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

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具体年份不详)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是副检察官,全城人都称他“检察官”,是审讯卡拉马佐夫弑父案的主要司法官员之一。他三十五岁,颇有害痨病的倾向,太太却是个极胖的、养不出孩子的女人:那位太太极有道德而可敬,却好发幻想、性格执拗,喜欢在琐碎事情上与丈夫作对,又把被告米卡当作十分有趣的人——费丘科维奇在辩护演说里提到米卡在检察官家里受到优渥招待时,叙述者注道检察官接待米卡并非出于自愿,完全是因为太太的缘故,而米卡并不常到他们家里去。^[出处]他很自尊,容易生气,却有头脑和一颗善良的心;性格的全部缺点在于自视比真正的品德略高,因此时常显得心神不宁。他另有艺术上的自负——自认善于分析心理、对人类心灵有专门研究,在识别罪犯及其罪行方面有特别才能,并因此认定自己职务上受了委屈、遭到上峰忽视,心情阴郁时威胁要去开业当律师。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被杀一案使他浑身振奋:“这是一件可能会轰动全国的案子啊。”^[出处]

凌晨三点过后（宴席当夜）

他说话带痨病腔调,打扮得衣冠楚楚,永远穿着刷得干干净净的皮靴,戴一只值四百卢布的表。莫克洛叶逮捕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时,他随警察局长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马卡罗夫连夜赶到普拉斯图诺夫的客栈;警察局长当众怒骂米卡时,他急速低声劝对方控制感情,并警告说否则他不能不采取必要措施。^{[2 处]}

弑父案发生的次日白天

审讯在普拉斯图诺夫的客栈那间天蓝色屋子里进行时,他抢在警察局长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马卡罗夫把格鲁申卡当“主犯”痛骂之前喝止对方,说那会妨碍侦查、把事情弄糟;他告诉米卡,老仆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并没有死、已经醒来,据医生诊断一定会活下去;又向米卡描述命案现场——老人仰面朝天躺在书房地板上,脑袋被砸破了。他与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涅留多夫一再交换眼色,把米卡自认信封里的钱“简直是我自己的所有物”一句记下作为罪证。^{[5 处]}

弑父案发后的次日（具体年月本文未明说）

新任预审推事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涅留多夫从接事之日起就对他十分敬重,几乎惟有他绝对相信这位“职务上受委屈”的检察官具有不寻常的心理学与辩论天才;两人在来城途中已约好办案步骤,瘦小的预审推事能从一言半语、一个眼色中抓住老前辈的每一个指示。审讯中他主攻要害:一再追问德米特里为什么恰恰需要三千卢布,在对方拒绝说出还债对象时警告说,拒绝作某一种供词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害处;当米卡被铜杵逼到极点、赌气承认“抓起铜杵,预备跑去杀死我的父亲”时,他又冷冷指出这是对方在发火时说出来的话——这类被看作琐碎的问题其实很重要。^{[4 处]}

凶案发生后的次日白昼（具体年月未明）

第三次审讯中他主攻两处。先点破厢房另一头的园门是开着的,一字一句断言凶手必定从门里进屋、行凶后仍从门里出来,并非隔着窗子杀人,把米卡问得惊愕万状;待米卡供出父亲与斯麦尔佳科夫约定的暗号,他贪婪而近于神经质地追问,随即提出假设——会不会是斯麦尔佳科夫敲了暗号让老头子开门、随后干下罪行,米卡当面嘲笑他“又捉住了狐狸”、拒绝顺着指控斯麦尔佳科夫。他又叫米卡跨在椅子上当面表演骑墙抡铜杵的姿势,步步盘问跳下墙去看被打倒的格里戈里的动机,结论是这个人“竟还有这样的魄力、果断、冷静和精细的心思”,跳下去只为查明犯罪的唯一证人是否还活着;米卡坚拒说出三千卢布的来路时,他警告沉默将给自己带来极大损害,又旁敲侧击那笔钱的对账对不上,始终不肯放弃——预审推事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还没有失去希望。^{[8 处]}

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段落未注明年份）

人身检查一段,他与预审推事一起当众检查米卡的上衣、裤子、背心与制帽,疑心钱被缝在衣裳里。米卡拒绝说明钱的来源后,他打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醒后的证词:老仆进园时分明望见通花园的门开着,断定米卡必是从门里跑出;随即转身吩咐预审推事”您拿出来”,取出那只装有三千卢布、已撕破掏空的信封。他点破:门既开着,就无须敲暗号;又追出米卡自称”信封在枕头底下”的供词自相矛盾。他把两条罪证并排摆出——格里戈里说米卡从开着的门里跑出,而米卡三个钟头前还因缺十个卢布抵押手枪、此刻却顽固拒说大笔钱的来历——逼得米卡终于决定招出钱的来源。见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涅留多夫欣喜地劝米卡”诚恳坦白的招供会影响他以后的命运”,他在桌子底下轻轻捅了对方一下。^{[9 处]}

案发次日清晨八时（莫克洛叶）

米卡终于招出钱的来路时,他却不耐烦:听对方绕圈子讲“卑鄙的人”与“贼”的分别,他发着火,诘问既然挪用了三千、留下半数又有何可耻,为什么偏要留下半数;又提议米卡本可向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坦白、以抵押品担保向她借足款子,对方顿时脸红,反过来供认这一个月里自己也转过这念头——他随即把这段“直到最后的一小时还想到去卡捷琳娜那里借这笔钱”的供词称作对整个案件极重要的证词,尽管米卡哀告不要记录。他追问护身香囊的大小,又一再诘问难道真没有一个人听米卡说起过缝在香囊里的钱;天色将明时米卡问起格鲁申卡的处置,他保证现在与将来都不会惊扰她。审讯告一段落,由预审推事提议先喝杯茶再接着讯问证人。^{[10 处]}

未注明

讯问证人的阶段,他始终握着要害。听马车夫安德列供出德米特里在路上的那段话——“将落到哪儿去呢: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在另一世界里我能不能蒙饶恕?”——他作为“心理学家”一直含着隐约的微笑听完,主张把这段供词一并“记录在案”。波兰人的供词更被他牢牢抓住:德米特里收买穆夏洛维奇时答应给三千卢布、七百现钱、其余两千三百“明天早晨在城里”交清,他由此推断那三千卢布里的半数或一部分可能藏在城里某处——德米特里身上只找到八百卢布这桩侦查上棘手的事实,本来多少还算是对被告有利的一点证据,至此也被推翻。他又追问:既然德米特里自称只有一千五百卢布,拿什么去凑足其余两千三百;对德米特里答以打算转让契尔马什涅权利作抵,他称这种“遁辞的天真幼稚”,甚至笑了起来。讯问卡尔干诺夫时他不顾对方的厌恶问了个够,只从他那里打听出米卡这一夜“浪漫史”的全部细节。^{[4 处]}

距弑父约两个月后的一个上午十时开庭;开庭日为紧邻上文所述事件(按全书即伊凡发病)的次日。具体公历日期未给出。

开庭那天早晨,他的脸色煞白、简直近于发绿,似乎一夜之间突然消瘦了下去。社会上传说他一想到要碰到彼得堡来的名律师费丘科维奇就浑身打战——两人早在彼得堡开始干这一行时就结了旧仇;叙述者认为这说法不十分公正:他生来决不是那种在危险面前泄气的性格,反而危险越大自负心越强,只是性子太暴躁、富于病态的敏感性,时常把整个心灵放在案子上,司法界有人把他偏爱心理分析当作笑柄。他确因才能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而自觉受了委屈、从彼得堡起就一直不得意,如今正振作全副精神对付卡拉马佐夫案,满心想借这桩案子重振他已趋没落的前途。^[出处]

庭审当日傍晚至晚间,检察官演说约于下午八时开始

庭审进入最后阶段,伊凡·费多罗维奇当庭供出斯麦尔佳科夫是凶手、被拖出大厅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又交出米卡的信,他非常得意;休庭近一小时后重新开庭,他在下午整八点开始公诉人演说。^[出处]

约1870年代（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

开庭后轮到他发表公诉人演说,他把全副心力都投了进去:开讲时浑身神经质地颤抖,额头两鬓冒出病态的冷汗,声音断续嘶哑,随即坚定起来、响彻整个大厅,一直维持到结束,说完差一点昏晕过去。他自认这篇演说是他毕生的chef d'oeuvre、天鹅之歌——九个月后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痨病死去。演说的力量在诚恳:他诚心相信被告有罪,主张“报复”时满怀“挽救社会”的愿望,连对他抱着敌视的女听众也承认影响强烈。^[出处]

约1870年代（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

演说先是一通社会道德论:这类阴森的案件在俄国已见惯不怪,报纸上更可怕的新闻比比皆是,青年轻易自杀而毫无哈姆雷特式的疑问;他随即嘲弄果戈理“俄罗斯三套马车”的名句(见俄罗斯三套马车),博得两三次掌声——叙述者说,这是一个多少年来谁也不爱听的人,如今竟突然有了使全俄侧耳倾听的机会。他把卡拉马佐夫一家看作“一滴水中见太阳”的俄国知识社会缩影,逐一分析家长与三兄弟的性格,又专门拆解被告的护身香囊之说,末了转入评述医生的鉴定。据说他分析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性格出于不体面的动机——伊凡曾一两次在辩论时当众给过他难堪,他记住了这个仇、想乘机报复;叙述者说不能下这样的结论。^{[6 处]}

庭审当日；德米特里醉书写于案发前两日，案发前一个月他已在酒店叫嚷

演说随后转入“历史的观察”一节。他先驳斥医生的鉴定,称被告的脑子是健全的而不是错乱——“但是这样更坏,因为假使脑筋果真错乱,也许还要聪明些”,并赞成青年医生瓦尔文斯基的看法,被告智力完全正常、只是处于激动愤慨之中,狂怒的根源不在三千卢布本身,而在其中的特殊原因——嫉妒。他把父子两人同时爱上格鲁申卡称作“奇怪的、注定的巧合”,引拉基金“早年的失望、早年的受骗和堕落”那句性格分析,说她单单为了恶作剧而同时取笑两人;又据事实层层剖析被告的杀父之念如何从酒店里一个月的叫嚷、斯涅吉辽夫上尉的故事、修道院里的家庭聚会与饭后闯宅动武的丑剧中渐渐形成。他说自己直到维尔霍夫采娃小姐呈出那封醉书为止,还在犹豫被告是否完全蓄谋,而信中“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一句证明一切早已谋划、而且果然照所写的实行了——“他在醉后写了清醒时所谋划的一切”。他进而叙述被告筹钱避罪的奔走——萨姆索诺夫家、找“猎狗”的旅行、卖钟作路费、霍赫拉柯娃太太劝他上西伯利亚金矿——指出女仆当时若来得及说出格鲁申卡在莫克洛叶便什么也不会发生,又抓住“为什么偏偏要抄这个铜杵”断定他默想凶器已有整整一个月、一见像凶器的东西就抓来用。末了他花大量篇幅就斯麦尔佳科夫的事情作详细说明,把对斯麦尔佳科夫有杀人嫌疑的插曲完全分析透辟,以便彻底撇开这种想法;叙述者说,他说得如此详尽,大家都明白,他尽管口头表示那种猜想不置一驳,心里毕竟还是认为它十分重要。^{[5 处]}

庭审当日;斯麦尔佳科夫于前一日自缢,伊凡·卡拉马佐夫于庭审当日脑炎发作

演说论到斯麦尔佳科夫一节,他先交代指控的来路:第一个嚷嚷“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是被告自己在被捕的时候,此后支持这项指控的只有被告的两个兄弟和斯维特洛娃小姐,三个人谁也没有提出一件事实——阿辽沙自己承认这只是“从他的脸色上”判断,斯维特洛娃的说法更只有“他不是撒谎的人”一句。他点破这桩指控真正靠的是什么:发生犯罪的那一夜,费多尔家里前后一共只有五个人——死者本人、格里戈里夫妇、被告与斯麦尔佳科夫,格里戈里夫妇不可能是凶手,排除法只剩下被告与斯麦尔佳科夫两人;既然被告坚称不是他,“不用说一定是斯麦尔佳科夫杀的”,对那位昨天自杀的“白痴”的巧妙指控,“恰恰只是因为没有别人可以检举”。^{[2 处]}

庭审当日;斯麦尔佳科夫于前一日自缢,伊凡·卡拉马佐夫于庭审当日脑炎发作

他随即把斯麦尔佳科夫的性格介绍了一番:智力贫乏,被头脑无法理解的哲学思想弄迷糊,又被关于责任和义务的现代学说唬住——理论方面是从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那些奇怪的哲学谈话里得来的;受着羊癫疯折磨,“胆小得像只母鸡”,被告自供挑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做心腹,威吓他做了暗探和送信人。他引被告自己的话——斯麦尔佳科夫“他对我下跪,吻我的脚”,“他有时朝我一吼,我当时就在他面前跪下来了”——又说根据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的证明,害严重羊癫疯的人总有不断而病态的自怨自艾倾向,常凭空给自己想出各种错处和罪名。他一步步拆解控方的逻辑:假定斯麦尔佳科夫一人作案,他既然只能为谋财杀人,就绝不会把世上只有自己知道的钱财与暗号预先告诉德米特里——那等于预先把自己出卖,一个人无论怎样胆怯,起意做这样的事也不会说出半句;假定装羊癫疯,把他搬进格里戈里夫妇的隔板后面、受他们整夜看护,反倒更不便下手。至于作案的时间,被告咬定的是自己打倒格里戈里、闹出乱子以后斯麦尔佳科夫才起床出去杀人劫财——检察官指出,那样他便得预知那狂怒的儿子会单只向窗内望一眼、恭恭敬敬地退走、把到口的钱留给他,于是要被告指出斯麦尔佳科夫究竟在什么时候作的案,“不这样就不能指控他”;至于“也许羊癫疯是真的”,病人忽醒、听见喊声走出去,但在此以前他一直人事不知地躺着,又怎么会知道里面发生的情形。同谋之说同样经不起推敲:被告被押后只指控斯麦尔佳科夫一人、并不指控同谋,而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时反而坦白说是自己把信封与暗号告诉被告的——只有无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谋的人,才能这样做。至于那张“我自觉自愿消灭了自己的生命”的字条,他说若真是凶手,良心就也该敢于添上“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他对一件事敢做,对另一件事却不敢。^{[3 处]}

庭审当日;斯麦尔佳科夫于前一日自缢,伊凡·卡拉马佐夫于庭审当日脑炎发作

末了论到伊凡·费多罗维奇缴到庭上的三千卢布,他先说钞票算不得证据:钱在一个时期是大家都可能有的,他和大厅里另外两人一星期前恰好偶然得知,伊凡·费多罗维奇曾把两张年息五厘、五千票面的库券,一共一万卢布,寄到省城去兑现;他猜测伊凡在脑炎发作的前夜听到斯麦尔佳科夫自杀的消息,忽然起了“人已经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来拯救兄长”的念头,钱他有,拿出一沓充作斯麦尔佳科夫临死交出的便是——这撒谎也许是无意识的。他转而回到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那封信:写于犯罪前两天,把犯罪的详细计划都预先说了出来,“事情是完完全全照着计划实行的,而实行的人就是它的编制者”。最后他拿撕破掏空的信封收束:一个有经验的、蓄意劫财的凶手会把信封整个带走,不必站在尸首旁边拆开,那样谁也不会知道发生过劫财;把空信封留在地板上的,是一个失了理性的发狂的凶手,不是贼,只是在从贼那里拿回“自己的东西”——“原因全在于那是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麦尔佳科夫”。他断言被告跳下墙去看被打倒的格里戈里,是去弄清自己罪行的唯一证人是否还活着;随即满身血污跑到情人家里,竟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满身是血,一心只想着“她在哪里”。^[出处]

弑父案发生约两个月后的庭审

演词收尾一段转入纯心理分析:他说那个醋劲极大的卡拉马佐夫忽然在“以前的”、“无可争议的”情敌面前丧胆落魄,只因终于明白那女人把这新情敌看作一生的希望;既然已用父亲的血玷污了手、只把自己看作被判死刑的囚犯,他便选中自杀这条惟一的出路——赎回押在彼尔霍金处的手枪,到莫克洛叶高张空前盛宴,在情人脚下砸碎脑袋了结一生。他推演被告到莫克洛叶最初几分钟就看出情敌未必无可争议,心灵进入最可怕的阶段:强烈的爱的饥渴暂时压下了对被捕的恐惧与良心的谴责,于是从容把三千卢布的一半藏进那所大木房的墙缝地板底下——“两个深渊,诸位陪审员,卡拉马佐夫会一下子同时洞察两个深渊”。他随即叙述被捕的场面——被告跪在她面前、两手向她伸着,没有听见逮捕的人已走到跟前——以及审讯中被告怎样先漏出“血呀!我真罪有应得”、随即矢口否认,又在预审推事抛出格里戈里望见园门开着的证词时,以最荒唐不可信的方式喊出“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的”。对护身香囊之说,他专门拆解:问被告缝香囊的布从何而来,被告先说从衬衫上撕下、随即改口说也许是女房东的压发帽,连记不记得清楚都答不上来——他说一个人在押赴刑场的最可怕时刻恰恰会记清这些琐碎小事。末了他高声要求为所流的血复仇,把陪审团称作“我们神圣的俄罗斯的维护者”,又以飞驰的三套马车作结:全俄罗斯正向前飞驰、也许会奔向灭亡,别的民族躲闪它不是出于尊敬而是出于恐怖,也许有一天会像一堵墙似地挺身挡在这狂奔的噩梦面前——“他们有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他说完几乎在大厅外昏了过去;旁听席议论演词“有分量”、加了许多心理分析,也有人嘲笑他不肯放过夸耀在莫克洛叶审问罪犯的业绩:“这个人到底忍不住要夸一夸自己的能干。”^{[4 处]}

未注明具体日期（庭审当夜已近半夜一点）

辩护演说结束、全场欢呼势不可挡时,他竟又站起来重新抗辩——大家怀着憎恨侧目而视,太太们嘟囔着,即使由他太太、检察官夫人亲自带头也无法拦住他。他脸色惨白、激动得浑身哆嗦,最初几句话别人甚至无法听懂,不久便恢复常态。他反驳辩护士的“小说里的小说”“拜伦式的史诗”和“杀死了又没有杀死”的狮身人面像之谜,质问把弑父称作成见会弄成什么样子、还有什么社会基础,又责备对方修正福音书、树立“冒牌的基督形象”、只称基督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仁爱者”。首席法官以夸大失当为由将他制止,旁听席上也起了愤懑的喊声;据太太们的意见,他是“被压垮得永世不得翻身了”。但陪审团随后对所有列举各点都回答“是的,被告有罪”——他的公诉立场最终得到了认定。^{[4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