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索科洛夫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索科洛夫是苏联物理学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在疏散到喀山的研究所里的同事与朋友。他家是喀山一群知识分子的聚会之处,常聚着一屋子人抽黄烟、争论几小时;柳德米拉嫌他把妻子玛利亚累得“既不能躺一躺,又不能坐一坐,而且挨够了烟熏”^[出处]。他出身伏尔加水手之家,却说话文绉绉的、谈起什么都长篇大论,让人很难相信他有那样优雅斯文的谈吐;他为人善良而高尚,脸上的表情却显得狡猾又严酷。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一个劲儿地洗手,吃面包还要把手指碰过的面包皮剥掉^{[2 处]}。维克托宣读他的论文时,惊讶于他思考得那样细致大胆、表述和证明那样简洁,平日说话却那样冗长啰唆^[出处]。他对暴虐者的残酷与凌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宗教式顺从,施特鲁姆因此觉得没法同他谈自己最深的念头^[出处]。战前他最不喜欢谈政治,维克托一谈到政治他就沉默下来或故意换个话题^[出处]。他回避这类话题有深重的来由:一九三七年他被抓去,受到严厉审讯,审讯以后在精神病院住了四个月^[出处]。只有妻子玛利亚知道,他多么痛恨一九三七年的事和普遍推行集体化时的惨无人道,心灵有多么纯洁,可思想被束缚得多么厉害、对政府多么顺从俯首帖耳;正因如此他在家里像老爷一样任性,玛利亚替他刷鞋子、擦汗、在别墅散步时用小树枝赶蚊子^{[2 处]}。在莫斯科,只要一涉及这类话题他就闭上嘴巴、一句话不说,只在喀山自己家里的茶会上才偶尔不躲避^[出处]。马季亚罗夫被关在卢宾卡的十一个月里,他只给克拉娃——马季亚罗夫的亲妹妹——打过一次电话,还不准玛利亚给她打电话——马季亚罗夫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当面说他也许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不过他的心灵却带有奴性”^[出处]。对集体化时期和一九三七年的许多残酷的事,他没有任何抱怨,似乎把它们看作自然降下的、上天降下的灾祸;维克托觉得他信仰上帝,这种信仰表现在他的研究中、他对当今世界强者的顺从里、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中^[出处]。研究所筹划迁回莫斯科时,他兴冲冲地拿着回迁计划来找柳德米拉报喜;施特鲁姆因托里亚之事不得不离开时,他只看一眼便猜到老朋友又遇上了难过的事^{[2 处]}。他的实验室里有两位卓越的科学家:实验物理学家马尔科夫和又放荡又聪明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出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

施特鲁姆闭门完成新理论时,实验室的工作由他主持^[出处]。他是第一个了解施特鲁姆想法的人,听讲时眼里含泪,称赞那论断“从美学角度来看也是完美无缺的”;随后他又以惯常的、施特鲁姆最讨厌的神学教员口气责备他信心太差、耐性太差^{[4 处]}。他称这成果“预示着了不起的结果”、是“独特的解决方法”,施特鲁姆听来都刺耳;他又提起当年萨沃斯季扬诺夫受他痛斥的比喻——科学家像看到别人创了纪录而失落的运动员,施特鲁姆由此直问他是不是因为不是自己创的纪录而不高兴,他承认就像洛伦兹那样,不是他而是爱因斯坦完成了洛伦兹的方程式,又立即改口说是玩笑,施特鲁姆知道他心里正是这样想的^{[7 处]}。他不再喜欢自家的星期六茶会,说“在俄罗斯最困难的时候,专挑俄罗斯人的毛病,实在不太好”,还同亲戚、聚会主要发言人马季亚罗夫吵了一架^{[3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冬天(战争第二个冬天)

回莫斯科的火车上,他让妻子玛利亚睡上铺、自己睡下铺,一路上打着呵欠说车厢里太闷,对施特鲁姆的到来也没有显出高兴;施特鲁姆气恼极了,把他看作“难以相处的人,又懦弱,又拘谨,同时又自负得不得了,城府很深,又爱记仇”^{[4 处]}。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回到莫斯科后,他在科学院会议上与施特鲁姆重逢。他难得说别人坏话——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出于那种不能责难别人的宗教式感情——唯独院士希沙科夫总使他生气,他常常骂他、嘲笑他^{[2 处]}。施特鲁姆与中央委员会科学处的年轻人争论时他就站在旁边;他把那年轻人的姓氏凑到施特鲁姆耳边小声说了出来,又拿马克·吐温小说里在税务检查官面前夸耀收入的人物打趣他^{[2 处]}。他劝施特鲁姆不必难受:希沙科夫不会重视他的论文,“这儿有多少荣华富贵的事要忙活,您的论文可是实在事情呀”——他的眼神和声调里流露出真诚和温暖,这正是施特鲁姆在喀山那个秋日黄昏去找他时想得到而没得到的^{[2 处]}。他家的住房还没收拾暖和,玛利亚托他问候施特鲁姆一家,打算第二天下午去看柳德米拉^{[2 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疏散至喀山时期)

契贝任被迫离职后,施特鲁姆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对他说“可见,您和我不是大多数”;他摇头回答,在这样的时期,个人主义和执拗是不容许的,战争时期,领导同志和契贝任谈话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考虑自己、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施特鲁姆用“还有你吗,布鲁特斯?”这句挖苦话掩盖慌乱^{[3 处]}。当晚实验室里只剩下两人,他劝施特鲁姆别像公鸡一样直蹦直跳,说他半小时内破坏了同新所长、同科学处年轻大人物的关系,玛利亚吓得夜里睡不好觉;他说在研究方面谁也不会干涉施特鲁姆,可以痛痛快快地喘气^{[2 处]}。施特鲁姆问他为什么当着斯维琴的面那样说契贝任,说自己并不是丹东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答道,政治演说家恰恰是那些在创造方面无所作为的人,而“你我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又拿马季亚罗夫说过的那些“乱说废话”作比^{[3 处]}。作者写道,他们过去多次争执和口角都被忘记了,这次短暂的争执却没有过去:人们之间一旦出现内在的分歧而又不了解这种分歧,偶然的一句话也会变成一把尖刀,对友谊是致命的^{[2 处]}。

1943年冬(推断),莫斯科

契贝任离职一事之后,施特鲁姆夜里想起同他谈起契贝任的那场谈话,骂他“一副奴才相”“真是个奴才”^{[2 处]}。研究所的鸡蛋分配名单上,他与施特鲁姆同列十五个;施特鲁姆竟为此难受——他明白与党委委员斯维琴的差距”在党国方面”,却受不了在科研能力的评价上同索科洛夫并列^{[2 处]}。

1942年11月

回到莫斯科后,他不再同施特鲁姆争论,倒是希望避开争论。施特鲁姆问起马季亚罗夫有无信来,他说直到离开喀山两人都没有再见面,想起那时候谈的一些话“越来越觉得不痛快”:“咱们因为灰心丧气,就想把战争时期的暂时困难说成是苏维埃制度的所谓缺陷造成的。一切被看做苏维埃制度的缺陷的,恰恰是其优越性。”施特鲁姆反问“比如说,一九三七年也是优越性吗?”,他避开正面回答,只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近来咱们不论谈什么,您都要使谈话变成争论”^{[5 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当晚至会后第三天

施特鲁姆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的当晚,他在电话里说“今天我不上你们家去了,抽出二十分钟和您在电话里谈一谈吧,我实在太忙了”,激动而高兴;妻子玛利亚接过话筒道贺,请他代向柳德米拉表示祝贺^{[5 处]}。

1942年(卫国战争期间)

希沙科夫在家里宴客,他去了,副所长科甫琴科也坐小汽车到,施特鲁姆不在被请之列^{[2 处]}。他告诫施特鲁姆:许多人称赞他、崇拜他,是在帮倒忙,“因为这样领导很生气”;加甫罗诺夫说他的论文与列宁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巴季因支持此说,为开展维护科研党性的运动,所领导可能有意选定施特鲁姆做替罪羊;问他自己为何不当场反驳,他说“我认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反正无法推翻他们的定论”^{[4 处]}。施特鲁姆问起马季亚罗夫,他沉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没有,我没有收到喀山方面任何信件。”^[出处]

1943年早春

施特鲁姆与领导冲突后想找他谈谈,他早晨就上科学院去了,后来打来电话,说有事耽搁、不一定到研究所来^[出处]。他既没有把巴季因那句话、也没有把寄给马季亚罗夫的挂号信被退回的事告诉施特鲁姆;玛利亚背着他对施特鲁姆解释,他害怕,并且认为施特鲁姆原则上不对——“他是一个好人,他受的折腾太多了”^{[4 处]}。

1942年11月下旬

研究所墙报登出不点名批判施特鲁姆的文章那天,他当面称赞施特鲁姆“一整天都在工作,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毅力真了不起”,却仍不肯说文章写了什么,只说“文章与文章不同”,又告诉他一级试验员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看了文章心脏病发作^{[2 处]}。

他察觉妻子玛利亚与施特鲁姆之间的感情,以有病、担心自己的性命为由,要玛利亚保证今后不再与施特鲁姆见面;玛利亚应承下来,主动找施特鲁姆告别、断绝了两人的来往^{[2 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后数日

学术委员会做出对施特鲁姆不利的决议后,他既不打电话告知情形,也不许玛利亚给施特鲁姆家去电话;施特鲁姆和柳德米拉都由此断定他在会上发过言,是他不准玛利亚打电话的这件事,让施特鲁姆觉得比任何老同事、老熟人的疏远都更难原谅^{[3 处]}。

冬末至初春（约二三月间，续租期限五月前）

柳德米拉的女友辗转带回会议记录:他其实没有发言,称夜里心脏病发作、说话困难;柳德米拉认为“总归索科洛夫的表现还是十分正派的”,却不解他为何不许玛利亚再来施特鲁姆家。施特鲁姆没有生任何在会上发言的人的气,却唯独因这件事对他气得发胀,浑身发热——同时他也暗暗知道,自己也有对不起索科洛夫的地方^{[5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胜利之后

他病中害了肺炎,病前已同希沙科夫谈妥调动,被任命为新组建实验室的主任;此后又因战前发表的著作再度被推荐为斯大林奖金备选人,收到英国青年物理学家的热情来信,据传将在科学院选举中当选通讯院士——仕途依旧一帆风顺。他为何要求调出施特鲁姆的实验室,连消息灵通的马尔科夫也说不出真正的原因^{[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