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罗诺夫斯基

1919年4月

沃罗诺夫斯基是红军谢尔多勃斯克团团长,原为沙皇军队贵族出身的大尉,对德作战期间在第一百一十七柳博米尔斯基步兵团服役,一九一八年作为沙俄旧军官被苏维埃政府征召入伍,此后在红军中一路升任团长,自称早已伺机投奔反布尔什维克一方^[出处]。

1919年4月

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借夜色只身骑马出走,向叛军岗哨自称投降,要求押送面见长官；押送途中被哥萨克士兵没收手枪、马刀,连随身烟盒也被搜走。押至第六独立旅旅部后,他向旅长格里戈里·博加特廖夫出示藏于军大衣夹层内的旧日军官证件与照片以自证身份,随即陈明来意:他与副手、原中尉沃尔科夫已在团内策动士兵(多为萨拉托夫、萨马拉两省农民,因家中征粮负担过重而心怀不满)投诚哥萨克一方,提出的条件是不加迫害、保留全团独立建制,并索还随身证件与被没收的物品^{[6 处]}。他与博加特廖夫约定以“联合”为接头暗语,由信使两日后传达维申斯克方面的答复^[出处]。

1919年4月

沃罗诺夫斯基本人并不知晓,叛军总司令帕维尔·库季诺夫接报后密令博加特廖夫佯允其全部条件,实则待其交出团内共产党员、解除炮兵连武装后,秘密包围缴械,并借道人烟稀少的顿河右岸押送、暗中鼓动沿途村民对被俘官兵施以私刑^{[2 处]}。

1919年3月

四月二十八日,与博加特廖夫的密约付诸实施:该团一部率先与炮兵连爆发冲突,炮兵连击退进攻后渡河撤离,全团随即在教堂旁召开群众大会,士兵殴打团政治委员并搜捕缴械共产党员。施托克曼登台演说、指名道姓揭露其“出卖全团”之际,站在沃罗诺夫斯基身旁的一名士兵两次开枪将施托克曼击毙;沃罗诺夫斯基本人始终未发一言,只以手掩嘴向该士兵低声示意。叛军骑兵与哥萨克步兵随即从两面攻入镇内,他以旧军官的口吻向全团发出“立正”号令,率部列队向叛军投降^{[7 处]}。

1919年春夏(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期间)

全团在广场列队后,他与参谋长沃尔科夫赴博加特廖夫处交涉解除武装的具体范围,对博加特廖夫命令式的口气与全部缴械的要求当场抗议,以“重新考虑对策”相要挟,迫使博加特廖夫改口、仅要求解除“靠不住者”的武装;双方最终议定,由他与沃尔科夫挑出约二百名“可靠分子”另编一部,继续由二人统带、以在日后战斗中“洗刷曾参加红军的污点”^{[2 处]}。挑选出的一百九十四人随后被编为“第一独立营”,当天调往别拉温斯基村附近阵地,迎击正向暴动地区推进的红军第三十二团;其余八百余名战士则被押往维申斯克镇^{[2 处]}。

历史上,这一情节对应1919年4月红军第204(第四)谢尔多勃斯克团在维申斯克暴动镇压战线上整团倒戈一事。史料记载该团团长维塔利·约瑟夫维奇·弗拉诺夫斯基(Виталий Иосифович Врановский,原沙皇军队军官,军衔一说为大尉、一说为中尉)与副手沃尔科夫、第三营营长杜勃罗文密谋,于1919年4月11日夜逮捕全团政委,次日凌晨率部约三百一十八人、连同火炮与机枪投向叛军一方,弗拉诺夫斯基本人以“保留团长职务”为条件与叛军谈定;书中沃罗诺夫斯基应即以此人为原型、姓名略作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