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

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米乌索夫家族中一个突出的人物,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米乌索娃的堂兄,也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母系的长辈。他长年侨居国外,自居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自由派,终身保持欧洲习惯,结识过蒲鲁东和巴枯宁,晚年最爱回忆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的三天,还暗示自己几乎参加了巷战。他在小城郊外有照旧算法约一千农奴的肥美领地,与修道院田地毗连;为河里捕鱼、林中砍柴之类的权利,与修道院打一场永远打不完的官司,并把与“教权主义者”打官司看作文明人的义务。^[出处]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

阿杰莱达死后,他从巴黎归来,出于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愤怒与蔑视,过问了被遗弃的米卡,与费多尔同任孩子的监护人;随即又忙于去巴黎久居,把孩子托付给莫斯科的堂婶,渐渐忘在脑后。^[出处]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住进父亲家的那段时间,他恰巧从久居的巴黎回到小城附近的庄园,对此最为诧异,常与伊凡唇枪舌剑,争论知识见闻方面的问题。^[出处]

不详

他是个对钱财和资产阶级信用十分看重的人;观察过阿辽沙之后,他有一次说,那种人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以不给他一个钱,把他放在百万人口的都市广场上,他也不会冻饿而死,因为马上就会有人给他食物,把他安排好。^[出处]

约一八六〇年代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提议全家到长老的修道室会谈时,他出于烦闷与轻浮的逢场作戏,积极地要参与这件事——他忽然想看一看修道院和“圣徒”;他与修道院关于田地疆界、林中伐木、河里捕鱼权利的诉讼还在拖延,便趁机借口说愿意亲自同院长谈判、设法和平了结争论。全家会议之期,他来到修道院,带着一位二十来岁的远亲彼得·福米奇·卡尔干诺夫同行——这青年准备考大学,暂住在他家,他劝其一同出国到苏黎世或耶纳完成学业。他已有三十来年没有进过教堂,一路担心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丑角行为会连累自己被人同等看待,反复提醒他答应的“按规矩办事”的条件,自思此行准会生气、争辩,既降低身份又贬低原则。^{[4 处]}

正午十二时（会面按约定时间开始）

在修道室的会见中,他拒绝按修道院的规矩请求佐西马长老祝福,只一本正经地还了一个世俗式的深躬;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丑角表演忍无可忍,几乎夺门而去,被长老拦住,请他安心做客人。费多尔把《圣者传》里断头圣徒的故事栽到他头上,说因他而丧失了信仰;他辩称自己是在巴黎饭桌上听一个研究俄国统计的法国人说的,反讥费多尔“碰到什么就糟蹋什么”。^{[4 处]}

不详

长老离开修道室那段时间,他在关于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文章的辩论中显得很不得意,处于次要地位,别人不大理睬他的话,这更增添了他的火气;他暗想自己到底没有落在一切欧洲进步潮流的后面,而这新的一代却根本不把老一辈放在眼里。他斥伊凡的主张为“纯粹的教皇全权论”,听佩西神父说完又说是连教皇格里果利七世都梦想不到的“超教皇全权论”,以为这就是要让教会升到国家的地位。他随即讲了一段巴黎的往事:十二月叛乱后不久,一位政治密探的头目告诉他,他们最不害怕那些机会主义者,却最伤脑筋于“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兼基督徒,比社会主义者兼无神论者要可怕得多。长老的答复使他只能说“奇怪”;事后他带着一种不寻常的自尊感沉默,唇上浮起高傲而带宽容意味的微笑。^{[6 处]}

1860年代（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

他会面中途忽然向众人复述伊凡五天前在女士聚会上发表的一切都可以做论调,意在讥刺这“奇人和怪论家”;丑剧爆发后,他觉得自己受了屈辱、丢了面子,宣称受骗不在别人以下,又对费多尔嚷道“我可以离您远远的”。散场时他恶狠狠地说不能对疯人院和疯人们负责,执意不去赴院长的筵席;但随即觉得自己“几乎义不容辞”必须去为这场乱子道歉、解释这不怨他们,终究还是与伊凡一同前往,一路恨恨地瞥着伊凡,心想他居然像没事人似的跑去吃饭,“真是木头脑袋和卡拉马佐夫式的良心”。^{[8 处]}

1860年代末（不早于1869年）

到了院长住处,他在台阶上打定主意:对修士们和气客气,用和气吸引人,向众人证明自己不是那个“伊索、小丑、滑稽戏子”费多尔的同伙;对争论中的伐木、捕鱼等事决定完全让步、撤回诉讼。走进餐室时他抢前要吻院长的手,院长恰好缩回手没有吻成;入席前他恭敬地替费多尔的不到场道歉,说费多尔自知理亏、深为后悔,请院长为他祝福。等费多尔忽然回转闯进餐室撒泼,他心里的温存宽容立刻翻成最愤恨的情绪,血冲上头脑,连话也说不清,抓起帽子喊道“我不能忍受这个”,从屋里冲了出去,彼得·福米奇·卡尔干诺夫跟在后面;拉基金远远看见,说他坐上马车走了。^{[6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