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艾希曼

1942年11月

阿道夫·艾希曼(书中单称“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军少校,帝国保安总部(RSHA)犹太事务科(IV B4)负责人,大屠杀中把欧洲各地犹太人押往灭绝营的运输与组织事务的主要执行者。小说里他是受希姆莱差遣、听取利斯汇报的党卫军少校:利斯视察集中营附近的工程后本要飞往柏林向他汇报,却接到电报说艾希曼已乘汽车上了慕尼黑公路干线、当夜赶到工地来当面听汇报,利斯的柏林之行因此落空^{[3 处]}。他约莫三十五岁,手套、帽子、靴子这三样表现德国武装力量的神气、高傲和优越性的东西,跟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所穿戴的完全一样^[出处]。利斯战前就认识艾希曼一家,两人是同乡——利斯在柏林大学上学、后来在报社和哲学杂志编辑部工作时,回乡常遇见中学时代的同学艾希曼^[出处]。

1942年秋

书中写艾希曼战前过着不起眼、单调的生活:做过外地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在柏林中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公司宁肯录用“一个很不像样的不知是什么民族的人”(也许是波兰人,也许是意大利人)也不用他;他想上大学,考官一看见他浅色的眼睛、圆脸、浅色平头和又短又直的鼻子就没有劲了^[出处]。格罗斯曼由此铺开一种论说:艾希曼这类人对“崇尚世界主义、失去民族特点的知识分子”满怀嫉恨,而恰恰是这些“最聪明、最有学问、最能冷眼旁观”的犹太人推进了德国的染料化学、氮合成化学、强射线研究和优质钢生产,外国的学者、艺术家、哲学家来德国也正因为他们——平庸的嫉恨与它所敌视的文明,构成这场描写的核心对照^[出处]。

1942年秋

此刻他手里的一份文件世上只有希特勒、希姆莱和卡尔津布伦涅尔三个人知道。他把它锁进保险柜,走出办公室:门口停着警察要员专用的黑色大轿车,卫兵敬礼,副官打开车门,一路上警察对汽车行礼、急放绿灯,汽车穿过柏林街道,上了秋天的公路干线^{[2 处]}。紧接着这幕,小说依次扫过斯莫列维奇、基辅、敖德萨、华沙、斯大林道尔弗、布达佩斯、法斯托夫、维也纳、梅利托波尔与阿姆斯特丹——散居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的居所——然后落到“集中营的铁丝网、毒气室的墙、防坦克壕的黄土把千千万万人联接在一起,死神在等待着他们”^{[2 处]}。他手中的文件,正是这些人的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具体年月原文未言明

集中营里的会面写的是这场汇报的另一面。艾希曼到工地前已去过集中营警备队、同建筑工地主任谈过,说自己的时间不多、最迟明天要上华沙去;建设者赖内克在毒气室中间放一张小桌,摆上酒和菜,请他和利斯夜饮,他在水泥密闭室的寂静中大口吃火腿面包,举杯说“祝咱们为党国效劳取得更大胜利”^{[4 处]}。他长着粉红色大指甲的白胖手指翻阅文件时,利斯觉得他并不认为这种事与别的事有什么不同;早晨他穿着裤衩在打开的窗前做早操,晨雾中露出一排排集中营棚屋^{[2 处]}。他自称与利斯同乡,提起一个自己这个小业主的儿子当年不能进的俱乐部;利斯问起“准备处理多少犹太人”,他回答了几百万,并说这个数目自己是第一次对人说出,连同在贝希特斯加登、帝国内阁和元首府那几次,总共只说过七八次^{[5 处]}。他带着冷笑说出“万一希特勒失败了,那咱们就一起上吊”,又称两年后可说“我们用二十个月的时间解决了人类用二十个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3 处]}。利斯目送他远去,生平第一次对他感到又害怕又羡慕^[出处]。

史实上,艾希曼1906年生于德国索林根,少年时随家迁居奥地利林茨;未完成工程学业,先后在父亲的矿山和一家电气公司的销售部做工,1927至1933年间当旅行推销员。1932年加入奥地利纳粹党,1934年进希姆莱的保安处,成为主管“犹太人问题”的官员,1938年在维也纳主持“犹太移民局”。1939年底调入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处,执掌“犹太人事务与撤离”科(IV B4)。他的真实军衔是党卫军中校(Obersturmbannführer),书中作“少校”是一处改笔。1942年1月他筹备并出席万湖会议,海德里希在会上正式委托他执行“最终解决”,他随后总调度把欧洲各地犹太人押往灭绝营的列车。书中所记的“卡尔津布伦涅尔”即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海德里希死后接任)。战后艾希曼从美军拘押营逃出,化名潜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捕获并押解到以色列,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审,1962年被处决。格罗斯曼写下的这个平庸嫉恨者变成大规模杀人组织者的形象,先于汉娜·阿伦特1963年据艾希曼受审提出的“平庸之恶”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