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科尔尼洛夫

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1918)是真实历史人物,俄军将领,1917年7月19日(俄历)被临时政府任命为最高统帅,此后成为白卫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1917年7月19日前后（俄历）

书中他本人并未出场,仅以军官们的谈论和传闻呈现:先受任西南战线总司令,再获任最高统帅,消息令阿塔曼斯基团及顿河哥萨克第十四团的军官们大为振奋,普遍认为唯有他能“把俄罗斯重新扶起来”;与之相对,普通哥萨克士兵的反应冷淡而实际,多表示“对我们反正都是一样”“他也不会使我们更容易升官”。据军官联合会总部流传的消息,他在准备提交临时政府的报告提纲中,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后方军队和居民实行战地法庭审判、恢复死刑律、恢复军官惩戒权,并将军人委员会的职权限制在最小范围^{[4 处]}。以他为核心,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召集军官夜谈,直陈“我们跟谁走”的抉择,多数军官表态拥护科尔尼洛夫,视其为哥萨克阶层利益与旧秩序的最后依靠^{[4 处]}。

1917年7月下旬至8月初

八月初,备战迹象经卡尔梅科夫之口进一步呈现:军官联合会总部与哥萨克军人联合会已在彼得格勒集结数百名“可靠的军官”,并在各铁路枢纽站和各师组建“突击营”;阿列克谢·克雷莫夫将军向奉调候差的卡尔梅科夫等人透露,须撤换临时政府上层、可能实行军事独裁,科尔尼洛夫是最有可能的人选。社会活动家会议致电科尔尼洛夫表示全力支持,称任何损害其威望的行为均属犯罪(电文末署米哈伊尔·罗坚科之名);科尔尼洛夫本人日前进京时,以整整一个帖金人骑兵连护卫、汽车架设机枪,声势浩大地驶向冬宫,被卡尔梅科夫解读为“毫不含糊的警告”^{[5 处]}。

1917年8月6日—8月13日

v4c13中科尔尼洛夫首次正面出场,亲自向参谋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鲁科姆斯基交底:先以“便于机动支援北方或西方战线”为由,掩饰调动骑兵第三军团和土著骑兵师至涅维利—新索科尔尼基—维利基卢基地区集结的真实用意,经鲁科姆斯基以去留相要挟后,才承认调兵实为八月底进军彼得格勒、必要时镇压工兵代表苏维埃,具体指挥交由阿列克谢·克雷莫夫负责。他向鲁科姆斯基坦陈促成这一决心的直接刺激:八月三日彼得格勒政府会议上,总理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以内阁中“有不可靠的人物”为由,提醒他不要涉及国防机密,令他深感受辱,痛陈临时政府“由一伙可怜虫来管理”“优柔寡断、意志薄弱”,并点名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等人为纵容布尔什维克坐大的势力,宣称此举“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只为拯救俄罗斯”。此时大本营已聚集军官联合会、哥萨克军人联合会的代表及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从顿河派来的急使,亦有投机分子、保皇党人等“云集到莫吉廖夫”,广大军官圈子普遍将他视为“俄罗斯复兴的旗帜”^{[6 处]}。此事变详见科尔尼洛夫事变(1917年)。

1917年8月

八月中旬,他抵达莫斯科出席莫斯科国事会议(1917年),于亚历山大车站受到近乎狂热的欢迎:仪仗队、乐队、贵妇献花之外,一批将领与政界要人到场迎候,包括顿河军司令官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扎伊翁科夫斯基将军、交通部次长基斯利亚科夫、莫斯科市长鲁德涅夫、大本营外事处长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等;一名乌拉尔哥萨克老人代表十二个哥萨克军区宣读欢迎词,国家杜马议员罗季切夫亦发表致词。人群中一名头发散乱的胖太太追随其身旁欲亲吻其军服袖口,他被拥挤的人群抬起前行,由随行军官(其中包括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抱住他的皮靴扛在肩头护送出站^{[3 处]}。会间休息时,他与卡列金在大剧院走廊密谈,主张宣言应取消军队中的各级委员会,痛陈陆军已无力作战、后方为布尔什维克宣传瓦解,须对后方实行军事化管制、以严厉惩戒手段“无情地消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他征询卡列金是否将继续得到支持,并透露已与亚历山大·伊里奇·杜托夫接触,哥萨克方面将全力支持他,提议双方协调将来的共同行动。谈话中他明言不惜“开放前线,叫德国人来教训教训”临时政府,又向卡列金提出若局势不利,能否在顿河地区寻得栖身之地,得到卡列金“不仅可以找到栖身之地,还可以受到保护”的允诺。一小时后,卡列金在大会上宣读了《十二个哥萨克军区宣言》^{[10 处]}。

1917年8月29日

八月二十九日,克雷莫夫派来的传令军官送达报告,证实进军彼得格勒的计划已经失败:第三骑兵军团和土著师的兵车滞留途中,未能按期抵达。科尔尼洛夫向罗曼诺夫斯基摊牌:“一切都完啦!我们的牌打输啦……克雷莫夫未能及时把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时机已经错过”,将失败归咎于“铁路上的那伙流氓”从中作梗,并声言若事成当绞死其中十分之一。他随即拟电致顿河哥萨克军阿塔曼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第六五八号,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痛陈“光荣的哥萨克已经没有耐心再与形形色色的卖国贼和叛徒进行毫无成果的斗争”,呼吁哥萨克与他“采取一致行动”;同时仍命罗曼诺夫斯基询问巴格拉季翁公爵部能否以行军速度继续推进,尚未放弃军事努力。罗曼诺夫斯基认为局势尚不至绝望,当面指出他“对事变进程的估计过分悲观”,科尔尼洛夫未作回应,转而讲述前夜一个关于喀尔巴阡山、乌克兰老人以德语劝饮牛奶、继而山路又变作阿富汗地貌的梦境^{[6 处]}。

1917年8月31日至9月2日

八月三十一日,他召集参谋人员与亲信会议,就是否继续与临时政府对抗征询意见,与会多数人主张继续斗争;唯鲁科姆斯基委婉但坚决地反对“自相残杀”,被科尔尼洛夫质问“投降吗?”,鲁科姆斯基仅耸肩答以“问题自身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半小时的沉默交谈后,科尔尼洛夫单独召鲁科姆斯基至办公室,承认“继续顽抗不仅愚蠢,而且简直是犯罪”,询问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何时到任。九月一日阿列克谢耶夫抵达大本营莫吉廖夫,当晚依临时政府命令将科尔尼洛夫、鲁科姆斯基及伊万·帕夫洛维奇·罗曼诺夫斯基逮捕,押送前二人密谈二十分钟;科尔尼洛夫走出房间时情绪激动,几乎难以自持,其妻子挡在门前拒绝罗曼诺夫斯基靠近,称“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要求谁也不要到他跟前去”。三人其后被押往“大都会饭店”看管,不久转押贝霍夫一所女子中学^{[9 处]}。此事详见科尔尼洛夫事变(1917年)。

1917年10月至11月19日

在贝霍夫关押期间(1917年9月至11月),将军们的囚徒生活相当宽松:每日晨起散步、拆阅信函、接见来访亲友,晚间照例聚于科尔尼洛夫寓处密谈;外部警卫由格奥尔吉耶夫营担任,内部护卫则是忠于他的帖金团骑兵,与外界的联系与逃脱通道始终畅通。他仍通过书信遥控局势:请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调粮救济帖金团在土耳其斯坦的饥饿家属,又致信莫斯科、彼得格勒的银行家索款接济被捕军官家属,对方因惧其揭发而如数汇出。十月革命后,他与卡列金、哥萨克军人联合会等多方仍保持通信,催促自封最高统帅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霍宁将在押者释放并转送顿河。十一月一日,他致信杜霍宁,详陈一套调兵集结、加强炮兵、集中军械、与顿河及库班等哥萨克军司令官建立联络等六项措施,但杜霍宁在信纸边缘的批语逐条否定其可行性,暴露出大本营已名存实亡的处境^{[8 处]}。

1917年10月至11月19日

十一月二十日晨,大本营参谋上校库松斯基驱车赶至贝霍夫,向卫队长、帖金团中校埃尔哈特通报:莫吉廖夫四小时后将和平移交布尔什维克,杜霍宁命令全体在押人员立即撤离。科尔尼洛夫下令即刻释放各位将军,自己则随帖金团骑兵连夜出走。当日白天将军们相继单独离开囚地,子夜时分,帖金团骑兵排成三路纵队悄然开出贝霍夫女子中学院子,科尔尼洛夫与团长屈格尔亨上校并辔行进,消失于通往顿河方向的荒郊夜色中^{[6 处]}。史实中,科尔尼洛夫此后率帖金团徒步兼程南下顿河地区,途中屡遭地方民众和苏维埃武装袭击,损失惨重,最终仅率少数随从抵达顿河,与阿列克谢耶夫会合共建志愿军。书中对其最终抵达一事着墨极简,仅记十二月六日他在途中甩开护送的帖金骑兵队,只身化装潜入顿河境内,出现在新切尔卡斯克;此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已于十一月二日先期抵达并着手组建志愿军,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鲁科姆斯基等将领也已在十一月下旬相继来投^{[3 处]}。

史实中,科尔尼洛夫此前任西南方面军司令,1917年7月19日(公历8月1日)接替布鲁西洛夫出任最高统帅后,即以恢复军队纪律、防止战线崩溃为由,要求恢复前线及后方死刑、限制士兵委员会权力,与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一度合作,后因互不信任骤然决裂:同年8月下旬(俄历8月25日至30日),他调动第三骑兵军等部队进军彼得格勒,试图建立军事独裁、镇压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势力,史称“科尔尼洛夫事变”,因铁路工人罢工阻断运输、部队哗变而失败,科尔尼洛夫被解职并遭软禁。1917年11月他出逃至顿河地区,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共同创建志愿军,任总司令,1918年4月率志愿军围攻叶卡捷琳诺达尔(今克拉斯诺达尔)时,司令部被炮弹击中身亡。书中脚注对其生平的概括(“1917至1918年间一个主要的反革命白军将领,1918年被红军在前线击毙”)与史实大体相符,但简化了其死因的具体情形(死于攻城战中的炮击,而非直接的战场枪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