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廖兹金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别廖兹金是苏军一名步兵团团长,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军衔为少校,率本团据守红十月工厂附近工人村的一段防区,与巴秋克的师相邻,彼此互称“邻居”^[出处]。他本名伊万,妻子塔玛拉唤他“万尼亚”;她带着女儿柳芭疏散去了乌拉尔,起初一直没有信来,他每天想她们,总说“会来信的”^{[2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1942年10月的一个早晨,他在掩蔽所里醒来,听勤务兵格鲁什科夫汇报:大口径机枪朝食堂扫射打死管理员、工兵营捞到五公斤被炸弹震昏的鲈鱼送给了营政委莫夫绍维奇。他喝完茶吃了牛腿肉冻,便沿防地巡视^{[2 处]}。路过德国人盘踞的房子前,他把“头一个跑过危险地带”的首长特权留给自己,抢先跑过开阔地段,格鲁什科夫随后被一梭子弹打掉了鞋后跟^{[2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他来到食品店地下室里的营指挥部,撞见步兵营长鲍丘法罗夫与工兵营长莫夫绍维奇摆早饭、放留声机唱片;他一笑而过,只问莫夫绍维奇那五公斤鲈鱼在哪里,随即又当场放过了他们——他记得鲍丘法罗夫夜里打退德国人、天快亮被埋在土里,记得莫夫绍维奇常带工兵在受坦克威胁的街道上匍匐伪装反坦克地雷^{[4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他有一套关于勇敢与胆怯的私人看法:经得住这种日复一日的紧张,靠的是发自内心的镇定,胆怯和怕死是一时的毛病,“像伤风感冒,可以治好”。他自己战争初年曾因自作主张带一团人从德军火力包围中撤出被上级批评胆小,来斯大林格勒前又为躲德军迫击炮把部队调到高地另一面,师长责备他不够勇敢,他没有作声^{[3 处]}。巡视中他告诉营长们:德国人正把兵力调出城区集中进攻,坦克很多;他一面体恤基层——把白翠菊花别回中尉口袋、说“算我送给你的”,一面又毫不含糊地布置支援“6-1”号楼房、要求夜里派人去接应,并数落营里伤员睡地、连指导员索什金醉酒、连长手上戴四只手表这些毛病^{[4 处]}。他本人做了多年下属、不习惯当首长,说起“首长”的索取(“你有好炊事员,我就要你的炊事员”)时坦率得近乎自嘲^{[2 处]}。巡视结束,他让鲍丘法罗夫送点腌白菜来,“好歹我也是首长嘛”,自己朝工厂第三车间德尔金那儿去了^[出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1943年）

师长后来问他能不能把“6-1”号楼房的人撤出来,他说不能撤:楼里有对岸炮兵部队的观测点,还有一个工兵排能阻止敌人坦克运动,敌人消灭这个据点以前未必会发动总攻,只要得到支援它能支持很久、打乱德国人的部署;电话线修不通,联络人员只能在夜里进楼,他主张派一名报话员过去^{[2 处]}。夜里索什金带兵给楼房送去弹药和报话机,回来报告守卫队队长拒绝写书面汇报——“我们没工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文字玩意儿,我们要报告就向德国佬报告”。他摇着头骂“这个粗野汉子”,却为楼里那套游击作风辩护:有主动性、有独立性,“很好”,甚至幻想自己也落进包围圈、暂时摆脱这些烦琐的公文游戏^{[5 处]}。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接话说“恰好,现在又要玩公文游戏了”,要他写详细报告、由自己交给师政委^[出处]。他在团部见到将被派往楼里的报务员姑娘,心酸地说“怎么能把孩子们送到前线来”,又温言让她有事直接通过报话机向他报告^{[3 处]}。凌晨,团部向师部报告:”6-1”号楼里的人打通了与工厂水泥地道相接的地下通道,进入拖拉机厂的车间^[出处]。

1942年11月中旬

1942年秋末,他害起重病躺在掩蔽所里,脸烧得通红,睁着失神的、透明的、茫然的眼睛;团政委皮沃瓦罗夫决定向上级报告他的病情,师政委随即叫皮沃瓦罗夫担当起团的指挥任务^{[2 处]}。

1942年秋

病中,妻子塔玛拉的信终于送到。这封信已经由军事检查机关的检查人员看过,充满柔情与惆怅,写着女儿柳芭总问爸爸为什么不在身边、一个叫斯拉瓦的亲人已经不在人世,信里一遍遍地唤他“万尼亚”;他起初连看也不看,勤务兵格鲁什科夫把信拿到床边清清楚楚地念给他听,他才伸出手说“给我”^{[4 处]}。他要求“今天一定要给我治好”,让格鲁什科夫把他扶进盛着半桶滚烫河水的空汽油桶里泡着,泡到昏迷、出汗,又要“再加一些开水”,终于爬出来擦干躺下^{[5 处]}。当夜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因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向这一地区集中、绕过师长直接给团里打电话,他接电话自报“我是别廖兹金中校”,说“是有一点儿伤风,不过现在好了”;崔可夫拿“德国佬就要给你喝点儿热牛奶”和“糖拌生蛋黄”取笑他,让他别想后退^{[4 处]}。德军对拖拉机厂地区发动决定性突击的那天,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正是他的团;他辖下的“6-1”号楼房在轰炸中被炸平,楼内守军几乎全部牺牲^{[3 处]}。

1942年秋

突击当天,一颗炸弹落在他团指挥所所在的地下煤气管道检修处上方,把正在里面的别廖兹金、营长德尔金和营报话员埋在下面。他被石头粉灰呛得喘不上气、耳朵震聋,起初以为自己完了,一根铁梁悬在头顶撑住狭小的空隙;几个人无法自行爬出,德尔金唱起电影歌曲,他也跟着唱,直到地面上的勤务兵格鲁什科夫不顾双手皮肉破损,拼命扒开石头、混凝土块和断钢筋,把他拖出来。他刚出地面便向团政委皮沃瓦罗夫问起各营与被困大楼的情形,得知“6-1”号楼里的人全牺牲了、格列科夫也死了,只活下来一名侦察兵和一个民兵老头子,德军坦克正借楼房的瓦砾堆做掩护向鲍丘法罗夫营开火^{[5 处]}。电话随即接通,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在听筒里告诉他:师长负伤、副师长和参谋长牺牲,命令他担任师长职务,又说他在空前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率全团顶住进攻,“好同志,我拥抱你,祝你成功”。他随即把团交给皮沃瓦罗夫指挥,自嘲整个战争期间上级一直对我不满意,如今在地下闲待了一阵、唱了歌,却得到崔可夫的感谢、又捞到师长头衔^{[4 处]}。

1943年3月前后

一九四三年春,他负伤住院,从军医院请假去乡下探望妻子塔玛拉和女儿——她们借住在一位独居老大娘家里。皮沃瓦罗夫写信告诉他,不久前刚给了他中校军衔,马上又提为上校,是集团军司令亲自提名的,还给了列宁勋章,起因正是那次被埋在地下、和各营失去联系、唱起歌来的事;他自己觉得这份荣誉像骗来的,心里很不自在。探亲的两天里,他和妻子清早一起走一公里半路到邻村买白面包,在融雪的树林里久久不说话,只是并肩走着^{[6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