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是鞑靼村商人,莫霍夫家的家主,经营杂货、布匹、粮食及一座机器磨坊,是本村及附近村庄事实上的债主与经济支配者。

20世纪初（约1900年代末至1910年代初）

莫霍夫家的祖先莫霍夫·尼基什卡本是彼得一世时代沃罗涅什派驻叛乱市镇奇戈纳克的坐探,借贩卖杂货、买卖赃物为掩护,定期向沃罗涅什督军密报当地哥萨克动向,由此在哥萨克土地上落户^{[3 处]}。其后代繁衍为商人世家,家传的督军委任证书毁于谢尔盖祖父在世时的一场大火;祖父又因嗜赌倾家荡产,父亲瘫痪去世后,谢尔盖白手起家,早年靠一个卢布本钱收购猪鬃鹅毛,受尽附近哥萨克的鄙夷,后转开杂货铺,娶神甫之女得一笔丰厚陪嫁,借此开设布店^[出处]。

20世纪初（约1900年代末至1910年代初）

布店开张恰逢军区政府将顿河左岸各村迁往右岸垦殖之令,右岸新村迭起,谢尔盖的生意随之全面扩张,兼营皮革、盐、煤油及农业机器,又相继开设粮店、修建机器磨坊。全村几乎家家欠他的债——买农机、办嫁妆皆需向他赊借;磨坊雇工九人,店铺伙计七人,家中佣人四人^{[2 处]}。

莫霍夫脚踏软羊皮靴,体态肥胖,神情威严。他从阳台走过时头也不扭地问“是找我吗”,得知是有人送鱼来后未再多言;其女向他说明来意^{[3 处]}。莫霍夫家的宅院位于广场消防棚后方,房顶为绿色,家境殷实^{[2 处]}。

割草季节之后（具体年份未知）

一个星期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来店中买布,莫霍夫亲自接待,当着围拢的哥萨克们的面,以“听说你要娶司捷潘·阿司塔霍夫的阿克西妮亚过来做儿媳妇”相问,言语中带着旁敲侧击的调侃,由此使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的私情丑闻在潘苔莱面前公开挑明^{[7 处]}。

约1911–1912年

1910年,谢尔盖从下诺夫戈罗德集市带回一对黑色鬈毛大嘴幼犬,长成后凶悍异常,曾咬伤路人牲畜,平日锁养,只在夜间及每年一次春天交配时放开^[出处]。

约1911–1912年

女儿伊丽莎白怀孕的流言在村中传开后,谢尔盖闭门不出两日;第三天,米吉卡·科尔舒诺夫登门求娶伊丽莎白以“保全她的名誉”,谢尔盖闻言暴怒,痛骂其为“混蛋”“狗崽子”,以生铁烟灰缸掷伤其膝盖,并放出家中四条恶狗将其撕咬驱逐,米吉卡在混乱中掐死了其中一条名叫“歌手”的狗^{[5 处]}。同日,他安排车夫叶梅利扬将伊丽莎白送往莫斯科求学,以此了断丑闻^{[2 处]}。

深秋,圣母节（旧历十月一日）前后

一次磨坊排号纠纷引发哥萨克与道利人械斗时(霍霍尔与哥萨克的族群关系),谢尔盖恰在磨坊院内,脸色苍白、咬着嘴唇仓皇穿过混乱人群,被卷入殴打的米吉卡·科尔舒诺夫用铁门闩击中,又遭他人围踩,狼狈地手脚并用爬向磅房^[出处]。

20世纪初（约1900年代末至1910年代初）

谢尔盖的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女伊丽莎白·莫霍娃、一子弗拉基米尔·莫霍夫,去世后他续娶了三十四岁方嫁人的安娜·伊万诺夫娜,未再生育;继母对前妻子女感情冷淡、教养失当,子女成长中彼此疏远。谢尔盖本人常年在莫斯科、下诺夫戈罗德、乌留平斯克及各乡镇市集间奔波,对子女的关心不比对马夫、厨娘更多^[出处]。逢节日他喜好铺张宴客,平日则十分俭省,唯独舍得花钱买书,常年订阅《俄罗斯财富》一类刊物^{[2 处]}。其商店与磨坊的合伙股东是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捷平。村中两名神甫因宿怨与他甚少往来^[出处]。

春季，具体年份未注明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与父亲分家后曾登门求雇为帮工,谢尔盖以“没有位置”为由回绝,恰在座做客的骑兵中尉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转而将其雇往父亲的亚戈德诺耶庄园^{[2 处]}。

约1914年复活节前后

复活节前,机器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到店中与他商谈机器活塞维修事宜时,隔着门缝听到他与合伙人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捷平的一段对话:谢尔盖据一本小册子断言俄国即将与德国开战,阿捷平不以为然地表示不同意;在座另一人(后来得知是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则插话称法德间的战争“与我们毫无关系”^{[2 处]}。这段对话经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转述,在鞑靼村施托克曼小组内引发了施托克曼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与殖民地的说明,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

1914年7月末

一九一四年总动员当日,广场上骚乱之中,醉酒的托米林·伊万闯入店中缠住谢尔盖不放,当众骂其“放债剥削人”、“抢去了我们哥萨克的权利”,扬言要打他;谢尔盖亲自出面摊手劝说,合伙人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捷平则退避到后门^{[4 处]}。

1914年9月

其后麦列霍夫家一度收到葛利高里阵亡的误报,继而又确认他实际负伤获勋、晋升下士。谢尔盖已从报纸上读到葛利高里立功的消息,见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路过商店,主动出门迎入店中道贺,称“有这样的儿子是值得自豪”,并慷慨相赠三包上等土耳其烟草与一袋糖,托他转交葛利高里^{[5 处]}。

1916年11月至约1917年1月初

一年半后,潘苔莱因预购合同拖欠的一百卢布借款始终未还,谢尔盖诉诸顿聂茨地区第七区调解审判官,官府据缺席裁定派执行官下村传唤,勒令其立即偿还本金一百卢布及诉讼费三卢布;潘苔莱当即请人转借还清^{[3 处]}。

1917年1月至3月初

一九一七年一月,病重将死的教员巴兰达当面向谢尔盖预告“革命已来到眼前”,遗憾自己活不到亲眼看他家产被瓜分、被逐出家门的那一天;谢尔盖按捺愤恨,只回敬他“你今天就要死啦,——要到明天,才会轮到我呢”(二月革命(1917年)^{[3 处]}。三月初专制政体被推翻的消息传到鞑靼村,上了年纪的哥萨克们围聚在关了门的莫霍夫商店前直到黄昏,议论纷纷、惶恐不安。谢尔盖披上貂皮大衣,拄着刻有自己姓名字头银套的手杖出门与老人们相谈,面对众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皇帝可怎么活呢”的追问,只能含糊答以“咱们要过没有皇帝的日子啦”“国家杜马将要治理国家。咱们要成立共和国啦”;面对老人们对哥萨克特权不保、须与“庄稼佬”平等、土地或被夺占的忧虑,他直言“艰难的日子来到啦……现在就看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说不定,我们全都要完蛋”,自己也已预感到大动乱年代的降临^{[9 处]}。回家后,他得知女儿伊丽莎白·莫霍娃来信求汇钱,信末只让他反复咀嚼“情绪”二字,心中生出对女儿冷漠、对自己一生空虚的痛苦反思^{[3 处]}。

1917年1月至3月初

次日,谢尔盖乘车前往亚戈德诺耶庄园,向探亲归来的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与其父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探询前线真实局势。叶甫盖尼告知他军队已实际瓦解,士兵擅离职守、抢劫杀人、拒不执行命令已成常态,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虽多被自私自利者利用,却极易在疲惫思乡的士兵中传播;老将军将局势归结为“鱼总是先从头烂起”。谈话未能给谢尔盖任何宽慰,他关切的置马之事也已无心过问,只以“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事儿哟”作答,归途中与车夫叶梅利扬相对无言,忧心忡忡^{[7 处]}。

1918年8月

顿河哥萨克政权与红军在菲洛诺沃一线对峙期间,谢尔盖仍留居鞑靼村经营店铺,曾在家中与合伙人阿捷平接待从德国战俘营辗转归来的司捷潘·阿司塔霍夫,听其讲述战俘生活及归途见闻^[出处]。此后红军重占顿河上游地区,鞑靼村建立苏维埃政权,莫霍夫一家逃往顿涅茨河对岸白军控制区,其宅院被村革命军事委员会占用作为办公及关押场所,商店则被征作红军军需仓库^{[3 处]}。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被镇压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返回鞑靼村,将莫霍夫及阿捷平、神甫维萨里昂等商人、神职人员的宅院付之一炬^[出处]。书中此后未再交代莫霍夫本人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