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尔·库季诺夫

1919年3月5日

帕维尔·库季诺夫(库季诺夫·帕维尔)是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1919年3月)中叛军联合部队的统领。起义扩及维申斯克、卡赞斯克等镇后,二十八岁的年轻少尉库季诺夫取代苏亚罗夫,出任这支合流部队的司令;他曾获全部四级乔治十字章,能言善辩,性格直爽随和,不摆军官架子,总是衣着朴素、留着圆形长发,面貌清瘦,说话很快,行伍出身而扎根于普通哥萨克之中,因此深得部众拥戴,但书中也指出他意志薄弱,面对如此庞杂动乱的一支部队,统一指挥、调度全局皆力不从心^[出处]。与他同时当选的参谋长是伊利亚·萨福诺夫;二人起初只能追认各村自行其是的独立连队的行动,尚无力真正统一指挥^{[2 处]}。

三月九日至十日（年份原文未注明）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攻克卡尔金斯克、进击博科夫斯克期间,库季诺夫下令其挥师南下驰援克鲁坚基一线,以免被红军包围;葛利高里复信直斥这一命令“愚蠢”并拒绝执行,此后二人之间的官方联系随之中断,葛利高里自行决定在奇斯佳科夫卡—博科夫斯克一线就地坚守^{[3 处]}。这一插曲印证了他此前“统一指挥、调度全局皆力不从心”的处境:即便已升任叛军总司令,库季诺夫仍难以约束前线独当一面的团、师级指挥官。

三月十八日

三月十八日,库季诺夫在维申斯克镇主持一次军事会议,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参谋长萨福诺夫、第四师师长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第六独立旅旅长博加特廖夫及新到的作战处长格奥尔吉泽中校与会,讨论红军可能的主攻方向及兵力调配;格奥尔吉泽力主不应削弱葛利高里所部防区,库季诺夫原欲从中抽调预备队增援第三师的方案因此未能实现^{[2 处]}。会前接见一名前来求援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克镇急使时,库季诺夫因对方吞吞吐吐、透露该镇富裕哥萨克愿暴动而贫苦哥萨克“如鱼得水”拥护苏维埃政权,当场斥骂将其轰走^{[2 处]}。会后他向葛利高里坦言,除了向克拉斯诺夫将军请罪、投奔顿河军(士官生)之外别无出路,称暴动本身不过是哥萨克“一时糊涂”之举^{[2 处]}。

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军事对抗阶段,起义军已与白军部队接触并出现军官接管指挥的迹象

卡尔金斯克战后,葛利高里与部下连日酗酒期间,第四师师长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与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等人酒后密议推翻库季诺夫及留用的契尔克斯军官格奥尔吉泽,拥立葛利高里取而代之,称已征得不少哥萨克赞同;葛利高里当场厉声制止,未予呼应^{[2 处]}。这一插曲显示库季诺夫的统帅地位在起义军内部并非无可撼动,前线将领与普通哥萨克对总部留用旧军官一事的不满已具体化为倒库季诺夫的密谋。

1919年春(文本明说“四月”)

四月春耕时节,他巡视各部队,针对哥萨克借回家探亲之机大量开小差的现象严令:宁可田地荒芜,也不准许哥萨克离队回家,擅自离营者处以砍头或枪决^{[2 处]}。

1919年春

葛利高里带兵休整期间擅自砸开维申斯克镇监狱、放走全部在押人犯(镇上当权者以镇压红军家属为由将其投监)后,库季诺夫赶到现场当面质问葛利高里“这是根据哪家的王法”,遭其反质押人本身有何法度依据、并被揪住皮带相威胁;库季诺夫先是斥其“胡作非为”,继而转为安抚,以“小事一桩”揭过此事,又以“该放的放一些、不该一下子全放”自辩,劝葛利高里回家休息^{[2 处]}。此事显示库季诺夫在起义军内部纵容压制外来户家属的做法,以及他面对葛利高里时惯常的息事宁人姿态。

1919年4月

一九一九年四月,红军谢尔多勃斯克团团长沃罗诺夫斯基只身投奔第六独立旅旅长格里戈里·博加特廖夫,提出整团投诚、保留建制、不加迫害的条件；库季诺夫接报后密令博加特廖夫表面全部允诺,实则诱其先交出团内共产党员、解除炮兵连武装,再秘密包围缴械,押送途中改走人烟稀少的顿河右岸,并授意暗中鼓动沿途村民对被俘红军官兵施以私刑处死,称此举“老百姓私自行刑,什么责任也没有”,可规避对外“虐杀俘虏”的指责^{[2 处]}。这封密令显露出库季诺夫在对葛利高里等前线将领素来姿态温和、息事宁人之外,对待落网或诱降之敌另有一套冷酷精明的算计。四月二十八日谢尔多勃斯克团投诚后,该密令付诸实施:全团中一百九十四名“可靠分子”被编为独立营调往前线,其余八百余人被押解沿顿河前往维申斯克镇,沿途村庄预先获知押送对象、以便对其“审判”^{[2 处]}。

1919年春

叛军最高司令部经秘密会议决定向顿河政府阿夫里坎·彼得罗维奇·博加耶夫斯基将军求援,委托库季诺夫执笔写信:信以顿河上游全体起义哥萨克名义,就1918年末哥萨克与红军媾和、放弃阵地一事表示忏悔和遗憾,并保证今后坚决与布尔什维克斗争到底,请求飞机越过前线运来指挥部队所需的基干军官与步枪子弹。信由彼得·博加特廖夫带回新切尔卡斯克后,顿河政府与叛军司令部之间自此建立起密切联系,几乎每日均有飞机运来军官、弹药及少量炮弹,并捎带哥萨克与撤走亲属间的家信；顿河军新任司令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西多林开始通过这一渠道,将作战计划、命令、战报及红军调动情报送交库季诺夫,以使叛军配合前线的战略部署。库季诺夫对此仅告知少数亲信,对其余人严加保密^{[2 处]}。

1919年5月末至6月初

五月,在退守卡尔金斯克后向葛利高里通报作战处长格奥尔吉泽中校的死讯——此人本被安排随辎重队远离火线,却在杜达列夫斯克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流弹击中太阳穴身亡;库季诺夫怀疑是麾下哥萨克借机将其暗杀,盘问后哥萨克矢口否认,他仍从对方眼神中断定确系如此,痛惜自己因此失去唯一能商议战略的助手^{[2 处]}。同次会面中,他向葛利高里通报总部的最终决断:若顿涅茨方面的顿河军仍无法突破红军防线接应,叛军将放弃霍皮奥尔河口至卡赞斯克镇一线的顿河右岸阵地,以全部三万兵力向顿涅茨方向突围,退守顿河左岸据守,葛利高里所部须任先锋队;对葛利高里“家属怎么办”的追问,他答以“只叫他们完蛋,总比连咱们一起统统完蛋要好些”,并就步兵、炮兵与随军百姓的渡河安排一一作出保证^{[3 处]}。会上他还向葛利高里出示一份缴获自红军军事学校学员的《征途》报纸,其上刊文将顿河上游暴动哥萨克径称为邓尼金爪牙的帮凶,声言“必须用烧红的铁棍去烫这个疮口”^{[2 处]}。

1919年5月24日前后

全线撤退至顿河左岸后,库季诺夫下令沿左岸筑起绵延一百五十俄里的防线,严禁部队浪费为数不多的炮弹与子弹,只准每连挑选一两名特等射手狙杀对岸红军机枪手与暴露的士兵。五月二十四日的军事会议上,他起初附和参谋长伊利亚·萨福诺夫等人对红军将在维申斯克正面强渡的担忧,遭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当场嘲笑后转而采信其判断,下令抽调维申斯克的机枪加强白山村、梅尔库洛夫村与大雷村防务;次日红军果然在大雷村方向准备渡河器材,证实了这一判断^{[3 处]}。

1919年5月末

葛利高里巡视阵地回到已迁至切尔内村的师部后,库季诺夫向他透露顿河军司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西多林来信许诺:一星期内顿河军将发动强大攻势,突破红军第八军防线,叮嘱叛军坚守待援^{[2 处]}。库季诺夫随即提出作战方案,拟派两个连夜渡卡赞斯克边界以内的顿河、在大雷村一带骚扰红军渡河准备,并请葛利高里亲自率队;葛利高里先是应允,却在库季诺夫许诺战功会为他向顿河军长官请功、暗示可借此升官后勃然变色,斥责库季诺夫把自己当作贪图官位之人,当场翻悔拒绝领队。库季诺夫辩称只是玩笑,又以“半吊子布尔什维克”评价化解僵局,但未能挽回葛利高里的决定,只得表示另派他人^{[2 处]}。库季诺夫遂出示一份缴获文件为局势的严峻作佐证:第四师师长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日前亲手击毙一名拼死抵抗的拉脱维亚籍红军政委,从其胸前衣袋搜得一道署期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自博古恰尔“清剿军”司令部的命令,号召所部对顿河暴动者“不能宽恕”,誓言在数日内“洗掉顿河叛乱的污点”^{[2 处]}。

1919年6月前后

红军渡河突袭大雷村一役后次日,一架顿河军飞机降落维申斯克镇附近,遭对岸红军炮火追击并击中关押约八百名红军战俘的镇公用种马厩。库季诺夫当日未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与会,在司令部单独召集秘密会议:飞抵的顿河军军官通报突击兵团即将突破红军防线、与谢克列捷夫所部会师,并质问为何将大批战俘集中关押在维申斯克,建议分批押往卡赞斯克再折返处决;库季诺夫闻言表示惊异,但仍照办——此后两批共约三百五十名战俘被分批押往维申斯克与卡赞斯克之间的沙地上处决,第一批约二百人全部被砍杀,第二批一百五十人中仅十八人生还^{[2 处]}。这是库季诺夫首次将葛利高里排除在总部决策之外。

1919年

谢克列捷夫骑兵集群进驻维申斯克镇当晚,叛军司令部在军官俱乐部为会师举行庆功宴,库季诺夫作为东道主对宾客殷勤劝酒;席间谢克列捷夫斥责起义哥萨克“去年放弃阵地投红”一事、要求其“赎罪”,库季诺夫未加辩驳,只在一旁低声劝解,并致答词,但已醉意上头的宾客几乎无人聆听^{[3 处]}。

真实历史中的帕维尔·纳扎罗维奇·库季诺夫(1891年1月1日生于顿河维申斯克镇一带)确为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维约申斯克起义)的实际统帅:1916年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军校,获少尉(哈龙日)衔,一战中获全部四枚乔治十字章;1919年3月12日经新成立的区苏维埃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此后起义军经其整编为五个师及一个独立旅,至五月发展至两万五千至三万人,一度顶住红军两个集团军的进攻,至六月与顿河军会师,与书中所写年龄、军衔、出身及扎根群众的统帅形象大体相符。起义军并入顿河军后,库季诺夫于1920年内战末期经君士坦丁堡、希腊辗转流亡保加利亚,以经营小店、照相营生;1935年组织“哥萨克民族主义者同盟”并办刊鼓吹哥萨克独立建国。1944年11月被苏联方面抓获,1945年以参与1919年起义罪名判处十年劳改,1955年获释后返回保加利亚居住,1967年10月在米哈伊洛夫格勒附近遭火车撞击,四日后伤重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