上车,那妇女骂着把他一推,盲人一屁股坐到马路上,挥舞棍子又哭又叫,也没有人理^{[3 处]}。柳德米拉看着那妇女的脸,自问这种无人性来自什么——是童年经历的一九二一年饥荒、一九三〇年的大批死亡,还是穷困艰难的生活;她原把这些劳动大众联结为一个辛劳、贫穷、善良、痛苦的大家庭,此刻他们却像商量好了似的拒绝做有人道的事,仿佛要推翻“穿油污衣裳、在劳动中弄黑了手的人,心肠必定善良”这种说法。她觉得自己的心触到一种黑沉沉的东西,如同置身现实生活的冻土带^{[3 处]}。

苏德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未注明）

这座城市也保存着她童年的温暖记忆:她上过萨拉托夫女子中学初级预备班,冬天早晨父亲给她往热烘烘的白面包上抹奶油,茶炊的圆肚子映着灯光;而这里埋着她的大姐索菲亚——母亲为纪念因谋刺沙皇被处死的女革命家索菲亚·里沃菲娜·佩罗夫斯卡娅而给她取名——和爷爷^{[2 处]}。托里亚所在的军医院设在一座三层学校楼里,门口没有岗哨,院子里堆着长方形棺材;她看着管理员从长匣子里抽出病历卡,听到念出”沙波什尼科夫……中尉”,却像站在上帝面前等候宣判是死是活,一时呆住,弄不清儿子是死了还是活着^{[4 处]}。

二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未注明

军医院里已经知道沙波什尼科夫中尉的母亲来了,接待她的是军医院政委希曼斯基。他料想她必然要流泪、也许还会昏过去,她却先谢绝了他递来的水^{[2 处]}。他讲了手术前会诊的情形、手术的困难、手术做得好,又说医生们认为对这样重的伤就该做这种手术,沙波什尼科夫死于心脏麻痹,病理解剖的结论是这种突然变化医生无法预测、也无法排除——他有意不提会诊中有人反对手术^[出处]。柳德米拉从小包里抽出一张纸,念起自己的要求:把埋葬地点告诉她,和麦捷尔医生谈谈,见见护士捷连季耶娃,把儿子的遗物留作纪念,又请把带给儿子的两罐鲱鱼罐头和一包糖果转送给别的伤员^{[6 处]}。她那双蓝蓝的大眼睛迎着政委的目光,政委不由得眯起眼睛;她走后,政委摸了摸自己的脉搏,没有摸到^{[2 处]}。

卫国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未注明）

得到死讯后的夜里,柳德米拉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公园长椅上坐坐,又到车站里暖和一阵,再重新来回走;她要求的事,政委希曼斯基全给办了^{[2 处]}。上午九点半,护士捷连季耶娃来见她,带她上楼看了托里亚进手术室经过的走廊和一间空出来的单间病房^{[2 处]}。随后麦捷尔来见她:白头发、胖大的身子、黑黑的眼睛下有两个黑黑的圈儿,一双粗大沉重、手指黑黑的粗实有力的手^{[2 处]}。他对她说,罗季奥诺夫教授反对做这次手术,又把手术前他和托里亚谈的话、手术的全过程一丝不苟、毫不隐瞒地讲了一遍;他说自己对中尉托里亚有一种特殊感情,几乎是一种父爱,自认“能做的事,我全做了;但结果是,我的手加快了他的死亡,而没有战胜死亡”^{[3 处]}。柳德米拉明白他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却也觉出麦捷尔要见她一面是为了他自己、想从她嘴里得到宽恕,心里由此对他生出不好的感觉;她临走时仍说相信他为挽救儿子能做的一切都做了,他沉重地喘了一口气^{[2 处]}。

卫国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未注明）

麦捷尔走后,戴皮帽的警卫长告诉她,政委指示用小汽车送她去安葬的地方,中尉的东西已收拾好,最好从坟地回来再带走^[出处]。坐车去坟地的路上,经管殡葬的司务长陪着她,对她说起安葬的情形:棺木都是薄薄的废木板钉成,死者只穿内衣入殓,普通士兵的棺材排得十分拥挤、成为合葬的坟墓,墓碑是未刨光的木牌、字迹歪歪扭扭且易褪色^[出处]。一同来的政委、护士、警卫长、司务长在牺牲了儿子的母亲面前都感到羞愧——政委昨天还洗了淋浴、喝了啤酒吃了下酒菜,护士的丈夫和儿子都在后方,警卫长把一匹华达呢和一双毡靴寄回了家,司务长出门前喝了一小罐药用酒精、嘴里带着酒气和葱味^{[2 处]}。所有的人在牺牲了儿子的母亲面前都感到羞愧,无论人类历史多么长久,想对她说明自己无愧都是徒然的^[出处]。

苏德战争期间（冬季，伏尔加河畔）

她独自一人到坟地,在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灰坟包间找到了托里亚的坟——坟头一根木杆,钉着写有姓名与军衔的胶合板^[出处]。她跪着扶正胶合板,同儿子说话,记起他上学时不爱让人理衣领、在学校里受人捉弄的童年;她用大衣襟盖住他的腿,又从头上摘下头巾盖住他的肩膀,念叨着“怎么能不盖被子”^{[3 处]}。她先拿定主意要把死讯通知他在集中营里的生父阿巴尔丘克、通知维克托和所有亲属,随即又对自己说情况还一点不清楚、也许还会好起来,谁也不必告诉^{[3 处]}。太阳落山,劳动营士兵干完活儿走了,坟地上只剩她一个人;夜里她鼻子里涌出鲜血,头巾被血浸透^{[2 处]}。到天亮,狂乱的精神状态过去,她对一切都冷漠了,站起来抖净头巾、擦去脸上和下巴上的血,不回头、不快不慢地走出坟地^{[2 处]}。

秋季

回到喀山后她渐渐消瘦,越来越像学生时代相片里的样子;她照常上供应商店买东西、烧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却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怎么也打发不过去^[出处]。到家那天,她把去萨拉托夫的情形、自己觉得亏欠家里人的地方、去军医院的情形一一说了,又打开包着儿子被炮弹片炸碎的血衣的小包;听她讲述时,母亲重重地喘气,娜佳在哭,维克托双手发抖端不起茶杯,来看她的玛利亚也脸煞白、半张着嘴,只有她平静地说着,两只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出处]。她一向爱争论,如今跟谁也不争了。维克托问她每天夜里在跟谁说话,她说不知道、也许是做梦;他不再问,却对岳母说,她几乎每夜打开箱子,把被子铺在墙角沙发上,心事重重地低声说话——白天她跟家人在一起如在梦里,夜里说起话来才有战前的精神,他觉得她病了,渐渐变成另一个人^{[3 处]}。她还一天好几次去翻信箱看有没有信来,一有人敲门就急急忙忙去开;来敲门的往往是讨面包的人,她生气地说今天什么也没有,两天前已经给过他们半公斤面包了^{[3 处]}。

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文中未明

她照常做着做了多年的家务事,一面做面条汤、一面谈娜佳的鞋子,像机器一样;丈夫以为她恢复了习惯的生活、以为她对一切都还有兴趣、只是对他的研究没了兴趣,却没看出她像走惯路的行路人一样,绕开坑洼、跨过水沟,已不再觉察坑洼和水沟^{[3 处]}。吃饭时娜佳随口说托里亚喜欢吃煮土豆、不怎么喜欢吃烤土豆,她接口道:“到明天他正好十九岁零七个月。”^{[2 处]}。她又同母亲说起托里亚脸上出粉刺、难过得要她找美容师治药膏,维克托却一味笑话他^{[2 处]}。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她还活在言语的恐惧里:夜里她睡不着,听着大街上的汽车声,光着脚走到窗前、撩开窗帘看一阵等一阵,以为维克托睡了才悄悄回到床上,第二天早晨若无其事地问他睡得好不好^{[2 处]}。她劝维克托记住,他的话万一有一句传到“那地方”,他就完了、她和孩子们也完了;“咱们生活在可怕的时代,你什么也算不上……什么都别说,对谁都不要说”^{[2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

丈夫闭门完成新理论的那些日子,她感到他像自己一样,做什么都出于习惯、像上了发条的钟,心里对外在的生活没有感觉;可这种相似是表面的,相反的原因使他们同家里人疏远,也决定着他们对生与死的态度^[出处]。维克托把那页写满方程式的纸指给她看,说不怕死了、哪怕马上死也不怕;她连声说”我太高兴啦”,心里却在想自己的事,既没把他的话告诉母亲和娜佳,看样子也忘了^{[4 处]}。

1942年11月中旬

母亲从获释囚犯那里带回米佳在远东劳改营里的消息后,她先问”我很想明白:斯大林是不是了解这种可怕的事”,随即又说”就在苏联的孩子们纷纷为国战死的时候,干吗要提这些可怕的事”;丈夫同女儿娜佳为此吵起来,她无动于衷,说娜佳的话都是听丈夫和卡里莫夫、马季亚罗夫说的,他自己在家里也说了不少^{[3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冬天(战争第二个冬天)

一家人回莫斯科的火车上,她一路上睡觉、大声打呼噜,丈夫气她不看看窗外她儿子保卫过的土地^[出处]。回到莫斯科的家里,她显出非凡的精力与干劲儿:打电话找煤气管道主任派来工人,点着所有煤气炉,把天花板、墙壁、吊灯架上的灰土都扫净,擦洗家具碟子,一直忙到深夜^{[3 处]}。她头一件事是收拾托里亚的屋子——丈夫以为她开头会有一段时间不上托里亚屋里去,她却洗好一只中国花瓶,让他放到托里亚屋里的书橱上^[出处]。夜里她穿着内衣站在托里亚敞开的房门前,说:“你瞧,我的托里亚,我一下子都收拾好了,你的屋里也收拾好了,就跟没有打仗一样,我的好孩子……”^[出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疏散至喀山时期)

维克托为契贝任被迫离职、切特韦里科夫被捕愤愤不平时,她劝他用不着这样激动,说他常常和契贝任争论;维克托答“如果不争论,就没有真正的友谊”,她接口道,瞧着他那样喜欢乱说,也会把他的实验室领导职务撤掉^{[3 处]}。维克托让她给切特韦里科夫的夫人打个电话、去看看她,她推说现在这样不合适、她们也不是多么亲近的朋友,她一点也帮助不了她,又反问“以往出了这种事之后,你给谁打过电话吗?”^{[2 处]}。

1943年冬(推断),莫斯科

一天晚上她告诉丈夫,研究所发来给他的食品包:斯维琴在研究方面毫无本事,却领到二十个鸡蛋,不知为什么只给他十五个,名单上他和索科洛夫都是十五个;她把这套等级分配称作“按劳分配的原则”。维克托抱怨这种食堂“连一点儿社会主义气味也没有”,她劝他别乱说——他这样又爱发火、对什么人都看不惯,会被人赶出研究所,过不了多久就没人肯上家里来了;夜里维克托想同她谈谈心里的不痛快,她已经睡着了^{[5 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当晚至会后第三天

丈夫的论文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会议上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后,她在限额供应商店里被一位科学家的夫人认出来——发问的人问“您站在谁后面?”,回答是“我站在施特鲁姆夫人后面”^[出处]。夜里丈夫告诉她获奖的事,她叹“要是托里亚知道了,才高兴呢”;丈夫则说,这事儿自己也不能写信向妈妈报告了——母亲还在沦陷区^{[2 处]}。丈夫说给希沙科夫打电话没打成,她接口“是啊,是啊,王牌打得不是地方,就像你妈妈常说我的”^[出处]。那天夜里将近十二点娜佳还没回家——她说是去好朋友玛伊卡家,说玛伊卡父亲的汽车有夜晚通行证,会送她到街口;柳德米拉放心不下,一晚上催丈夫注意^{[2 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当晚至会后第三天

她在商店里听说斯维琴也被推荐为奖金备选人——因为散射理论,那论文还是在战前发表的——料定“他会得奖的,你得不到……这都怪你自己”;丈夫反讥“上面有人不喜欢我呀”,她顶回去“你需要的是我母亲。她处处都附和你”,又翻出旧账“可是你妈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托里亚”。维克托觉得妻子也成了外人,那样顽固而不讲理,让人感到可怕^{[8 处]}。

1942年秋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丈夫与希沙科夫冲突后回家,开口就说要离开研究所;她讥他摆出罗蒙诺索夫或门捷列夫的架子,“你离开了,自会由索科洛夫或者马尔科夫接替你”,又劝他让兰杰斯曼上前线,免得让人形成“犹太人就想把犹太人安排在国防部门的研究所”的看法^{[3 处]}。随即又心疼起来,给他理领带、抻衣摆、往杯子里倒心脏病药水、替他试脉搏,两人之间出现了那种“不需要言语和思考”的充分理解^{[4 处]}。她告诉丈夫娜佳几乎每天过了宵禁才回家,昨夜她看见娜佳同一名军人在牛奶铺旁边接吻^{[2 处]}。娜佳回家后她追问为何撒谎说在玛伊卡家、说复习功课,娜佳反问她母亲当年是不是也对她外婆撒过谎;她想起自己赴约前对母亲谎称上图书馆的事^{[4 处]}。她心里明白,过后娜佳会哭着把洛莫夫的事告诉她,而她自己无论碰上什么事都会想起托里亚——“托里亚不在了”^[出处]。

苏德战争期间(约1942年)

在莫斯科,她照旧每天去看托里亚的屋子——屋子里空荡荡,他始终没有回来。她收到母亲从喀山写来的信:母亲独自留在喀山,房东太太在柳德米拉走后表现出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信里提到叶尼娅、薇拉、斯皮里多诺夫,唯独没有托里亚的名字,她心里那点希望又退到僻静的角落,却没有屈服。母亲为叶尼娅担心:叶尼娅在信里暗示自己生活中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不得不上莫斯科去;谢廖沙、薇拉和斯皮里多诺夫还是没有音信。母亲只字不提自己的身体和房间是否暖和,她知道那是怕她难过^{[5 处]}。

苏德战争期间(约1942年)

她想给母亲写一封长信,检讨自己不能为母亲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母亲宁愿一个人留在喀山;战前起亲戚们就不来她这套大房子探望过夜,如今连最亲近的人也不来了,信却写不成,她撕了四张纸^{[2 处]}。晚上她又把母亲的信看了一遍,走到窗前,把心里一切似乎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对维克托的爱、为他担的忧、对他的恨,没有吻过姑娘就离开人世的托里亚,站在空荡荡街心的尉官,喜气洋洋走上斯大林格勒住宅楼梯的薇拉,无家可归的母亲——她心中充满活着的感觉,活着曾经是她唯一的欢乐和唯一可怕的痛苦^{[3 处]}。她把丈夫看得很透:他们的关系已经坏了,维克托常常对她发火、对她冷淡,而可悲的是她对这一切也冷漠了。她认定推动维克托行动的只是个人主义,他谁也不爱,为个人痛快、为显示自己、为扮演保护弱者的英雄,连自己的科学和家里人的安宁都可以牺牲;昨天他为娜佳担心时倒忘了自己的个人主义,她却怀疑他能不能为托里亚操操心^{[2 处]}。

1943年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不久

研究所里维克托受到冷遇的那些日子,她一面为丈夫担心,一面也数落他的自私——他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事,晚上还要出门去找刚回来的契贝任,却不肯想想娜佳的事有多让人不放心;她自己则要一整天孤零零地待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像丈夫朗诵的诗句那样“看不到客人,也看不见朋友”^{[3 处]}。一天早晨,她正等着约好的木匠来修托里亚房间的门,开门却看见妹妹叶尼娅提着箱子站在门外;她连声喊出妹妹的名字,一面拥抱她一面说:“托里亚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2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不久)

学术委员会开会批判维克托那天,她见丈夫临时改主意没去参加检讨,先是惊呼“那现在会怎么样”,随即说“听天由命吧”;她扬言要是自己在场,就要打那些一会儿捧他为“科学的希望”、一会儿冲他吐唾沫的人的嘴巴,又说家里就算什么供应也没有了,大不了卖东西、上别墅去卖草莓,自己还能去中学教化学^{[4 处]}。听丈夫把自己的物理论文比作托尔斯泰式的写作,她一句“你想在物理方面写出《战争与和平》,还早着呢”让他十分尴尬^[出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得知克雷莫夫被捕,她脱口说“他可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呀”,又想起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对富农的凶狠劲儿、对被镇压者的漠不关心,说他“对维克托很有影响”。听妹妹讲被传讯的经过,她一面斥她对诺维科夫毫无责任心、把送东西给被捕者说成不是个人主义“归根究底都是个人主义”,一面又在心里想:托里亚本来也可能被卷入这类嫌疑。争执中她说出气话,怪叶尼娅住得漂泊、还嫌弃自己“性格乖僻”,又不留神提到母亲宁愿孤身留在喀山也不肯搬来与自己同住,说完便懊悔话说得太尖刻^{[7 处]}。

1943年2月前后

这段日子家里笼罩着一种不自然的安静。她从配给商店回来总是心情很坏,说一些熟人的家属不再和她打招呼了;看着维克托一听电话铃就哆嗦、疑神疑鬼地怕人按门铃,她说这就是“迫害恐惧症”,一九三七年精神病院里就住满了这样的人^{[3 处]}。叶尼娅送去克雷莫夫的东西终于被收下的那天,她一眼看出妹妹的眼神,说“死者要复活了”,又说“恐怕,你还是爱他的”^[出处]。

冬末至初春（约二三月间，续租期限五月前）

学术委员会作出对丈夫不利的决议后,家里陷入清贫:住房面积、供应卡、身份证明这类生活琐事日夜压在她身上,丈夫的通讯院士津贴勉强够付房租水电,续租别墅的欠款让她和丈夫都感到为难。她对丈夫说“咱们能过得去!我可以缝衣服,在家里给人家做活儿,可以绣手帕,还可以去做试验员。可以养活你”^{[3 处]}。听说索科洛夫在会上没有发言,只是不许玛利亚再来往,她说“总归索科洛夫的表现还是十分正派的。可是究竟为什么玛利亚不和咱们来往了呢,难道他这样害怕吗”^[出处]。

苏德战争期间,具体年份不详

房管所约维克托次日谈话,她猜是要他签字认罪,一时慌乱竟忘了细问缘由^{[2 处]}。电话铃响起,她听不出对方的声音,只叫维克托来接;听他对着话筒改口说“您好,斯大林同志”,她慢慢给自己、又给他画了一个十字^{[3 处]}。放下话筒后她说“托里亚再也不会知道这种事儿了”,又走去把托里亚房间的门开了^{[2 处]}。她催维克托给希沙科夫打电话,被他拒绝;晚饭时她告诉娜佳“恨你的人、害你的人这一下子完啦”,想象研究所里将会出现的情形^{[3 处]}。第二天清晨她走进他房里,抚摩他的头发、吻他的额头,说自己仿佛在梦里听到他夜里同什么人通了电话;他称她是做梦,她没有再追问^{[3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胜利之后

此后她与妹妹的朋友玛利亚重新和好,两人先在电话里长谈,再见面拥抱,各自检讨此前的猜疑与不信任^[出处]。一天早晨她告诉丈夫,家里坐牢的人又添了一个克雷莫夫,“好在叶尼娅现在不在莫斯科”;丈夫提醒她该把叶尼娅托付的二百卢布送去,又提议给叶尼娅写信邀她来莫斯科,她照办^{[3 处]}。玛利亚来过电话那天,她看着丈夫神色骤变、连契贝任的电话都能推迟却为玛利亚的消息坐下细问,终于把心事说穿:“瞧,现在玛利亚多么重要,多么叫人感兴趣”,说话时眼里含泪;丈夫下楼时明白,妻子这几分钟里已经看出并证实了他对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的爱情^{[3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获胜后不久

维克托在一封谴责同行医生的公开信上签名后,整夜为此自责、不敢再见契贝任;家里人中只有一向爱和他争吵的柳德米拉听他说起此事后,立刻宽慰他:“维克托,不应该难过。我觉得你最聪明,最实在。既然你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说,应该这样”^{[2 处]}。

1943年3月前后

书末,母亲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站在斯大林格勒被毁的旧居前,想到几个女儿此刻各自的处境,自问“柳德米拉怎么样呢?家庭不和睦会造成什么结果?”——柳德米拉与维克托的婚姻裂痕、玛利亚在其中的位置以及一家人此后的命运,都留在这未解的悬念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