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

1942—1943年(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乌克兰时期)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是苏军少校军医。战争爆发前她在苏黎世大学念过五年书,常作巴黎和意大利的夏季旅行,听音乐学院的音乐会,参加过中亚山区的考察,从事医务工作三十二年^[出处]。她回想在斯大林格勒的那几个月,记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叶尼娅、谢廖沙、薇拉和玛露霞——越与她亲近的人如今离她越远^[出处]。

1942年8月

1942年8月的一个夜晚,她在斯大林格勒郊外与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和司机谢苗诺夫一同被德军俘虏,被带到一个步兵师师部^[出处]。审讯后,她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带到集团军司令部;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她——她站在到处是灰土的院心里,帽子没有了,肩章、领章被撕得耷拉下来,那悲怆和愤恨的眼神和脸色,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欣慰^[出处]。

1942—1943年(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乌克兰时期)

被俘之后,她作为犹太人被锁进一节押运犹太平民的军用货车车厢;火车停在离基辅不远的一个枢纽站的备用线上,同车人以为正被送往集中营^{[2 处]}。车厢里谁也不问她的名字和父称,谁也记不住她的姓^[出处]。她由此领悟生活与生存的区别:生活已经结束,生存却依然继续^[出处]。她发明了把布条塞进车厢缝隙接雨水的办法,又将浸湿的布条递给车厢里无人理睬的六七岁男孩达维德^{[2 处]}。望着达维德,她心中对人的怜悯格外强烈;夜里她听着满车人的呓语与叫喊,想道:“这会儿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在哪儿呀?”^[出处]。古比雪夫的叶尼娅在爱上诺维科夫之后，头一个想倾诉的也是她——不是对妈妈，不是对姐姐，叶尼娅自己模模糊糊知道为什么偏偏想对索菲亚说，对着空屋子出声唤着“索涅奇卡，索涅奇卡·列文顿尼哈”^{[2 处]}。

二战期间的一个秋日（年份原文未明示）

列车把她与同车人送到一座没有点名的集中营。抵达时，营门广场上有一支乐队在奏乐，一名党卫军军官从上千人中点出约三十个人做工，又喊“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出列！”，没有人应声^{[3 处]}；索菲亚正是军医，听到挑外科医生时她没有作声，因为她痛恨敌人^[出处]。

苏德战争期间,德军集中营,具体年月不明

随后她被留在营里，与同车人一起被领向营外几座又矮又大的平顶灰色建筑物——澡堂^[出处]。队伍从铁丝网旁、壕沟旁、架着旋转机枪的混凝土守望塔旁走过，这些早已忘记自由的人觉得，铁丝网和机枪不是为了防备集中营里的人逃跑，而是为了不让将死的人躲进苦役营^[出处]。远处的高台上，乐队奏起一支她小时候、上大学、年轻时做医生时都听过的乐曲，那乐曲“充满了对未来的生气勃勃的预感”；她听着心想，音乐欺骗了她——她已经没有未来，只有已经过去的生活^{[2 处]}。

苏德战争期间,德军集中营,具体年月不明

车厢里她拿出一部分自己的面包给达维德吃，常在昏暗中把他的脸转向自己，想哭、想把他紧搂在怀里、像妈妈吻小宝宝那样吻他，又小声说“吃吧，我的好儿子，吃吧”；一种奇怪的羞涩使她掩盖这份母爱，而她也发觉，自己走到车厢另一边时孩子会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她^{[3 处]}。她不肯承认自己为什么在军官挑外科医生时不应声、继续留在队伍里，为什么那几分钟心情格外激动^[出处]。战前两年她在天山见过日出把山顶积雪照亮、湖水浸在蓝宝石般的黑暗里，那时她想过：如果在一间寒碜黑暗的小屋里有一双孩子的手把她搂住，为了那孩子她可以死而无怨^[出处]。

苏德战争期间,德军集中营,具体年月不明

走到澡堂门前，音乐声停了，她擦干眼睛，气愤地说：“哼，来这一套！”转头看见达维德脸上惊惧的表情，便猛地扯了扯他的手，叫起来：“咱们这是去洗澡呀。”^{[4 处]}。一个把领子支得高高的囚犯一拳打倒一名党卫军押队兵时，她凄厉地叫了一声朝前冲去，踉跄跌倒，被几只手扶住；那一瞬她忘记了孩子，过后又牵住他的手^{[2 处]}。她牵着达维德的手，随前排的人群走上澡堂大门前的沥青场地，走进大敞着的门^{[2 处]}—那是以洗澡为名的毒气室。

二战期间(年份未明)

在澡堂（毒气室）的脱衣间里，她看着满室赤裸的男女老少的身体，觉得“这就是我”不只属于自己，而属于整个人类^[出处]；她不再为处女心中萌发的母爱感到羞耻，俯身用干活儿的大手捧住达维德的小脸，吻了他，说“这不是，咱们来到澡堂里了”^{[2 处]}。幽暗中她仿佛看见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的眼睛——她还活着吗？她们分别了；她知道自己就要完了，安娜·施特鲁姆也完了^[出处]。钳工的妻子把用布半裹着的孩子递给她抱^[出处]。她想起战前对叶尼娅说过的话：一个人如果注定了被另一个人杀死，那么看着他们怎样渐渐碰到一起是很有意思的；此刻她光着脚沿走廊走进缓缓打开的密闭室大门，毒气室门口站着那个握着引水管、穿棕色短袖衬衫、带着孩子般狂喜狞笑的人——他的眼睛在她脸上扫过，正是他，终于见面了^{[4 处]}。她硬撑着没有跌倒，搂着达维德迈着沉甸甸的步子跨过铁门坎，走进毒气室^{[2 处]}。

二战期间(纳粹灭绝营时期),具体年月原文未载

毒气室里，她与达维德被人流冲散，靠在墙上唤着“我的好孩子，紧紧靠住我”，怕丢了孩子剩她一个人；人流旋即又把达维德送回她身边，她使足劲儿把孩子紧搂在怀里——这种劲儿，清理毒气室的工人们都知道有多么大，他们从来不想把抱在一起的亲人分开^{[4 处]}。墙上方方形金属网罩里风扇转起来，一股淡淡的甜丝丝的气味弥漫开来，她却不朝那方向看，已经没有看的念头；她那双看过荷马、《消息报》、迈因·里德、黑格尔的《逻辑学》、普尔科沃的星星、罗浮宫的《蒙娜·丽莎》和伊塞克湖碧波的眼睛，这会儿没有了用场^{[3 处]}。达维德的身体在她怀里软瘫了，她想道“我做妈妈了”——这是她最后一个念头；可她的心还活着，紧缩、疼痛，怜惜着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她感到一阵恶心，把已经成了尸体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也成了死人，成了尸体^{[4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