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茨涅林鲍肯

1942年秋冬季（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

卡茨涅林鲍肯是克雷莫夫在卢比扬卡囚室的狱友,莫斯科有名的报幕员——克雷莫夫当年带妻子上圆柱大厅参加音乐会,在舞台上见过他^[出处]。他早年是肃反干部:二十多年前开始在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手下工作,此后又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领导的内务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部工作,有时在中央机关,有时主持大规模的劳改营建设;一九三七年他审讯过克雷莫夫的不少朋友,参与制定处治反对派首领的方案^[出处]。如今他自己被关进这座当年工作的楼房。看守以姓氏首字唤他——“谁是‘卡’,跟我走”,囚室里的规矩从此就管他叫“卡”;克雷莫夫入狱那夜他被提审,床铺直到早晨都是空的^{[3 处]}。他是囚室里被提审次数最多的人,却心平气和、处之泰然^{[2 处]}。

1942年(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进行中)

他什么都知道,又什么感情都没有。他断言“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上写的是谁,谁就有罪,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摩尔人已经把事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超过对列宁:“敬佩斯大林,胜过敬佩列宁。他是我真正爱戴的唯一的一个人。”他谈起在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头几年,声音里泛起兴奋的意味,说“那时候多好呀,那些人多棒呀”^{[4 处]}。

1942年(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进行中)

他有老派文化人的趣味:引用法朗士,引用巴别尔笔下别尼亚·克里克的话,说起大剧院的歌舞演员都亲切地叫名字和父称,搜集珍本古书;被捕前不久搜到一部珍贵的拉季谢夫文选,想交给列宁图书馆,说“那些浑蛋会让那些书散失”。他的妻子安格琳娜是芭蕾舞演员,他担心文集的命运显然胜过担心妻子,理由是“我的安格琳娜是一个聪明女子,她不会倒霉的”^{[4 处]}。

1942年(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进行中)

囚室里他劝克雷莫夫“帮助侦讯员”,说反正“专门会议会作出早就作出的决定”;他描述北极圈沿岸劳改队上工的景象——犯人像死人一般沉默,头顶是绿的和蓝的北极光,四围是冰雪,黑沉沉的北冰洋在怒吼。这位当年的执行者如今沦为囚徒,国家吞噬着自己曾经的仆人。夜里他心脏病发作,昏迷后被人搬上担架抬出囚室^{[4 处]}。

克雷莫夫一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回到囚室,卡茨涅林鲍肯告诉他,同室的德列林格又被特别会议加判十年、一共三十年了,鲍戈列耶夫已转去别的囚室。听克雷莫夫说起“新的克格勃会专门搜集人一切好的行为”这个近乎天真的设想,他漫不经心地插话: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还是会把人弄到这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他无法理解克雷莫夫那张满是伤痕的脸为什么在幸福而安详地笑着^{[3 处]}。

在克雷莫夫审讯之间的一个夜晚,他向克雷莫夫完整讲出了自己关于劳改营的理论——不再是歌手的口吻,而是预言家的口吻。他讲到弗伦克尔从被囚禁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变成国家保安机关中将的经历,讲到一个在莫斯科干了多年、行刑时要求把死囚衣服交给保育院的拉脱维亚老刽子手,讲到另一个靠到国营农场杀猪取血充当“治贫血病的药”打发苦闷的行刑者,讲到一九三七年夜里对被判“剥夺通信自由”者执行死刑时莫斯科焚尸炉冒出的浓烟,以及被动员抬运尸体的共青团员一个个疯掉的情形^{[4 处]}。他断言劳改营世界正在吸收现代文明——电力机车、推土机、涡轮机、飞机与无线电通讯、自动车床、选矿系统——发展速度远超铁丝网外的社会,却仍派不上许多学者专家的用场;他把劳改营内的秩序(刑事犯统治政治犯、外行领导内行)与劳改营外的社会现实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不是相反的,而是符合对称定律”^{[4 处]}。由此他推出结论:只要劳改营制度勇敢地排除阻力和缺陷继续发展,就会同外面的社会融为一体,监狱与自由的界线终将消灭,这是“理性”战胜“个人自由原则”的胜利;也许要经过几百年,这种制度才会自行消灭、渐渐产生民主与个人自由——“但是我不希望生活在那样的时代”^{[5 处]}。克雷莫夫当面指他把保安机关当成了上帝,他坦然承认:“我是一个信神的愚昧的老头子……保安机关统治着二十世纪的人类”,反问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究竟是谁说得对^{[2 处]}。听克雷莫夫提到德列林格又被押回劳改营,他答:“就是这个可恶的老头子搅乱了我的信仰”——这句话是他在书中留下的最后一句,此后再未出场,去向没有交代^{[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