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

临近圣诞节（具体年份不详）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是鞑靼村的机器匠,身材高瘦,是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在斜眼卢克什卡家聚会上的常客之一,也是聚会中争论最凶的人^{[2 处]}。他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顿河哥萨克部队哗变,一九一八年转向布尔什维克一方,出任鞑靼村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镇压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一九一九年四月随部队被叛军俘获,押解途中遭沿途村民围殴,押至鞑靼村后被同村人当众枪杀、刺死。

临近圣诞节（具体年份不详）

小册子《顿河哥萨克简史》念到近代哥萨克境遇一段引发争论时,他鼓着圆眼睛拼命为哥萨克辩护,猛烈攻击持批评立场的赫里桑福·托金,讥讽后者“变成了庄稼佬”,称其身上只有一滴哥萨克血液;当赫里斯托尼亚以自己不曾在阿塔曼斯基团当过差为由反唇相讥、称该团出身者“不论官职大小统统是傻瓜”时,双方互不相让^{[7 处]}。其瘦削躯体里渗透着哥萨克传统这一描写,与他在争论中固守哥萨克身份的立场相印证。

约1914年复活节前后

复活节前的一个傍晚,聚会中他向众人转述前几日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处商谈机器活塞维修事宜时,在门外偶然听到的一段谈话:莫霍夫依据读到的小册子断言即将与德国开战,合伙人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捷平不以为然,在座一名后来得知是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的军官则称“法国和德国为了争葡萄园会打仗,这与我们毫无关系”。他学阿捷平说话的腔调惟妙惟肖,又向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追问对开战的看法;施托克曼避而不作预言,转而扼要讲述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与殖民地引发战争的道理,他听后仍困惑于此事与哥萨克何干,只得出“别人醉酒,自己人跟着头疼”的比方^{[8 处]}。同一场聚会中,他还提到偶遇正在莫霍夫家台阶上等候、准备送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去米列罗沃车站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出处]。聚会散场时,“钩儿”当面挖苦他“又忙着去教堂做祷告”,他坦然承认“我每天都祷告”,显示出他虽是施托克曼小组的活跃成员、争论最凶的人,私下仍保持虔诚的宗教习惯^{[2 处]}。

1914年3月至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一九一四年夏收草季,县警察局长与检察官前来鞑靼村逮捕施托克曼,他与达维德卡、“钩儿”、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一同被带至村公所问讯,问讯完毕后手上油污尚未洗去,便在前厅等候^[出处]。

1916年10月初

一九一六年十月初,他随鞑靼村第三期应征哥萨克组成的特别连,在斯托霍德河一带(第一次世界大战)投入科韦利方向的进攻。行军途中,他在步兵队列中意外重逢多年不见的“钩儿”,两人互道近况、提及施托克曼仍在西伯利亚服刑;重逢后队伍即分开,此后再未相见^{[4 处]}。行军路上目睹一片阵亡军官尸堆,他被其中一具面容尚是孩子的尸体触动,结结巴巴地问“这个小家伙临死的时候呼叫的是谁呢?妈妈?”^{[2 处]}。当晚的夜袭反被德军击溃,连队折返途中,他目睹同乡阿丰卡·奥泽罗夫中弹身亡,又在撤退后遇见受惊过度、精神失常、语无伦次地唱着鸟兽歌谣的加夫里尔·利霍维多夫,他与马丁·沙米利一同将其架离战场^{[6 处]}。

1917年8月末

一九一七年八月末,科尔尼洛夫事变期间,他所在的特别连随骑兵第三军团一同奉调开赴彼得格勒镇压“骚乱”,他此时已连任连士兵委员会主席。行军途中,他从连长手中接过并当众朗读了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拒不服从临时政府、自称继续统率全军的号召书,以及克伦斯基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叛徒的电报;哥萨克们心绪大乱,他却已在私下认定哥萨克“和科尔尼洛夫走的不是一条路”,同时也不拥护克伦斯基本人,而是寄望于克伦斯基垮台后出现的“真正的人民自己的政权”——这一判断承自他早年在彼得格勒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军事部的见闻,以及施托克曼“哥萨克本质上非常保守、需耐心劝说”的告诫。他与扎哈尔·科罗廖夫、图里林暗中串联全连,促成大家一致拒绝继续开往彼得格勒;连队在一处小站强行下车,他驱走本连军官、自任连队指挥,率部改道折返前线方向,途经戈列洛耶村宿营^{[9 处]}。次日,顿河哥萨克第一师与“野蛮师”(高加索土著骑兵师)派出的代表前来谈判,传令要求连队立即返回德诺车站,并谎称彼得格勒已被攻占;他当场识破对方拿不出电报为凭,转而以“我们不愿意打自己人”说服全连,又在图里林情绪失控、公开辱骂军官代表后下令全连上马,持枪结束谈判,率连队继续按自己的方向前进^{[8 处]}。

1918年1月8日至约1月11日

一九一八年一月,鞑靼村前线归来的哥萨克开会决定派代表赴卡缅斯克镇出席前线士兵代表大会,他与赫里斯托尼亚、米吉卡·科尔舒诺夫三人抽签中选;米吉卡以“没有工夫”为由拒绝同行(此前一晚他去了麦列霍夫家而非出席村中会议),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当即斥其“坏蛋”,与赫里斯托尼亚二人结伴前往^{[5 处]}。大会期间,他找到同村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并转述村中近况,又在会场辩论中与其他团的代表争论不休,深夜将革命军事委员会当选名单(主席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书记克里沃什雷科夫等)带回向葛利高里报告^{[4 处]}。

1918年春（大斋节第六周）

一九一八年春(大斋节第六周),米古林斯克附近赤卫军被击溃、鞑靼村即将敲钟征召入伍的消息传来,他的小儿子受托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唤至家中碰头,自己已提前通知了几名相熟的哥萨克。“钩儿”力主众人立即出逃,他却顾虑妻儿老小、衣裳破旧、面粉将尽,主张暂且等待观望,称此前进犯谢特拉科夫一带的赤卫军已被击溃、“也许会平安无事”;这一立场得到葛利高里与赫里斯托尼亚的附和,三人最终一致决定暂不离村。会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仍与“钩儿”一同出逃,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宽慰他“咱们会走到一起的”^{[7 处]}。

1918年4月

次日清晨,教堂钟声召集全村哥萨克赴广场开会前,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独自反省此前的抉择,认定“‘钩儿’和科舍沃伊是正确的:本应逃走,不该犹豫不决”,内心已在此时下定决心——一旦与赤卫军首次交锋,便立即倒戈投奔布尔什维克一方;但他将这一决定深藏心底,既未告知葛利高里,也未告知赫里斯托尼亚,三人虽共同拒绝了“钩儿”出逃的建议,此刻却各怀心事、彼此戒备^[出处]。往会场途中,他忍不住打破沉默,当众自责三人“从前线上回来时是布尔什维克,而现在却要往树丛里躲”,与赫里斯托尼亚就赤卫军在谢特拉科夫村的暴行是否属实发生争执^{[4 处]}。

约1919年1月

红军占领鞑靼村后,区苏维埃派人下达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村执行委员会的通知。会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经全场一致表决当选村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未经表决即被推为副主席;会议同时宣布区苏维埃三日内缴械的命令。会后与彼得罗·麦列霍夫、赫里桑福·托金等人一同返家途中,众人撞见村邻阿尼库什卡偷偷藏匿未及上缴的步枪与子弹,相视大笑^{[5 处]}。

1919年1月末

一月底,任村执行委员会主席后不久,他奉召赴维申斯克镇面见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对方以“同志”相称、请其就座、与其握手,令他深受触动,回村后向副主席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兴奋讲述这番平等相待的经过。恰逢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登门交涉运输差事,两人由此展开一场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争论:面对葛利高里“不论共产党还是将军,全是枷锁”的说法,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以本村只有三户财主、其余尽是贫苦人家为由,主张须将富户口中的粮食分给饥民;争论中他斥责葛利高里“统统是反革命胡说”“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拒绝再作辩驳,临别时以老友与干亲家之情相提醒,警告对方休再“迷惑哥萨克”,否则“我们会把你踩死”^{[5 处]}。这场争论使他事后仍怒气难平,痛骂葛利高里是“斗争中的绊脚石”,扬言若其公开煽动便将其收押^[出处]。

1919年2月

一九一九年二月,任村执行委员会主席期间,他与磨粉工达维德卡、季莫费、从前莫霍夫家的车夫叶梅利扬、麻子皮匠菲利卡组成的少数班底日渐感到与村民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哥萨克须经反复动员才肯到会,到会也一言不发、面无表情,难得的同情者也寥寥无几;麻子菲利卡当面告诉他“咱们和村子离婚啦”^{[2 处]}。区里下达向富户摊派四万卢布军饷的命令,鞑靼村仅征得一万八千余卢布,他就此请示区里,区里派民警前来,以“抗缴军饷”为由逮捕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尔舒诺夫、马克西姆·博加特廖夫、马特维·卡舒林、伊万·阿夫杰伊奇·西尼林、扎哈尔·科罗廖夫等七人,押送维申斯克镇^{[4 处]}。押解当日,区里派来的检察官与一名军政治部人员要求他协助拟定“军官、神父、宪兵和财主”名单,他提出彼得罗·麦列霍夫之名,被检察官以“福明已经打过招呼”为由否决^{[4 处]}。

1919年2月

同日,阔别多年的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随军政治部重返鞑靼村,径直到村执行委员会办公室找他;两人相拥而泣,他连声自责“不争气”。当晚由米哈伊尔·科舍沃伊陪同,领施托克曼重返旧居斜眼卢克什卡家,彻夜叙谈至施托克曼睡着方止^{[6 处]}。当夜押解犯人的奥利沙诺夫返村报信:七名被捕者当天已在维申斯克镇经简化审判、押赴松树林处决,并未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只是收监。他连夜赶去质问施托克曼,担忧此举会令村中群众彻底离弃革命政权;施托克曼却告诫他“应该习惯这种事情”,以顿河富农是“武装的富农”、比俄国腹地富农更危险为由为处决辩护,又斥责他情绪软弱、“像个讨厌的社会革命党”^{[8 处]}。

1918年3月4日

三月四日,他在鞑靼村召开村民大会,开会前先与区里派来接收充公衣物的一名年轻全权代表发生激烈冲突:对方指责施托克曼擅自将部分衣物借予红军伤员运输队是“盗窃公共财产”,扬言将其逮捕押送维申斯克镇,施托克曼伸手去摘墙上的匣子枪,吓得对方仓皇逃离。会上,施托克曼当众宣读处决名单、独臂的阿列克谢·沙米利公开质疑处决不公之际,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始终在场却未能插话;施托克曼提出将白军逃亡者遗留财物分给贫苦人家的提议遭全场沉默抵制后,他愤然质问众人“怎么的,你们嘴里都含着水吗”^{[4 处]}。

1918年春（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前）

次日,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获悉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已连夜回村,在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原莫霍夫家宅院)向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征询处置办法;他一度提议将葛利高里兄弟二人一并逮捕押解维申斯克镇,施托克曼则以彼得罗有雅科夫·福明作后台为由否决,只下令逮捕葛利高里一人、单独关押。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曾提议晚间行动以避人耳目,被施托克曼否决,遂即刻派副主席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带人前往缉拿,但葛利高里已先一步出走投奔西金村的姨妈家,扑了空^{[5 处]}。

国内战争期间，约1919年

此后随阿穆尔团参与镇压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1919年3月)的作战。一次战斗中,他所在部队围获逃入荒沟藏身的鞑靼村出征队伍,其中包括干亲家彼得罗·麦列霍夫(二人之子女互为教父教子);彼得罗被查明是抵抗指挥者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命其脱衣行刑,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下马在旁看着彼得罗赤脚踩在融雪上,咬紧牙关强忍未哭,未出言干预,彼得罗当面向他求饶后仍被米哈伊尔当场击毙^{[3 处]}。

1919年4月12日至27日

四月十二日,莫斯科步兵团在叶兰斯克镇安东诺夫村附近的战斗中遭到重创,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腿部被叛军土造枪弹击伤,由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抱扶脱险,后者截住一名飞奔的红军战士强令其用运子弹的两轮车将伤员载走^[出处]。团部随后退往叶兰斯基村、渡顿河驻扎霍皮奥尔河口镇待补充兵员,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伤势未愈仍与施托克曼、科舍沃伊同住一处;谢尔多勃斯克团士兵在住处与施托克曼发生冲突时,他在床上欠身斥责对方“胡说”,但伤口未愈、行走仍需强忍疼痛^{[3 处]}。

1919年3月

四月二十八日,谢尔多勃斯克团哗变当日,他一瘸一拐随施托克曼赶赴教堂旁的全团大会。施托克曼登上牌桌演说、被枪击中弹倒地时,他痛呼施托克曼的名字欲上前相救,当即被士兵扭住胳膊、缴去武器并搜身,喝令“住口,把枪交出来”后被押离广场,未及目睹施托克曼中第二枪身死^{[4 处]}。

1919年春(约3月末至4月)

此后不久,他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连同多名叶兰斯克共产党员一同被叛军俘获,押往维申斯克镇途中传闻将遭处决;帕维尔·库季诺夫在致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信中提及此事,葛利高里闻讯当即交出师、团指挥权,策马疾驰赶赴维申斯克镇设法营救^{[2 处]}。

1919年春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实际被划入另一批押解的二十五名共产党员,由谢尔多勃斯克团交给叛军处置,从霍皮奥尔河口镇启程,由加强的护送队押往维申斯克方向,一名旧教派出身的阿塔曼斯基团司务长(阿基姆·萨佐内奇)统领押送兵,沿途禁止俘虏交谈、吸烟、发问^{[2 处]}。行进中他与身旁一名叶兰斯克共产党员低声议论是否会被处死,一度以哥萨克“打倒共产党、反对抢劫和枪毙”的口号自我宽慰,幻想只判苦役、待顿河封冻后红军便可反攻,但这一希望旋即被自己“他们已经变得像魔鬼一样凶狠”的判断压灭^{[2 处]}。他因攥拳被司务长发觉,遭鞭击面部见血;一名叶兰斯克人挺身为他挡鞭,反被抽得衬衣破碎、伤口流血^{[2 处]}。他试图揪司务长下马未遂,被刀背砍倒在地,口鼻出血,又被马蹄踏伤伤腿^{[2 处]};俘虏们随后被押至顿河边洗去血污,他跪在水中痛饮河水解渴^[出处]。此后三十俄里路程沿途各村,持叉子、镢头、木棒的村民——尤以妇女下手最狠——不断围殴、投掷石块土块,二十五名俘虏被打得面目全非;他自顿河洗血后情绪转趋镇定,劝身旁同志“英勇地战斗过,也应该骄傲地去死”,又在秋科夫诺夫斯基村目睹一名哭喊求母亲住手的男孩后落泪,想起自己的妻儿,只盼不要死在孩子面前^{[5 处]}。押解途中,一名心怀不忍的押送老兵违抗司务长命令,取井水倒入牲口水槽供俘虏解渴^{[4 处]}。

1919年春

押解队伍傍晚抵达鞑靼村,全村哥萨克步兵连及妇孺老幼聚于街头谷仓旁围观。同村人认出他后群情激愤,喊叫要将他与科舍沃伊一并处死;押送队队长回应称同村俘虏只有他一人。人群中,达丽亚·麦列霍夫当众质问他是否亲手处死其夫彼得罗·麦列霍夫,他辩称击毙彼得罗者是米哈伊尔·科舍沃伊,自己虽参与那场战斗,但对彼得罗之死并无责任;达丽亚不听分辩,自人群中接过一支马枪,朝他右胸开枪。中弹倒地后,他并未立即身死,呻吟不止;绰号“牛皮小王”的安季普持刺刀连刺三下将其刺死,行刺时称其为“科特利罗夫”,直至第三刀他仍未断气,发出惨叫。押送队队长斥骂安季普“刽子手”,推开他后举枪补射;此枪如同信号,在场哥萨克随即对其余被押共产党员一并动手,俘虏四散奔逃^{[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