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丘科维奇

审判前夜，距德米特里被捕约两个月

费丘科维奇是彼得堡的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受托为卡拉马佐夫弑父案的被告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出庭辩护。他本要的报酬比三千卢布更高,只因这案子已经轰动全俄、各种报章杂志都在谈论,多半是为了挣名声才答应前来;酬金由阿辽沙、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三人合出。开庭前一天阿辽沙曾去见他:他听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只说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答应把阿辽沙的话加以考虑。^{[2 处]}

十一月，审判前一日傍晚（狱中探视时）

开庭前夜,米卡对阿辽沙评他:外表温和,实是“京城里的滑头”、伯纳德式的人物,一点也不相信自己的委托人——米卡说他深信米卡有罪、这从脸上就看得出来;他又主张请医生来证明米卡是疯子,被米卡本人拒绝。^[出处]

距弑父约两个月后的一个上午十时开庭;开庭日为紧邻上文所述事件(按全书即伊凡发病)的次日。具体公历日期未给出。

开庭时他作为辩护人紧接着被告出现,大厅里传遍压低了的嘁喳声。他身材瘦长,两条又细又长的腿,苍白而纤细的手指,刮光脸不留胡须,头发极短、梳得朴素,薄薄的嘴唇偶尔扭曲出一种又像嘲弄又像微笑的神色;看样子四十岁,一张脸本来可以算是好看的,可惜那双眼睛本身既不大也没有表情,却又彼此距离得出奇地近,中间只隔着细长鼻子上细细的鼻梁骨——整张脸带有一种触目的鸟儿般的神气。他穿着晚礼服,系着白领结。他的光临本身已使旁听席骚动:他的才能到处闻名,到外省辩护大刑事案件不是初次,经他辩护过的案件永远闻名全俄;社会上传说他一来,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就浑身打战——两人早在彼得堡开始干这一行时就结了旧仇。^{[2 处]}

弑父案庭审进行期间（具体年月未注明）

开庭后他成了法庭上众人注视的中心。检方证词几乎无懈可击,他只在城里停留三天却已把案件摸得极熟,轮到他发问时逐一从道德上抹黑检方证人——旁人看来像“游戏”,懂行的人却看出他胸中藏着一套迟迟不露的辩护手段。审问老仆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时,他抓住对方临睡用药酒擦腰、喝下一杯半纯酒精这点,逼得老仆连今年是哪一年都答不上来,当庭点出“连‘天堂的门敞开着’都会看得见,不用说通花园的门了”;他又揭出拉基金为二十五个卢布替格鲁申卡领阿辽沙上门的事,逼得特里丰·鲍里赛奇承认捡到过米卡掉下的一百卢布,又证实两个波兰人穆夏洛维奇、佛罗勃莱夫斯基赌牌作假——检方最危险的证人几乎人人带着道德污点退场,他自己却始终不露底牌。^{[5 处]}

庭审期间

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坚持从莫斯科请名医来做的医疗鉴定,他自己大概也不抱多大希望,后来看三位专家的意见果然不一致:老医生赫尔岑斯图勃大夫认定被告智力失常、走进大厅该看太太们,莫斯科名医断言被告犯着精神错乱兼癫狂,青年医生瓦尔文斯基却断言完全正常。等赫尔岑斯图勃以证人身份重上法庭、讲起二十三年前送米卡一磅胡桃的往事,话音里带着多情善感的深深激动时,他浑身哆嗦了一下,似乎有所预感,马上紧紧抓住不放。^{[2 处]}

未载明(就本段文字而言,庭审紧接斯麦尔佳科夫自缢之后)

问阿辽沙·卡拉马佐夫时,他抓住惨剧前米卡最后一次与弟弟会晤时捶胸“指着脖子底下”的细节,层层逼问出缝着一千五百卢布的护身香囊一事,替被告找到一桩证明香囊确曾存在的证据。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随后当众供出米卡把最后的五千卢布送给她、躬身而退的往事,他深深鞠了一躬,露出几分胜利的神色——一个肯把最后五千卢布给人的人不会为三千卢布深夜里杀死父亲,抢劫的罪名从此可以撇开。^{[3 处]}

庭审当日傍晚至晚间,检察官演说约于下午八时开始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交出米卡的信、当庭供出三千卢布的真相时,他显然被她的供词所震撼。^[出处]

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具体年份不详)

检察官演说之后,他上台发表辩护演说。他开口说得异常直率而随便,口气自信却毫无自大的神色,全不想施展辩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像在一小群抱着同情态度的熟朋友中间讲话;嗓音美妙、洪亮而悦耳,大家很快明白这位演说家能突然变得十分慷慨激昂起来,“用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打动人们的心弦”。演词分两部:前半部是对公诉的批评和辩驳,有时带着恶毒和嘲弄的口气;后半部仿佛突然改变了语调甚至说话方式,一下子变得慷慨激昂。他先声明自己只替深信无罪或预感到无罪的人辩护,此案正是如此,随即亮出全案论点:大量事实的总和确实于被告不利,但一件件单独分析,却没有一桩事实可以经得住批评。他进而攻击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引以为傲的心理分析,称心理学虽深刻,“却到底像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检察官把米卡跳回园中、在被打倒的格里戈里身边忙碌五分钟读作查证犯罪的唯一证人是否还活着,他用同一套心理学反推——一个既残忍又精明的凶手不会冒着引出新证人的危险在牺牲品身边停留、弄污手帕留下证据,更会索性用铜杵把证人彻底砸死;他之所以还有怜悯和善良情感容身的余地,正因为他本来问心无愧。观众里随即又传出赞成的笑声,全是针对检察官而发的。叙述者说不打算详尽引述他的全部演说,只择出主要的论点。^{[3 处]}

未注明

演说的第一大部分在反驳“事实的总和”,首先从三千卢布入手:他声称这笔钱也许根本不存在——亲眼看见过它的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而他最后一次看见是在灾祸前两天;撕破的空信封留在地板上,也完全可能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自己拆开封口、把钞票取出另作处置后随手扔下的——检察官既已承认没有这信封谁也不会知道有钱,就不能单凭一块破纸定抢劫之罪。他举彼得堡一个十八岁小贩白日用斧子抢钱铺、五小时后被捕、赃款如数搜出、凶手直认不讳的案子作对照,说那才算物证;又讥讽检察官猜测余下的一千五百卢布藏在莫克洛叶地板缝里的说法是“藏在乌道尔夫城堡地窖里”式的浪漫小说。对维尔霍夫采娃小姐的供词,他抓住她初次供述并无此说、第二次翻供满是怨恨复仇的叫嚷,声称复仇的女人会言过其实。他随即反转护身香囊之说,把米卡说成有强烈名誉感的人:把半数缝进香囊留足一个月,既为了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说“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贼”,也为攒下带格鲁申卡远走高飞的盘缠。对米卡的信,他论证那是醉后气恼所写、信封的事得自斯麦尔佳科夫之口,写了并不等于照做;他断言米卡当夜闯去不是为了实行预谋的抢劫,而是突然被疯狂的醋意驱赶,只想弄明白格鲁申卡在哪里。^{[3 处]}

未标明(庭审进行期间)

演词的后半段,他继续拆解“事实的总和”。对那封醉书,他说被告跑去找格鲁申卡,追踪她,只为打听她在哪儿;她若在家,他就不会走到任何地方去,也就不会履行信里所写的话。他反问:为什么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而不能像酒店里醉鬼嚷嚷“我要杀死你”那样只是“可笑”的气话——只因发现了被杀死的父亲的尸首,人们才回头认定它照所写的实行了。论铜杵,他说假如铜杵不放在架上、不被他看见,他也许就空着两手跑去了,未必会杀人,可见抄起铜杵算不得预谋的证据。他把整个控诉归结为“既然在花园里,就一定是他”的推理,却坚持“在那里”并不等于“就是他”;格里戈里望见门开着时自己正被药酒醉着,即便被告进过屋、到过各屋、甚或推搡过父亲,也不等于杀了人。他断言被告若果真沾着父亲的血,在莫克洛叶发现格鲁申卡爱他、召唤他、授他以新的幸福时,定会生出双倍、三倍的自杀愿望而自杀;他所以不自杀,正因为对父亲的死问心无愧——当夜他为被打倒的格里戈里伤心痛苦,暗自祷告他清醒过来。^[出处]

未标明(庭审进行期间)

演说随之把矛头转到斯麦尔佳科夫身上,这是全案真正的要害:他指出斯麦尔佳科夫恰在祸事当天发作羊癫疯、又在开庭前夜自杀,而伊凡·费多罗维奇当庭同样出人意料地宣称他是凶手。他先说自己去斯麦尔佳科夫那里谈过话,得到的印象与检察官恰好相反:此人外表衰弱,性格心地却决不脆弱,毫不胆怯,反而十分狠毒、异常虚荣、复仇心盛、妒忌心极重,最恨自己的出身,咒骂俄罗斯、幻想到法国去,自认为是费多尔的私生子,怨恨嫡子们应有尽有、自己只是个厨子,又亲口说出是他同费多尔一块儿把钱装进信封——眼见那三千卢布全是一百卢布新钞,会在这样一个人脑子里引起不健康的想象。他构拟作案经过:羊癫疯尽可自然发作又自然停止,病人会醒过来;斯麦尔佳科夫也许正是在格里戈里高喊“杀父凶手”时惊醒、走到花园,从惊慌失措的主人嘴里听知一切,神志未清的脑子里随即生出杀人、取走三千、把罪推给小主人的念头,用花园里随手拾到的石头作案。对检察官“生贼才会把空信封留在地板上”的说法,他说这话十分耳熟——两天前正从斯麦尔佳科夫本人口里听见过同样的想法,感到对方是在伪装天真、预先把这念头暗示给他。他又辩老妇人听见病人呻吟了一夜的印象靠不住:一位太太抱怨小狗吵得她整夜睡不着,其实那狗一夜只叫了两三声。至于遗书不认罪,他说良心就是忏悔,而自杀的人也许没有忏悔、只有绝望;绝望常常是恶毒的,自杀者在动手的刹那会加倍仇恨他妒忌了一辈子的人。他恳求陪审团防范错判:只要他的设想有一丝真实的影子,就该从缓判决;随即话锋一转,说即使暂且承认被告杀了人,他也还有话要说。^[出处]

未标明(庭审进行期间)

这段话说完,大厅里响起十分热烈的掌声;首席法官大声威吓,再出现“这类情况”就要下令把大家“驱逐”出去,全场这才静了下来。费丘科维奇随即用一种崭新的、感情洋溢的、与刚才完全不同的声音继续讲下去——叙述者说,他最后的话说得十分诚恳,使大家感到他也许果真还有极为重要的话要说。^[出处]

19世纪,庭审结案陈词阶段

演词收尾,他把全案归结为一件事实:这不是普通的命案,而是弑父案,单是“杀父”二字就在人心底引起本能的反感。他由此提出“父亲是什么”:光是生出来还不是父亲,生出来而尽到责任的才是父亲——被杀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把儿子弃在后院、让他光脚乱跑,并不配称父亲,正如那芬兰女仆虽生下孩子、又把他们一个个杀死,算不得母亲。他引“父亲们,不要伤了你们孩子们的心”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断言米卡是像野兽一样长大的,回到父亲身边遇到的只有讪笑、猜疑、夺走情妇与收买借据;这样的天性外表粗暴,内心却渴求温柔与美好、爱席勒。对维尔霍夫采娃小姐的证词,他说那只是疯狂而想报复的女人的叫喊;当夜那场血案是儿子撞见自幼仇人兼情敌时失理智的冲动,并非谋杀——“这样的杀人案所以被列入逆伦的杀父案,只是由于偏见的缘故”。他恳请以慈悲降服被告,“宁可释放十个有罪的人,也不可惩罚一个无辜”,说俄罗斯的法庭不单讲刑罚、更致力于拯救失足的人,末了把检察官讥嘲的三套马车反转成“壮丽的俄罗斯高车大马”。演说被掌声一再打断,半数听众、连法官席后特座上的大员们都鼓掌摇手帕,首席法官几乎压不住阵脚。^{[4 处]}

未注明具体日期（庭审当夜已近半夜一点）

演说结束时,听众爆发出暴风雨般势不可挡的欢呼,女人们和许多男人都哭泣起来,两位大员也流着眼泪,首席法官只好退让、过了半天才摇铃。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竟又站起来重新抗辩,他几乎不屑答辩,只站到台上手抚心口,用受了冒犯的口气嘲笑地重提“小说”和“心理学”,在一个地方顺口插了句“裘必特,你发怒,可见你无理”,对纵容青年人杀父的责备表示简直不屑加以反驳,把“冒牌的基督形象”之类的话称作毁谤;刚说到这几句,被首席法官制止,他鞠了一躬结束答词。退庭前他深信事情一定圆满成功,被团团围住接受祝贺,私下对人说有一种无形的线把辩护人和陪审员的心连在一起,“这条线已经连上了”,“这件案子我们是赢定了”。陪审团退庭整整一小时,却对所有各点逐一回答“是的,被告有罪”,丝毫没有从轻处罪的话——他对圆满结果的深信落了空。^{[4 处]}

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个人物以沙俄最负盛名的辩护律师弗拉基米尔·斯帕索维奇(Włodzimierz Spasowicz,1829—1906)为原型:斯帕索维奇是1864年司法改革后涌现的头牌律师,在1860—1870年代多起轰动一时的政治诉讼中出庭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