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利高里·麦列霍夫

约1870年代末至1900年代前后

葛利高里比兄长彼得罗小六岁,个头却高出兄长半个脑袋。他生着下垂的鹰钩鼻,略斜的眼眶里嵌一对淡蓝色扁桃仁状的眼睛,高颧骨上绷着棕红色的皮肤,身形略驼,连笑容都与父亲如出一辙^[出处]。

他随父亲潘苔莱清晨钓鱼,擅使钓竿与钩竿,曾合力擒获一条金红色大鲤鱼^{[3 处]}。归途中,父亲察觉他与邻居司捷潘·阿司塔霍夫之妻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有暧昧,当面警告并以禁足、鞭刑相威胁;葛利高里辩称是谣言,内心却盘算即便被父亲禁足,当晚仍要去游戏场^{[5 处]}。此后他与同龄好友米吉卡·科尔舒诺夫一同将鲤鱼卖给商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家^{[3 处]}。

哥哥彼得罗启程参加五月野营前夕,葛利高里受母命清晨牵马去顿河饮水,途中与阿克西妮亚一路调笑攀谈,暗示自己“也许有那么个女人不用娶也会爱我”^{[7 处]}。彼得罗随后启程,葛利高里隔篱笆目送阿克西妮亚为丈夫司捷潘送行,久久未移开视线^{[2 处]}。

约1912年前后的春季某夜

一个雷雨夜,葛利高里随父亲及阿克西妮亚等人冒雨下网捕鱼,险些被激流卷走。缝补渔网后,两人为取暖钻进旧干草垛,葛利高里凑近阿克西妮亚扳过她的头,被她挣脱呵斥^{[11 处]}。

三一节前两天

之后一次,好友米吉卡拉他去与骑兵中尉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赛马,赛马归途中路遇阿克西妮亚,他挥鞭抽马故意溅她一身泥、质问她“为什么见面不问好”,语带挑衅,面对她含泪的恳求怔怔不解^{[11 处]}。

三一节后不久的初夏割草时节

三一节后割草季,葛利高里劳作时心思始终系于阿克西妮亚。当晚父亲嘱他留守草场看牛,半夜阿克西妮亚摸黑走近,葛利高里一把将她搂入怀中,不顾她的挣扎抱起她走开,二人的私情由此在旷野中确立^{[13 处]}。

割草季节之后（具体年份未知）

此后不久,牧人“蒜头鼻子”库济卡撞见二人躺在风车旁的黑麦田里,私情随即传遍全村。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闻讯闯入阿司塔霍夫家斥责阿克西妮亚未果,转而在家中不问缘由,抡起拐杖抽打葛利高里;葛利高里护住父亲手臂、夺过拐杖并当膝折断,反抗父亲的责打——这是他此前从未表现过的强硬姿态。潘苔莱怒极之下扬言要在村民大会上惩戒他,并称要立刻托人说媒,把一个名叫玛尔富什卡的“傻丫头”娶给他,以此了断这段丑闻;葛利高里未作退让,只以“让我先穿上衣服,然后你再给我娶媳妇”回应,语气冷淡^{[11 处]}。

夏季，某年（推测约1912年前后，一战爆发前）

距司捷潘归来只剩十余日的这段时间里,葛利高里夜夜偷偷去阿克西妮亚处幽会、天亮前才回家,以致两周下来形容憔悴、面色发青;两人的私情已不加掩饰,同伴们不再拿此取笑他,只是与他相处时明显拘谨疏远^{[5 处]}。夜里阿克西妮亚告知他,母亲说父亲正准备为他迎娶科尔舒诺夫家的姑娘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夫,葛利高里对此并不上心,只回应“我又不能把她的漂亮装在靴筒里,我倒很想娶你”^{[3 处]}。面对阿克西妮亚提出的私奔到帕拉莫诺夫矿山的恳求,葛利高里明确拒绝,称自己今年就要入伍、不会离开村庄和土地,理由是习惯了草原上的空气,受不了矿区车站煤烟的气味^{[4 处]}。

约1912年

司捷潘从五月野营归来当日,葛利高里从内室窗户望见司捷潘正在痛打阿克西妮亚,当即翻越篱笆冲出援救,与阿克西妮亚厮打中数次被司捷潘的铁拳打倒,力量悬殊难以招架^{[3 处]}。兄长彼得罗·麦列霍夫随后赶到合力还击,直到赫里桑福·托金出面拉开三人^{[3 处]}。司捷潘临走扬言报复,葛利高里当场以言语相激予以回应^{[4 处]}。经此一役,麦列霍夫兄弟与司捷潘之间结下难解的仇恨,此后两年间数次交锋而未消解,直至一战期间在东普鲁士境内的一场遭遇战中,葛利高里两度救下负伤的司捷潘性命,二人的关系才略有转圜,但仍未言归于好(详见下文)^{[2 处]}。

未知

此后不久,葛利高里随父母及媒人瓦西丽萨同赴科尔舒诺夫家为自己提亲说媒。启程时他驾车飞驰,不吝鞭子,十来分钟便驰出村外^{[3 处]}。在科尔舒诺夫家中,他初次正面见到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夫:目光如相看牲口一般自上而下打量她的全身,心中评价“很漂亮”,并以微笑与目光回应她投来的、带着羞怯与坦然的注视^{[3 处]}。整个议亲过程中他大多沉默旁观,双方家长未当场议定,约好下星期日再作答复^{[2 处]}。

夏季割黑麦季节，第一部前期

提亲之后,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已很少相见。一次在顿河岸边偶遇,他约她到麦列霍夫家的向日葵地会面^{[3 处]}。会面中,阿克西妮亚解衣示以司捷潘留下的伤痕并痛斥他“像只公狗一样干完了坏事,就夹起尾巴躲到旁边去啦”,葛利高里先以“母狗要是不愿意,公狗是不会爬上去的”一句冷淡回应,继而见她落泪又略有触动,主动提出商量^{[4 处]}。最终他提出“咱们来结果了这桩相好的事儿”,明确表示要终止这段私情——此时距他与娜塔莉亚的提亲已成事在即;阿克西妮亚闻言起身摔门而去,未置一词^{[4 处]}。

夏季麦收时节，约1912年前后，最后的救主节（旧历八月十六日）之前

收麦期间,葛利高里为哥哥彼得罗拿目击私会一事反复取笑而动怒,持叉柄扑向彼得罗投掷叉子,叉尖几乎扎中彼得罗、深深钉入地面,彼得罗骂他“你真是爸爸生的儿子,地地道道的蛮子”;二人随后互相还手,不多时又和好如初,继续并肩劳作^{[7 处]}。

夏末，圣母升天斋期，第一个救主节（俄历8月1日）前约三周

与娜塔莉亚的婚礼最终定于第一个救主节,仅余三周之期。圣母升天节当日,葛利高里前往科尔舒诺夫家探望未婚妻,在她闺房中与女友们同坐嗑瓜子后起身告辞;临别时接过她所赠的绣制烟荷包,想吻她被以“人家会看见的”为由推拒。他策马离去,像加尔梅克人一样略微向左侧身骑乘,剽悍地挥动着鞭子^{[7 处]}。

未明确纪年，麦子成熟至收获前的夏季，葛利高里应征入伍之前

与阿克西妮亚的私情被迫中断后,葛利高里每次与她碰面都会生出刺心的相思,情绪因此变得暴躁易怒:他无缘无故地向妹妹杜妮亚什卡和母亲发脾气,时常独自跑到后院,抡起马刀狂砍插在地里的粗树枝,累得汗流满面,一星期下来竟砍了一大堆,足够编两道篱笆;父亲潘苔莱见状出言讥讽,断言他去服役后自会“服服帖帖”^{[3 处]}。

娶亲当日,葛利高里作为新郎随彼得罗及迎亲队伍乘四辆双套大车赶赴科尔舒诺夫家迎娶娜塔莉亚^{[2 处]}。仪式中他大多沉默,因久候进餐而饥肠辘辘;望着娜塔莉亚上嘴唇微鼓、右颊痣上两根金色细毛等细节心生不适,转而想起阿克西妮亚颀长的脖颈,如芒刺在背^{[2 处]}。归途中,靴筒里被按民间习俗撒入防“毒眼”的小米、衣领勒得难受,他怀着冷漠而绝望的怨恨暗自咒骂,对这场哥萨克婚礼习俗流露出抵触情绪^[出处]。

未知

抵达麦列霍夫家院子后,他与娜塔莉亚在宾客抛洒的酒花籽与麦粒中走到潘苔莱与伊莉妮奇娜面前接受祝福,随即一同赴教堂举行婚礼^{[2 处]}。教堂仪式中他因困倦而神志恍惚,脑中反复浮现“放荡够啦”一语,不慎踩在神甫的靴跟上,须靠彼得罗以眼色和拉扯衣襟提醒仪式进程;与娜塔莉亚交换戒指、三次亲吻新娘,只觉她的嘴唇“湿润而没有滋味”^{[3 处]}。步出教堂时有人为他戴上制帽,二人在门前台阶上望见顿河对岸闪现雷雨将至的电光^[出处]。

约1912–1913年秋(九月)

婚后三周,葛利高里对新婚生活渐渐习惯,却又惊惧地发现自己与阿克西妮亚的关系并未彻底斩断——婚前打麦场上彼得罗曾问他“阿克秀特卡怎么办呀”,提醒他“你媳妇是娶了,可是不是时候”,他当时满不在乎地答“身体易胖,事情易忘”,如今才知事与愿违^{[7 处]}。娜塔莉亚性情冷淡,只以勉强的顺从回应他的亲热,他因此感叹“你老子准是在冰山上把你种出来的”,而每逢与阿克西妮亚照面,后者含笑相询“跟你的新媳妇一定过得像蜜一样甜吧”,总令他支吾躲闪^{[5 处]}。打麦时他望着司捷潘家场院出神,未察觉娜塔莉亚正以伤心嫉妒的目光追随他的视线,彼得罗也在一旁暗自发笑^[出处]。

深秋,圣母节（旧历十月一日）前后

秋耕期间,葛利高里带娜塔莉亚到离村八俄里的草原上耕地,夜宿野外时向她挑明心迹:“你简直像个陌生人……既不会叫人感到冷,也不使人觉得热。我不爱你,娜塔什卡……我心里依然空空的。”娜塔莉亚仰望夜空,一言未发^{[3 处]}。这是他婚后首次向她正面挑明并不爱她,与此前对阿克西妮亚的旧情牵绊相印证。

约1912–1913年冬（葛利高里与娜塔莉亚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入冬后,鞑靼村哥萨克结伴赴外地砍伐树条子,葛利高里与彼得罗同行,途中遇司捷潘因爬犁滑杠撞断而徒步返村取料,阿克西妮亚独自留在道旁看守爬犁。葛利高里应她所求留步交谈,支开彼得罗后二人在林间小道上相对无言;听她说出“没有你我简直就没有力气活下去”,他沉默良久,终究将她揽入怀中,与阿克西妮亚的私情就此重燃^{[5 处]}。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日（具体年份未提及）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日,葛利高里与米吉卡·科尔舒诺夫随本镇五百名同龄青年前往维申斯克镇,在镇公所对面的教堂完成入伍前的宣誓仪式,由中士训话叮嘱来年即赴现役、须备好战马装具^{[3 处]}。宣誓期间他心不在焉,反复想着阿克西妮亚与娜塔莉亚^[出处]。归家后,他得知父亲潘苔莱已察觉娜塔莉亚要离家,面对父亲质问,他当面挑明这门婚事本非自愿、自己并不喜欢娜塔莉亚,遭父亲怒斥、动手,双方争执中他也回骂顶撞,最终被逐出家门,连夜出走,不顾娜塔莉亚在身后悲声呼喊^{[9 处]}。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日（具体年份未提及）

当夜,葛利高里投宿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家借宿一晚,夜里盘算今后出路,萌生携阿克西妮亚私奔至库班、远离鞑靼村的念头,但醒来后想起自己春季须赴五月野营、秋季即入现役,深知此计难行^{[6 处]}。次日,他托米哈伊尔转告阿克西妮亚傍晚到风磨相会,当晚二人在磨坊旁及村边篱笆下商定“丢开司捷潘”“找个地方雇给人家一起过日子”,他计划次日去找商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求雇^{[7 处]}。

春季，具体年份未注明

次日一早,葛利高里赴莫霍夫家求雇,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以“没有位置”为由回绝;恰在座的骑兵中尉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闻讯,当即问明他会赶车、家中养过马,提出雇其为车夫,命他次日前往父亲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的亚戈德诺耶庄园定夺;葛利高里追出说明自己还带着“别人的老婆”阿克西妮亚,中尉含笑应允将她安排在厨房打杂^{[7 处]}。次日晨,葛利高里到亚戈德诺耶报到,老将军认出他是普罗珂菲之孙、潘苔莱之子,得知他分家一无所得后,以月薪八卢布雇他与阿克西妮亚同来做工,定于次日迁入庄园下房居住^{[5 处]}。

冬季,具体年份文本中无法判断

约定当晚,葛利高里在科舍沃伊家门口等候阿克西妮亚,接过她仓促裹成的包袱,一言不发领她穿过场院走向草原。途中她一度腹痛弯腰,他停步相询后仍继续赶路,趁夜色赶往投奔亚戈德诺耶庄园的路上^{[9 处]}。

夏季，葛利高里入伍服役前一年

阿克西妮亚怀孕六个月后向葛利高里坦白,他追问孩子是否是司捷潘所出,她坚称是他的;他半信半疑,却未再追究,只答“就是司捷潘的孩子,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此后对她的态度多了一层警惕的疏远与略带嘲弄的怜悯^{[5 处]}。因庄园主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说项,他这年免于入营集训,靠打猎、割草、偶尔送老爷进镇消磨时日,生活轻松安逸,人也随之发福懒散;唯独入伍在即而自己既无战马又无装具、指望不上父亲潘苔莱置办一事令他不安,遂将自己与阿克西妮亚的工钱攒下,连烟也戒了,打算靠自己的钱买马^[出处]。六月底彼得罗来访,转述父亲仍不肯为他置办战马、要他去地方部队的话,又提及娜塔莉亚“出事啦”,但风声盖过了后半句,葛利高里未能听清^{[4 处]}。这年夏天天旱早熟,收麦时阿克西妮亚随他下地,在麦田中突然临产;他套车送她回庄园,途中她一度濒死、继而血流不止,分娩已不可挽回地开始,他依她指令准备咬断脐带、以衬衣布条包扎^{[6 处]}。阿克西妮亚平安产下一个女孩(详见下文)。

约1912-1913年间(五月野营前)

在亚戈德诺耶,葛利高里被安排照管庄园马匹,得马夫萨什卡指点;庄园主之子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假满前常召他去问话,询问马匹情况,并许诺为他向村长说情、免去当年五月赴营。假期最后几日,中尉趁葛利高里外出照看马匹时频频到下房与阿克西妮亚闲坐,葛利高里因此心生警觉,当面质问阿克西妮亚“他坐在这儿想干什么”,得知司捷潘已因酗酒放弃她后,又听中尉夸赞阿克西妮亚“是个漂亮娘儿们”,遂警告阿克西妮亚小心,声称若中尉再纠缠便要将其“从台阶上踢下去”^{[11 处]}。

约1914年复活节前后

复活节前的一天,葛利高里手持小鞭子站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家台阶上,等候送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前往米列罗沃车站;恰巧路过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与他打招呼问及缘由^[出处]。

柳树节（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当日及随后一两日，具体年份原文未注明

送叶甫盖尼至米列罗沃车站后返程途中,葛利高里在乌克兰小村赤杨角强行赶车涉渡涨水的小河,爬犁被激流掀翻,他险些被淹死,幸得当地一户乌克兰人家收留烤衣、留宿^{[7 处]}。归至亚戈德诺耶后,老将军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次日即命他备马随行出猎,前往赤杨谷猎狼。追猎途中,葛利高里曾策马穿过自家那块曾与娜塔莉亚一同耕种过的份地,又在红峡谷附近撞见司捷潘·阿司塔霍夫与另一哥萨克正在犁地。狼被猎犬围困后,葛利高里率先赶到,徒手持刀将其刺杀,司捷潘等人在旁协助驱狗、未生冲突;老将军随后向司捷潘问明村籍姓名,请其将狼尸带回庄园^{[8 处]}。

未明确

此后不久,葛利高里骑儿马随老将军出行途中,被司捷潘抓住马镫拦住攀谈。面对司捷潘“拐走了别人的老婆”的质问,他只以“放开马镫”“我并不害怕”冷淡回应;听司捷潘诉说自己“像只阉猪”的苦楚,他仍不为所动,答以“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司捷潘追忆两人早年的谢肉节群架并放话“早晚我要宰了你”,葛利高里以“走着瞧”应对,未见惧色。临别时他主动告知司捷潘阿克西妮亚“很好”,又以“她不会为你得相思病的”一语相激,策马而去^{[9 处]}。

1913年末至1914年初

阿克西妮亚平安产下一个女孩,葛利高里对她并无感情,只留有当初送阿克西妮亚回庄园分娩时的痛苦记忆;他暗自怀疑孩子并非己出,常趁阿克西妮亚不备察看婴儿面容以图辨认相似之处,却屡屡疑惑而返,一次忍不住俯身咬了咬孩子的小脚趾^{[2 处]}。十二月,他被公差传唤至维申斯克镇镇公所,领得一百卢布买马钱与一张须于圣诞节次日赴马尼科沃镇征兵站报到的通知;他与老马夫萨什卡同赴奥布雷夫斯克村,用官款及自己积蓄以一百四十卢布买下一匹六岁口枣红色走马——马有一处不易察觉的暗伤,萨什卡断言“长官们看不出来”^{[3 处]}。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随后亲赴亚戈德诺耶,送来两件军大衣、一副马鞍与一条军裤等入伍装具,当面追问葛利高里是否仍不愿与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夫团聚,又警告他“养活的是不是别人的孩子”,触动了他关于女儿身世的隐痛,葛利高里只答“不管是谁的,总不能把孩子扔了”;席间他方从父亲口中得知娜塔莉亚曾持镰刀自戕未死,卧床七个月后已能行走,潘苔莱有意接她回麦列霍夫家^{[8 处]}。

1913年末至1914年初

圣诞节第一天,葛利高里驾爬犁送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赴维申斯克教堂,途中因担心重蹈此前挨打旧事而格外谨慎^{[2 处]}。次日清晨,他辞别阿克西妮亚与幼女启程,阿克西妮亚抱着孩子追出院外,他在山顶回望,见她伫立门前、任寒风吹动头巾^{[4 处]}。与父亲同赴马尼科沃镇途中,潘苔莱再次提出接娜塔莉亚回家,葛利高里默然未应^{[2 处]}。抵达后,他在征兵站的体检中遭军医与军官当众品评体格、被讥为“杂种”“大概有东方血统”,因身量瘿实、面相凶悍而被军官认定不宜编入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最终与同村青年一同分配至普通部队第十二团;自己所买的马因暗伤未能通过兽医检验,遂与父亲商定,临时以兄长彼得罗的战马顶替过关^{[10 处]}。装具检验时,他因兵站长官反复挑剔马掌钉数目而与其对视冷笑,惹得对方当众斥责、追问其父;两天后,他随部队乘火车从切尔特科沃车站驶往沃罗涅什方向,离开鞑靼村一带^{[6 处]}。

1914年3月至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一九一四年,葛利高里所在团队驻扎在距俄奥边境四俄里的拉济维洛沃小镇,他很少写家信。得知父亲已接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夫回家常住后,他回信态度矜持、含糊其辞,只答复请代为问好;潘苔莱在复活节前的信中直截提出他退伍后究竟愿与娜塔莉亚同居、还是仍与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一起过,他迟至三一节后才作复,明确回绝复合:“破镜是不能重圆的……现在我已经有了孩子,那我还能对娜塔莉亚说些什么呢?”并以边境上传出的对奥地利即将开战的风声为由,称此事“预先什么也不能决定”^{[3 处]}。这是他婚变后首次在书信中明确、公开地拒绝与娜塔莉亚复合,较此前在家中当面挑明“不喜欢娜塔莉亚”更进一步排除了和解的可能。

约1913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部队自拉济维洛沃开赴乌卢索娃公爵夫人庄园拉济维洛沃驻训期间,葛利高里因维申斯克镇的绰号被外镇哥萨克讥笑,又亲历同排哥萨克普罗霍尔·济科夫因坐骑踢伤司务长的马而被当众抽脸,自己也因打水失手险遭司务长殴打;他当面警告司务长“你要是敢打我一下——我就宰了你”,对方竟为之气馁退让,此后转为处处刁难^{[6 处]}。这段驻训经历令他初次真切感到自己与养尊处优的军官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看不见的高墙”^[出处]。庄园使女弗拉妮亚遭本排哥萨克合伙轮暴一事发生时,葛利高里正在马棚当值,闻声赶去试图阻止未果,反被同伴用马衣蒙头捆绑、扔进空马槽,并遭威胁噤声;事后他目睹弗拉妮亚被人从马棚缺口处扔出、独自挣扎爬起的一幕,深受触动,操练时因大衣纽扣在混乱中被扯落遭排长盘问,一时几乎落泪^{[9 处]}。

1914年8月前后

一九一四年六月底,葛利高里所在的连队奉师部命令开赴罗夫诺方向大演习,两周后在行进途中被紧急调往边境,乘火车至韦尔巴车站下车,越过俄奥边境投入实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在他的经历中真正开始^{[3 处]}。行军途中,连队追过难民车流、溃退的居民与仓皇奔逃的犹太人,葛利高里目睹司务长卡尔金无端追打一名向哥萨克求告怀表被窃的犹太人,以及沿途居民弃贵重物件、抢救无用杂物的慌乱景象^{[3 处]}。抵近科罗列夫卡村时,他随排长谢苗诺夫中尉带领的二十余人侦察小队搜索空无一人的村庄,并受命单骑快马将战报送交团长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4 处]}。

1914年8月前后

连队随后在连长波尔科夫尼科夫上尉率领下对科罗列夫卡村外战壕中的奥地利守军发起骑兵冲锋。冲锋中葛利高里身旁的普罗霍尔·济科夫连人带马摔倒、被后队马蹄踏过;葛利高里持长矛刺死一名跳起还击的奥地利士兵,矛杆折断后又策马追上一名弃枪逃跑的士兵,一刀划破其太阳穴,见对方未死、目光相对之际再度挥刀将其劈杀。事后他走近这具尸体细看那张近乎孩子气的脸,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憎恶与惶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马前——这是他初次亲手杀人,书中以其肉体反应(脑中麻木、腿脚发沉)呈现这一经历留下的冲击^{[7 处]}。

1914年8月

此后,这桩杀人之事持续折磨着葛利高里:他日渐消瘦,行军、休息、乃至睡梦中都反复浮现被自己刺死的那名奥地利士兵的面容,醒来常需以手掌遮眼驱赶噩梦^[出处]。团队休整期间,从顿河开来的补充连抵达庄园,葛利高里在池塘堤岸认出兄长彼得罗·麦列霍夫、司捷潘·阿司塔霍夫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等同村哥萨克,兄弟二人重逢后并肩下水游泳^{[4 处]}。水中他向彼得罗倾吐内心的痛苦——“他们唆使人们到处互相杀戮……哪里都是仇恨”,并首次向兄长承认自己已经杀过人;彼得罗只以“你还不习惯,用不了很久就会习以为常”宽慰他^{[5 处]}。谈话转向家事后,他从彼得罗口中得知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夫仍住在麦列霍夫家、盼他回心转意,当即回应“她应该嫁人嘛”,态度比此前家书中的拒绝更进一步;又得知妹妹叶芙多基娅·麦列霍夫即将出嫁,以及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战前曾回村向司捷潘取回剩余家什、看上去丰满快活^{[10 处]}。彼得罗告诫他提防司捷潘的旧恨——已有哥萨克听闻司捷潘酒后放话,要在头一次战斗中开枪打死他——葛利高里只答“我知道”,未显惧色^{[5 处]}。当晚全团奉命紧急开赴前线,堵塞被匈牙利骑兵冲破的防线缺口;临别前,彼得罗将一张抄录的护身咒文塞到他手中^{[3 处]}。

1914年2月至9月

此后一次受连长派遣前往团部联络途中,葛利高里在公路旁发现一具阵亡不久的哥萨克尸体,搜身后取得死者口袋中的一本日记本、半截化学铅笔与钱包,并摘下其子弹盒;他以死者的手绢盖住其面孔后驰往团部,将日记本交给团部文书们——文书们传阅这本日记,嘲笑其主人(一名叫季莫费·伊万诺维奇的哥萨克大学生)短促的一生与对人世的迷恋^{[2 处]}。

1914年8月15日

其后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下的一次侦察行动中,葛利高里与同排新兵阿列克谢·乌留平(绰号“锅圈儿”)一同参与伏击匈牙利骠骑兵巡逻队并生擒一名俘虏。押送途中,乌留平借口俘虏逃跑将其从背后劈杀,葛利高里当场怒斥其“无缘无故地把他砍啦”,端枪相向、险些扣动扳机,被下士及时推开枪口才未酿成流血冲突^{[5 处]}。这一冲突延续了他自首次杀人以来对战场杀戮的持续不安,与乌留平“杀人无罪、人如毒草”的说辞形成鲜明对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奥（匈）战线某次攻城战役当日

其后一次攻城战斗中,俄军因步兵未能按时投入战斗、友军炮兵误击调防中的己方步兵而陷入混乱;葛利高里所在的第十二团两个连作为预备队候命多时,近正午才奉命出击,行进中队形数度散乱。行至开阔地带,他随连队目睹匈牙利骠骑兵正在争夺一处俄军炮车,遂拔刀冲锋^{[5 处]}。追击途中,同队的西兰季耶夫被一名匈牙利军官近距离开枪击毙;葛利高里随即与这名军官以马刀对决,连挡三次劈杀后佯攻骗开对方注意,刺中其颈部,又补砍一刀致其毙命。得手后他随即遭不明来袭的猛烈一击,头部中创昏厥落马,摔地后一度短暂苏醒,视线中只余马蹄声与踏在马镫上的陌生靴子,随后陷入昏迷^{[3 处]}。

1914年9月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连长波尔科夫尼科夫上尉致信父亲潘苔莱,通知葛利高里已于九月十六日夜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下阵亡,遗物交由兄长彼得罗、战马留在团里;此信引发麦列霍夫全家的剧烈震动^{[3 处]}。

1914年9月

阵亡通知送达后第十二天,家中又同时收到兄长彼得罗·麦列霍夫九月二十日所写的两封信,证实葛利高里实际生还: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下的冲锋中,他被匈牙利骠骑兵重剑砍伤头部、从马上跌落,昏迷至夜间苏醒后凭星象辨向徒手爬行归队,途中背负一名腹部与腿部受伤的龙骑兵团中校爬行六俄里将其救出;此事经到团里联络的同村哥萨克米哈伊尔·科舍沃伊转述,才得以确认。他因此获颁一枚圣乔治十字章、晋升为下士,伤势本身——头皮被削去一块——并不严重^{[2 处]}。这是鞑靼村在此次战争中获得的第一枚十字勋章^[出处]。

1914年前后(一战东线加利西亚战役期间)

书中随后以葛利高里本人的记忆完整重现了这一夜的经过:头部中创落马后,他在麦茬地里独自苏醒,凭北斗星辨认方向,忍痛徒手爬行归队,途中一度以死者尸身为支撑翻越战场,又靠咀嚼带露野草强撑神志;树林边,他发现一名伤重的军官——龙骑兵第九团团长古斯塔夫·格罗兹贝格中校,腹部贯通伤——将其扶起搀行,途中两次力竭弃之而复返搀起,上午十一时被通信队发现,一并送往救护站^{[5 处]}。次日,他不待伤愈便擅自逃离救护站、扯掉绷带归队,连长与本排哥萨克皆惊讶于他“死而复生”,此前已按阵亡为他祈祷;归队后他最关切自己的战马,得知是本排哥萨克在收复的战场上用套马索寻回的^{[7 处]}。团部颁发的正式嘉奖命令抄件记载:因拯救格罗兹贝格中校性命有功,晋升为上等兵,并授四级乔治十字章^{[2 处]}—这一官方文书记录的军衔(上等兵)与此前经彼得罗书信转述的说法(下士)并不一致,是书中同一事件经不同渠道传递后出现的细节出入。同排的阿列克谢·乌留平(绰号“锅圈儿”)不顾葛利高里同意,径自用嚼碎的火药、泥土与蜘蛛网为其伤口敷药,断言三日后揭去便可痊愈,并说明这一剑伤本已深及半俄寸,幸而奥地利人的剑未开刃、力道被滑开,才免于丧命,伤疤将终生留存^{[7 处]}。当日,团队驻扎的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遭一架奥军飞机低空投弹袭击,葛利高里随众人卧倒还击,爆炸掀翻了他所在的板栅,泥土迷住左眼;同排的叶戈尔卡·扎尔科夫被炸断双腿、腹部破裂,当众哀号求死无人施救,葛利高里目睹全程却无力援手^{[9 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交战期间,约1914年

轰炸中迷入左眼的泥土致其伤情持续恶化,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野战医院的军医检查后判定伤势严重、恐需手术,将其转往后方治疗^{[4 处]}。葛利高里辗转数日乘救护列车抵达莫斯科,车厢中脱去军靴、卸下两周的绷紧与警觉,只觉如脱去一层脏皮,重获片刻安宁,但仍因思乡而神情黯然^{[3 处]}。护士引他乘马车穿过夜色中的莫斯科街巷,送入帽子胡同的斯涅吉廖夫医生眼科医院;入院后他沐浴更衣、蓄起胡髭,对镜自认几乎认不出自己,被安排在第六病房,与一名同室的神甫模样的伤病员相邻^{[8 处]}。

约1915–1916年秋

在这间医院的伤兵病房里,葛利高里结识了邻床新来的机枪手安德里亚·加兰扎,一名切尔尼戈夫省的乌克兰人,因眼球被炮弹片打坏而入院手术。加兰扎终日痛骂沙皇、战争与医院伙食,以浅显的阶级分析向葛利高里逐一拆解“为谁打仗”的问题,断言战争是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生意、皇帝与皇后不过是酒鬼与娼妓,并宣扬唯有各国工农掌权、消灭国界,战争才会终结;一次深夜长谈中,他更明言主张武装推翻政权^{[5 处]}。葛利高里屡次试图反驳均遭对方几句简单发问问倒,一个月相处下来,他恐惧地意识到自己对沙皇、祖国与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信念正被这个“聪明、凶狠的乌克兰人”一点点摧毁,却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3 处]}。出院告别时,他对加兰扎说“你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现在我是个有眼也能看的人啦,而且……是个凶狠的人啦”^[出处]。

约1915–1916年秋

这段思想震荡尚未平息,葛利高里即转入特维尔大街的军医院医治头伤化脓,终日心神不宁、动作带着惊惶疑惑,院长初见即断言他是“不安分的人”^{[2 处]}。住院期间,一位皇族显贵按例巡视病房、逐床赏赐小圣像;轮到葛利高里时,他心中翻涌着对这类人驱使百姓送死、自己却养尊处优的愤恨,待显贵随口问及军功缘由,他佯称内急、当众要求“去小便”,以近乎失态的方式完成一次无声的反抗,事后被院方以“不可饶恕的行径”罚三日禁食;他随后当面顶撞院长,要求放他回家未果^{[8 处]}。这是葛利高里此前对沙皇与战争的忠诚意识首次外化为公开、带有羞辱性质的抵触行为,与加兰扎的宣讲彼此呼应。

1915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出院休假返乡途中,葛利高里徒步走完最后一段路程。十一月三日深夜路过下雅布洛诺夫村时,闻村中传唱一支自己早年常唱的哥萨克军歌,伤感于“生活吞没了歌声”,自嘲这些年“无家,无业,就像一只野狼”;夜宿格拉切夫村,次日傍晚抵达亚戈德诺耶^{[4 处]}。深夜潜入庄园,与老马夫萨什卡相见;萨什卡以假咳掩饰窘态,追问再三后终于告知阿克西妮亚已与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私通、夜夜相会^{[4 处]}。葛利高里未发一言,走到下房窗前,以拳猛捶窗框逼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开门^[出处]。

1915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见面时,他发现阿克西妮亚已变得雍容漂亮、不再属于自己;取出随身珍藏、当年在日托米尔花两个卢布向犹太小贩买来、预备作归家礼物的绣花头巾,当即撕成碎条弃于台阶底下。当夜他仍与阿克西妮亚同宿一室,她却在他睡后整夜赤足伫立台阶,未曾入眠^{[6 处]}。次日晨,老地主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称他“荣获乔治十字章的英雄”,叶甫盖尼亦出面寒暄、问及他的眼伤;葛利高里主动请求为叶甫盖尼赶车送行,称“看在过去我们主仆的情谊上”。行至村外无人处,他持鞭对叶甫盖尼一顿痛殴,边打边喊“这一下子是为了阿克西妮亚!这一下子是为了我!”,直至将其打翻在地、以钉靴踩踏。随后驾车返回庄园,又挥鞭抽打闻声出迎的阿克西妮亚的脸,随即徒步离去;阿克西妮亚追至岔路口的小教堂旁乞求“原谅我”,他始终未曾回头^{[8 处]}。这是他与阿克西妮亚这段延续多年、几度断而复续的私情的终结。

1915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当日,葛利高里徒步返抵鞑靼村,与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母亲伊莉妮奇娜、妹妹叶芙多基娅·麦列霍夫及妻子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夫重逢;娜塔莉亚见他投来的目光,当即痛苦地瘫倒在地^{[4 处]}。当夜,父母遣人查看二人是否同床,证实夫妻已重归一处^{[4 处]}。

1915年5月—1916年11月

此后归队参战,葛利高里凭战功累积成为鞑靼村第一个荣获圣乔治十字章的哥萨克,归乡休假期间处处受到人们刮目相待:老人在会场上待他如平辈,姑娘和妇人以艳羡目光打量他,父亲潘苔莱也因与他并肩走进教堂而格外自豪。他自陈这份夹杂谄媚、尊敬与赞美的对待悄悄毒死了安德里亚·加兰扎在他心里种下的道理,使他“从前线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再回到前线去的时候却变成另外一个人”——身上自幼浸染的哥萨克气质压过了对战争荒谬性的认识,他此后忠实地维护着哥萨克的荣誉,却始终无法从心底认同这场战争^{[3 处]}。

1915年5月—1916年11月

一九一六年冬,在斯托霍德河下游的战壕中,葛利高里躺在阵地后的树林里追忆往事,依次浮现出一九一五年以来的多段战场经历:五月在奥利霍夫奇克村附近的阵地战中击退德军第十三团步兵冲锋,俘虏三名德国步兵;七月在拉瓦—鲁斯卡附近救回一支被奥地利人俘获的哥萨克炮兵连,并以手提机枪迂回击溃进攻的奥地利人;突破巴扬涅茨时生擒一名肥胖的奥地利军官;此后又随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兵团残部在卢茨克附近突破防线、在利沃夫附近率一个连冲锋俘获一整个奥地利榴弹炮连的全部炮手,还曾游过布格河生擒一名德军哨兵作“舌头”。凭这些战功,他先后获颁四枚乔治十字章与四枚奖章,却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冷酷麻木,自陈心已如大旱的盐沼地,再难存怜悯^{[6 处]}。

1915年5月—1916年11月

同一组回忆中,葛利高里首次完整想起自己与司捷潘·阿司塔霍夫在东普鲁士境内一场遭遇战中的经过:第十二团与第二十七顿河哥萨克团在司托雷平城下同遭德军包围,他见司捷潘坐骑被击毙、在原地不知所措,便策马赶去让他抓住马镫、拖着他冲出重围;司捷潘腿部中弹后又扯下哥萨克军裤、企图冒充步兵以躲过见哥萨克必杀的德军,葛利高里再度折返,让他骑上自己的马、自己抓住马镫在弹雨中把他拖到树林里脱险。脱险后,司捷潘当面告知葛利高里:进攻途中自己曾从背后朝他开了三枪未能得手,又说“你救了我的命……可是为了阿克西妮亚我是不能饶恕你的”;葛利高里答以“我不强迫你”,二人仍旧没有和解就此分手^{[8 处]}。

1915年5月—1916年11月

十一月上旬,第十二团调入罗马尼亚方向的特兰西瓦尼亚山地阵地。此前在向罗马尼亚开拔的十七天急行军途中,因马匹缺乏饲料、村庄多被战火摧毁,哥萨克们普遍靠偷盗当地居民的余粮维持,葛利高里的同室战友阿列克谢·乌留平(“锅圈儿”)即因偷大麦喂马遭排长斥责仍拒绝交还^{[5 处]}。此前在斯托霍德河阵地,葛利高里还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乌留平一同发现连队伙食中的臭肉生蛆,愤而将整锅菜汤“押送”至连长处控告,促成军需中士被撤换^{[5 处]}。十一月七日,第十二团向特兰西瓦尼亚山地的“三二〇”高地发起进攻,原据守此地的奥地利部队已由刚从法国前线调来的萨克森部队接替。葛利高里出战前罕见地流露出恐惧,自陈“好像是头一次去冲锋似的”;冲锋打响后,他右臂被子弹击中负伤倒地,在同连哥萨克溃退声中挣扎起身,由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搀扶撤入树林^{[7 处]}。

1916年11月至约1917年1月初

十一月,家中收到他从罗马尼亚库温斯卡寄来的家信,称在当地的第一次战斗中即负伤——子弹打碎了他的胳膊骨(信中所述为左臂,与此前战斗记述的右臂负伤不一致,书中未作说明),因此被送回原籍卡缅斯克镇养伤^[出处]。圣诞节过后,镇公所文书在镇民大会上告知父亲潘苔莱,自己曾在卡缅斯克见过他本人,他托人捎话说不日便回鞑靼村^[出处]。

1917年深秋至1918年1月前（冬末）

一九一七年深秋,鞑靼村哥萨克陆续从前线返乡之际,葛利高里却未随同乡还家。据兄长彼得罗·麦列霍夫与尼古拉·科舍沃伊从卡缅斯克带回的消息,他在第二后备团服役期间“变了心”,投奔布尔什维克,留驻卡缅斯克。村人对此讳莫如深,鲜少提及他的名字,也不确定他日后是否还会与乡亲们走同一条路^[出处]。

1917年1月—11月

村人的传闻简化了实情。一九一七年一月,葛利高里因战功晋升少尉,任第二后备团排长;九月因肺炎休假返乡一个半月,痊愈后经区医务委员会检查重返团里,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连长^{[2 处]}。归团后他结识同团军官叶菲姆·伊兹瓦林,受其顿河自治主张影响,思想再度动摇——这种感受与他此前在莫斯科眼科医院受安德里亚·加兰扎阶级论影响时的痛苦几乎相同;他一度向他人转述伊兹瓦林关于顿河脱离俄国、由哥萨克军会议(卡列金)自治、驱逐“霍霍尔”的主张^{[2 处]}。十一月,他在卡缅斯克镇经同乡准尉德罗兹多夫引见,结识近卫军炮兵上士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席间他向波乔尔科夫复述伊兹瓦林的自治说辞,遭其反驳:换了首领,受苦的仍是劳动人民,唯有建立人民自己选举的政权才是出路。经这场谈话及短暂的思想动摇,葛利高里“原先的真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转回革命一方^{[5 处]}。

1918年1月8日至约1月11日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葛利高里作为第十二团代表出席卡缅斯克代表大会与顿河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1918年1月),寓居于同乡准尉德罗兹多夫家中。同村代表赫里斯托尼亚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赶来找他,带来家中消息(父亲潘苔莱要他回村看看,妻子娜塔莉亚与孩子们安好,兄长彼得罗与本村革命派已不来往),他一一向他们打问村情^{[8 处]}。大会辩论一度失控喧哗,他忍不住起身怒喝代表们“别吵”,让主席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主持发言^{[2 处]}。他向赫里斯托尼亚一一指认台上发言者:布尔什维克代表夏坚科、莫斯科来的曼德尔施塔姆、书记克里沃什雷科夫(叶兰斯克镇戈尔巴托夫村人)及本村同乡库季诺夫、顿涅茨科夫等^{[4 处]}。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开始前,他被紧急召回团部,委托赫里斯托尼亚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选举结束后到住处报告结果——选举出的委员会以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为主席、克里沃什雷科夫为书记,委员包括拉古京·伊万、戈洛瓦乔夫、米纳耶夫、库季诺夫等人^{[4 处]}。当夜,赫里斯托尼亚随一部分哥萨克自发前往逮捕卡缅斯克镇政府人员,额角中弹受伤,黎明时分返回葛利高里处,由葛利高里为其包扎^{[2 处]}。

1918年1月20日前后

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同团军官叶菲姆·伊兹瓦林最后一次到访,暗示自己即将离去,并追问葛利高里是否真心转向革命信仰;葛利高里以“咱们走着瞧”“在战场上是不认什么朋友不朋友的”作答,伊兹瓦林次日即从团里开小差,不知去向^{[2 处]}。同日,一名维申斯克镇列比亚日村的阿塔曼斯基团哥萨克特地登门告知:曾夺走阿克西妮亚的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刚在车站现身,似将前往新切尔卡斯克。此讯令葛利高里意识到旧日伤口并未随时间愈合——内战已开,若与利斯特尼茨基相遇必将兵戎相见;此后多日,他虽竭力压抑,仍不断想起阿克西妮亚,对娜塔莉亚与孩子的思念则只余日久冲淡后的一点平静^{[4 处]}。

1918年1月20日前后

白军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切尔涅佐夫部突袭卡缅斯克后,葛利高里随溃散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部队撤入格卢博克,奉新崛起的指挥官尼古拉·戈卢博夫之命,率后备第二团两个连及阿塔曼斯基团一个连组成一营。此间他察觉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自当选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来渐生优越傲慢之气,已“陶醉在权势中而不能自拔”^{[2 处]}。一月二十日黎明,切尔涅佐夫部突袭格卢博克,葛利高里所部一度随溃兵仓皇后撤,他持枪拦截、怒喝“站住”亦无法制止溃散;戈卢博夫部重新集结后转入反攻,葛利高里分兵掩护炮兵,亲率余部投入战斗,期间结识指挥机枪队的本丘克,目睹其身边女赤卫军队员在绒头巾下的黑眼睛令自己想起阿克西妮亚^{[6 处]}。中午奉戈卢博夫字条命令,率两个连绕行二十俄里迂回至敌军右翼、隐蔽待机,行军中因积雪难行迟误约半小时^{[3 处]}。下午两点,他在冲锋中大腿中弹负伤(子弹未穿透,留在肌肉内),包扎后由传令兵护送撤离战场,途中回想起一九一六年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负伤时的战友影像^{[4 处]}。

1918年1月20日前后

戈卢博夫部合围得手,俘获切尔涅佐夫及约四十名军官。葛利高里受戈卢博夫委托,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转告其“要把切尔涅佐夫保出来”的请求,遭波乔尔科夫断然拒绝,二人当场激烈争执^{[5 处]}。俘虏押抵后,葛利高里目睹波乔尔科夫与切尔涅佐夫对骂并亲手将其马刀砍死、继而下令“不留俘虏”将全部被俘军官就地处决;他泪水模糊,不顾伤腿冲向波乔尔科夫,被闻讯赶来的米纳耶夫拦腰抱住、夺下手枪才未酿成流血冲突^{[2 处]}。

1918年1月28日至约1月30日

大腿伤势未愈,葛利高里在米列罗沃野战医院躺了一星期后决定回乡休养;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接电报后赶来接他,一月二十八日抵达米列罗沃,次日同乘爬犁启程返回鞑靼村^{[2 处]}。归途中他怀着难过又高兴的矛盾心绪:难过于在建立顿河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高潮中离开了队伍,高兴于能见到亲人、想到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与父亲重逢时却觉得生分——潘苔莱因彼得罗事先说了许多坏话,一路阴沉盘问顿河地区的变故,并激动地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辩护;葛利高里无心争辩,但对切尔涅佐夫之死与不经审判枪杀被俘军官一事,始终不能宽恕也不能忘却^{[3 处]}。一路上他厌倦连年征战,对布尔什维克的信念时而坚定时而动摇,反复想起伊兹瓦林的话,同时又强烈渴望回归春耕、扶犁劳作的和平生活^{[2 处]}。

1918年1月28日至约1月30日

抵达鞑靼村当晚,葛利高里与父母、兄长彼得罗、妻子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夫、母亲伊莉妮奇娜、妹妹叶芙多基娅·麦列霍夫及嫂子达丽亚·麦列霍夫团聚。一双儿女——儿子米沙特卡与女儿波柳什卡——已不认得他,称他是“生人,哥萨克”;葛利高里逐一分发从外带回的礼物^{[7 处]}。当晚与父亲、彼得罗谈及局势,他直言革命军事委员会“软弱无力”、哥萨克们正纷纷逃回家中,并在彼得罗追问下明确表态“我拥护苏维埃政权”;潘苔莱闻言怒斥“糊涂虫”,彼得罗则以哥萨克土地不容外来户平分为由劝阻,葛利高里仅答“那些很早就居住在顿河地区的外来户咱们应该分给他们土地”,未被说服^{[10 处]}。

1918年春（大斋节第六周）

一九一八年春(大斋节第六周),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1918年4月)波及鞑靼村:村中传出米古林斯克附近赤卫军被击溃、当天即将敲钟征召入伍的消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子将葛利高里从家中唤去碰头。会上,“钩儿”力主众人立即出逃,葛利高里以“一个婆娘,两个孩子”“我闻的火药味儿比你多得多”为由反对贸然逃走,称需慎重考虑;“钩儿”讥其摆“军官威风”,他当众斥其“黄口小儿,人渣渣”,险些动手,被科舍沃伊拉开^{[5 处]}。冲突平息后,他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赫里斯托尼亚一致主张暂缓离村、静观其变;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对此不满,与“钩儿”一同出逃,临别称双方“是要分道扬镳啦”——这是葛利高里自返乡以来在政治立场上第一次明确站在留村哥萨克一边,与此前投身革命军事委员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表态相比,已转向以保全家庭为重的观望^{[6 处]}。

1918年4月

次日清晨的村民大会上,一名维申斯克方面来的中尉向全村宣读了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1918年4月)的消息与号召自治的胶印传单;宣读期间葛利高里独自走出人群,朝村外走去,不理会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呼唤与众人“红肚子”“土耳其人的血”等讥讽,一度似要径自离去,终又折返回到人群中——这是他此时行为上少有的犹疑^{[8 处]}。中尉随后当众推举他担任出征队伍的指挥官,但村中“瘦干儿狼”等几位老人以其曾任赤卫军指挥官、负伤两月前方归乡为由公开提出异议,拒绝信任他;博加特廖夫老头子表态称“他在布尔什维克里混的那段历史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主张待其“将功补过”后再论。葛利高里当众回绝这一职务:“我根本就不要当什么指挥官!……我他妈的才不要当你们的什么官呢!”随即转身独自回家,身后传来“土耳其人的血”一类奚落^{[9 处]}。指挥官一职随后转由兄长彼得罗·麦列霍夫担任。

1918年春(复活节前后,约4月)

复活节后,维申斯克军区司令扎哈尔·阿基莫维奇·阿尔费罗夫以剥夺哥萨克军职相威胁,下达更严厉的动员令,葛利高里作为普通队员随全村一百零八人的队伍再次出征,前往拦截率赤卫军越过纳戈林斯克乡的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部^{[2 处]}。行至卡尔金斯克镇外,一名放牛的哥萨克少年向队伍绘声绘色地讲述前一日当地哥萨克押解红军俘虏时就地将其全部砍杀的经过,少年讲得毛骨悚然却诧异于葛利高里、赫里斯托尼亚、托米林脸上毫无反应的冷漠神色;三人随后路过沟中被砍死、覆着薄土的赤卫军尸体,无人多看一眼,只有赫里斯托尼亚咒骂一句“连收拾他们都叫人恶心”便策马赶超而去,托米林则苦笑“顿河的土地上也已经血流成河啦”^{[5 处]}。相较于此前在格卢博克目睹波乔尔科夫处决切尔涅佐夫及被俘军官时的强烈愤慨与肢体冲突,葛利高里此时对同类暴行已归于沉默的麻木。

1918年5月11日

五月十一日拂晓,葛利高里随彼得罗·麦列霍夫所率鞑靼村队伍抵达波诺马廖夫村,得知波乔尔科夫特遣队已于此前落网、即将处决;闻讯后他上前质问押解哥萨克“怎么能这样”,又一把抓住对方军大衣的大襟质问“你是在胡扯吧”^{[3 处]}。行刑间隙,他与波乔尔科夫在人群中相遇;波乔尔科夫讥其“枪毙起自己的兄弟来啦……你变心啦”,他反诘对方是否记得格卢博克战役中下令处决被俘军官(即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切尔涅佐夫等人)一事,称其“自食其果”“把哥萨克出卖给犹太人”,情绪几近失控,被赫里斯托尼亚拉开带走^{[5 处]}。二人牵马离村时仍能听到波乔尔科夫向围观哥萨克发表的最后讲话,葛利高里未等听完便与赫里斯托尼亚策马离去,一路未曾回头^{[4 处]}。这是葛利高里半年前在格卢博克目睹波乔尔科夫处决被俘军官时的愤慨(见上文)在此刻的一次直接回响——彼时他是这场暴力的旁观者与失败的阻止者,此刻则以对方昔日的暴行为由,直接参与到对波乔尔科夫本人处决的围观与谴责之中。

1918年夏(约6月至8月)

一九一八年夏,顿河军的整编与乌克兰边境战事(1918年夏)期间,葛利高里在鞑靼村哥萨克连中指挥一个排,排里多为村下头的哥萨克,随兄长彼得罗率领的连队自维申斯克镇一带向北方梅德维季河口地区行军,沿途在库梅尔任斯克镇一带因蚊虫、酷暑而与同排的赫里斯托尼亚、阿尼库什卡插科打诨^{[4 处]}。库梅尔任斯克镇接到调防命令后,彼得罗率半个连返回维申斯克,葛利高里则率其余青年哥萨克改赴阿尔任诺夫斯克、接受第二十二团团长指挥。启程前,彼得罗单独将他叫到僻静处谈心,直言看不透弟弟的心思、担心他终将投向红军一方;葛利高里未作正面回应,只以“难说……我不知道”搪塞。二人都清楚,兄弟间此前尚可相通的情分,已如山沟中断头的羊肠小道,再难走到一处^{[7 处]}。

1918年夏(约6月至8月)

次日,葛利高里率队伍继续北进,途中在一处荒僻小村的养蜂人家中借宿;养蜂人之女因丈夫从军投红军、随军未归而独守空房,当晚主动邀他到板棚过夜,二人共度一夜,天亮前她向他坦言公公曾暗示她“讨好军官”以求家中牲畜不被牵走。临行前,葛利高里向她点头作别,一路频频回望,见她伫立篱笆边目送远去^{[6 处]}—这是他自婚后与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的私情之外,又一次在行伍途中与陌生女子发生的短暂关系。

1918年（顿河内战期间，推断为夏季）

此时,葛利高里已升任维申斯克团一个连的连长。在杜尔诺夫斯克镇附近的一场遭遇战中,他率连队于正午占领一处小村,与赤卫军散兵线隔田对峙;哥萨克们远远听见对面赤卫军唱着《国际歌》行进而来,葛利高里因曾在赤卫军水兵中听过这支歌而心生莫名的不安。交火中他指挥机枪压制,另一连两次迂回冲击敌翼均被机枪火力击退;调来炮兵轰击后,红军有组织地且战且退,他判断冲锋已无意义,便与炮兵连连长波尔塔夫采夫交谈作罢^{[7 处]}。部队占领邻近村庄后,他目睹一批俘虏中一名平兹籍的旧军队上士——自称一九一七年起加入红军、坦承曾开枪抵抗——在炮兵连连长与自己的诘问下毫不讳言,并称哥萨克们不会对他施以善心;葛利高里被对方理直气壮的应答堵得哑口无言,转身走开^{[6 处]}。

1918年秋末至初冬

战线随后从遭遇战转为连续对峙的阵地战,葛利高里对当面的红军士兵始终怀有一种近乎天真的好奇——想弄清“这是些什么人”,这份好奇可追溯到大战之初在列什纽夫近郊初见奥匈溃军时的感受;与此相对,他对格卢博克附近与切尔涅佐夫哥萨克军官部队交手时那种“清楚了解敌人”的感觉,已不复存在。一次带排侦察途中,他与从沟壑中冒出的一队红军士兵(其中有一名中国人)几乎迎面相遇;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开枪击毙那名中国士兵后带头撤退,葛利高里等人在机枪扫射下从沟底突围^{[7 处]}。随着战事持续,他和其他哥萨克一样,将战争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抢占哥萨克的土地”,对红军士兵——多是坦波夫、梁赞、萨拉托夫等地的农民——的仇恨与日俱增;他心里想:“我们就像争夺情人一样,在为抢占土地厮杀。”^{[2 处]}

1918年秋末至初冬

面对前线普遍盛行的对俘虏及“通红”嫌疑人家的抢劫、枪杀俘虏之风,葛利高里始终格格不入:自己只取食物草料,严令本连哥萨克不得抢劫、不得虐杀俘虏,即便手下瞒着他抢了东西也从不深究。这种做法激起团里上司的不满,他被召至师部受到申斥,被指责“标榜自由主义作风”“搞垮连队”;不久后即被撤去连长职务,降为排长——他本人对降级并不伤心,反因不必再对同村人的性命负责而感到轻松,唯有自尊心因父亲当面提及此事而受挫^{[6 处]}。

1918年秋末至初冬

月底,维申斯克团与第三十三叶兰斯克团一部共同占领响谷村,葛利高里率一个排驻扎于设营员分配的一户人家。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随征来的运输队押送炮弹送至驻地,嫂子达丽亚·麦列霍夫同来照料因病的父亲。葛利高里当面撞见父亲随行沿途搜刮马轭、马套、衣物乃至浴室热水器等战利品,严词斥责其可耻,父亲则以“大家都在抢”“不拿倒是罪过”辩解,并趁他不备将赃物装车带走;葛利高里对此深感愤怒又无可奈何^{[5 处]}。当晚交谈中,他从父亲口中得知司捷潘·阿司塔霍夫已从战俘营归来,携带大量财物,将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接回同住,现服役任兵站主任,驻卡赞斯克一带;葛利高里闻讯大吃一惊,连手中的烟卷都掉落^{[3 处]}。

1918年9月末至12月中下旬

整个秋季,葛利高里所部在菲洛诺沃方向与红军对峙,对这场规模、伤亡都远不及对德战争的内战心怀蔑视,同时厌倦、疲惫日深;他深信入冬后战线便会瓦解,拒绝相信《顿河上游报》上关于协约国即将来援、顿河军节节胜利的报道,读报时常气得咬牙切齿^{[4 处]}。听同排哥萨克奥赫瓦特金担忧协约国终将像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那样掉头压向哥萨克,葛利高里未出声反驳,却暗自幸灾乐祸地想“说得对”^{[3 处]}。这一秋季他屡次死里逃生:坐骑接连被打死三匹,军大衣中五弹,一次子弹甚至削断了他佩刀刀柄上的铜饰,穗带落地——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因此说他“一定是有个什么人在竭诚地为你祈祷”^{[2 处]}。

1918年9月末至12月中下旬

十二月十六日,红军攻破第三十三团防线,却在科洛杰江斯克村附近遭维申斯克团顽强抵抗;黄昏水兵部队顶替步兵发起冲锋,将哥萨克击退,葛利高里随众骑马逃出村庄,驻马回望山岗下遍布雪地的水兵尸体^{[4 处]}。此后连队与友邻部队失去联系,退入布祖卢克河支流沿岸村庄宿营。当夜,葛利高里怀着喜悦的决心擅自离开团队,不顾米吉卡·科尔舒诺夫的诘问,只答“到逍遥津去”,骑马连夜疾驰,两天内奔行二百俄里返抵鞑靼村家中^{[5 处]}—这是他因判断顿河军防线即将全面崩溃而作出的擅自脱队之举。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

全家议定留守不逃后,葛利高里将步枪、手枪与马刀擦拭上油、藏匿起来,并令兄长彼得罗同样把枪械收好,以防日后被红军搜出招来杀身之祸^{[4 处]}。远亲马卡尔·诺盖采夫当晚投宿麦列霍夫家、通宵劝说兄弟二人随撤退队伍南下,葛利高里未为所动,只简短答以“不走”^{[4 处]}。次日清晨,葛利高里见一支撤退中的哥萨克炮兵连在顿河渡口陷入冰窟、行军路线迷失,起初误判为红军已至而心跳骤然加速；待老司务长上门恳求相助遭父亲潘苔莱推托、继而以强迫、告发相威胁后,葛利高里心生怜悯,主动应允协助，召集阿尼库什卡、赫里斯托尼亚、托米林·伊万等村人及妇女将大炮与弹药箱拖上岸坡。事后他望着司务长的背影生出敬重与困惑交织的神情^{[7 处]}。

约1919年1月前后

红军步兵团随即渡过顿河进驻鞑靼村,一支五人小队分住进麦列霍夫家。带队的红军士兵亚历山大·秋尔尼科夫甫一进院即枪杀了拴在链子上的黄狗,葛利高里质问其缘由,遭对方端枪相向;冲突中他坦承自己当过军官,自此成为秋尔尼科夫反复挑衅的对象——被逼问“杀死了我们多少人”、被讥为“白匪军”,言语交锋几度濒临火并,均被兄长彼得罗拉开、被娜塔莉亚的哀求劝住。夜宿时红军战士枪械环列室内,葛利高里想起波兰庄园中弗拉妮亚遭同伴凌辱一事,暗自设想若全家早先随撤退队伍南下、娜塔莉亚此刻恐已遭同样对待,遂下定决心隐忍到底、以保全家人性命为先。次日晨,一名前来查处秋尔尼科夫滋扰行为的年轻红军军官将其带走查办,冲突方告平息^{[13 处]}。这是葛利高里“前白军军官”身份第一次在红军占领下的自家院内暴露并受到直接威胁。

约1918年末至1919年初的冬季

数日后,姆岑斯基第六红旗团急行军经过鞑靼村,第十三骑兵团随即入村宿营,征用马匹;父亲潘苔莱预先用锤子将钉子敲入两匹战马膝盖脆骨下方使其假装瘸腿,才使葛利高里与彼得罗的坐骑免遭牵走,只交出了预先谎称已被别部拿走的马鞍^{[4 处]}。当晚,红军战士要求邻居阿尼凯把附近哥萨克请去家中聚会;葛利高里在父亲“不然他们就会说看不起他们”的劝说下,与彼得罗一同前往。席间,一名从赤卫军水兵处学来国际歌的中国士兵之外,还有一名西伯利亚出身的机枪手向葛利高里宣讲布尔什维克即将击败邓尼金、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葛利高里一面附和,一面暗中戒备,注意到一名鬈发的红军班长始终以怀疑的目光打量自己。跳舞间隙,赫里斯托尼亚的一名年轻女邻居借机低声告知葛利高里:有人告发他是军官,红军战士正商议将其杀死,催他赶紧脱身^{[6 处]}。

约1918年末至1919年初的冬季

葛利高里随即托词告辞离席,那名鬈发班长尾随而出,在板棚门口企图拔出手枪;葛利高里及时抓住其手腕,以摔跤招式将其掀翻在地,并折断其肘关节,随即翻过篱笆、沿顿河岸狂奔而下。身后枪声大作,子弹打在他脚旁的冰面上,他跑过封冻的顿河、躲入河对岸一堆干香蒲中过夜,反复思量次日是否骑马越过火线投奔白军一方,未得出结论^{[2 处]}。这是葛利高里作为前白军军官的身份首次被红军查实并招致杀身威胁,迫使他脱离家庭、只身流亡。

约1919年1月

驻村的第十三骑兵团随后撤离,前线随之移过鞑靼村。区苏维埃下令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村执行委员会,葛利高里与彼得罗一同赴会;会上重逢从种马牧场归来、辗转在惩戒连服役后返乡的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感叹,若在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遇难之前二人便投奔红军,如今就用不着这般提心吊胆。会后与彼得罗、赫里桑福·托金结伴回家,途中撞见村邻阿尼库什卡藏匿未及上缴的步枪与子弹仓皇躲避,三人相视大笑^{[5 处]}。

1919年1月末

一月底的一个寒夜,葛利高里以家中马匹患病为由,到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原莫霍夫家宅院)向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交涉免派运输差事,恰逢主席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从维申斯克镇拜见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归来、兴致高涨地讲述对方以平等礼节相待的经过。两人的争论由此展开:葛利高里对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兴奋不以为然,称将军近年也学会了与哥萨克握手,苏维埃政权的平等不过是“出自真情”与“被迫”之别,本质并无不同;面对“那你为什么打仗”的诘问,他答“我是为自个儿打仗的,而不是为了将军”,声称白军与苏维埃“全都不合我的意”“什么人都不合我的意”。他进一步陈说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官派而非选举的区长镇长、土地本已充裕无须再分、红军中军官皮靴皮衣而列兵包着破裹腿的悬殊、士兵出身的军官一旦掌权比旧日老爷更甚等,断言“不论共产党还是将军——全是枷锁”^{[7 处]}。这番陈说是他此前数月间在维申斯克团服役、目睹苏维埃与白军两方暴行与虚伪后长期积郁的总爆发,而非一时冲动之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斥其“统统是反革命胡说”“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葛利高里辩称自己并非鼓吹旧制、只是陈说心中所想;二人不欢而散,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临别警告他“把这些想法装在自己肚子里”,以老友与儿女亲家(彼得罗为其干亲家)之情相提醒,并放话“再来迷惑哥萨克,我们会把你踩死”^{[3 处]}。葛利高里独自离去时,感到自己已把这些日子以来模糊思索的想法彻底说清、“迈过了一道门限”,意识到自己已站在与自己全然对立的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边缘^[出处]。

1918年早春（具体年份文本内未明确标注）

早春顿河解冻前后,红军押运炮弹车队途经鞑靼村换车,征用四十七辆双套大车;押运队长叶梅利扬(红军征运队长)识破彼得罗谎称拉车马匹腿伤以规避差事的托词,坚持征用,葛利高里遂自请代兄前往、驾牛拉爬犁将炮弹运往博科夫斯克镇。启程前他亲吻孩子们,叮嘱娜塔莉亚不必挂念,私下告知彼得罗此行不再返回村中,而是转道投奔西金村的姨妈家暂避——这是他继此前因军官身份暴露而外逃后,再度决意脱离鞑靼村的举动^{[4 处]}。途中他反复思忖内战的是非,认定“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理可言……胜利者就可以吃掉那个战败的”,将苏维埃政权与哥萨克的冲突类比为古代鞑靼人对顿河的侵占奴役,自认已与全体哥萨克一同处于敌对的一方^[出处]。旅途中他伏在爬犁上小憩,梦见与阿克西妮亚同行麦地、她怀抱婴儿的情景,醒后又与迎面运送伤寒死者的车队擦身而过,目睹一排盖着帆布的哥萨克尸体^{[3 处]}。

1918年3月4日

三月四日,鞑靼村村民大会上,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当众宣读第十五因津斯基师革命军事法庭开列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名单,葛利高里名列其中;备注注明因其正押运弹药前往博科夫斯克镇、不在村中,暂缓逮捕,一俟返村即行收押^{[2 处]}。这一决定与他此前私下告知彼得罗“此行不再返回村中”的打算相印证——他此时尚不知自己已被列入处决名单,却已凭直觉预感到留在村中不再安全。

1918年春（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前）

葛利高里此后仍一度返回鞑靼村家中过夜。次日,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获悉此事,当即会同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决定将他单独逮捕、连夜押解至维申斯克镇革命军事法庭,同时决定不予逮捕兄长彼得罗——施托克曼指出彼得罗有雅科夫·福明作后台说情,逮捕他“不见得有什么意义”。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奉命带人前往麦列霍夫家缉拿时扑空,得知葛利高里已连夜出走投奔西金村的姨妈家;当晚科舍沃伊与施托克曼等六名骑马人趁夜色赶赴西金村搜查,仍一无所获^{[6 处]}。

约1919年

押运炮弹至车尔内绍夫斯克、十余日后返村途中,葛利高里在进村前先经兄长彼得罗告知父亲潘苔莱已于两天前被捕、村中已有七人被枪毙的消息;彼得罗劝他即刻掉转车头,承诺对外谎称他去西金村探望姨妈,自己则将他送往大鱼村暂避。葛利高里在厨房略作停留、见过孩子后,当夜策马逃往大鱼村,由麦列霍夫家一名远房亲戚(哥萨克)藏匿在一间堆放干马粪的窝棚中,白日隐蔽、仅夜间外出^{[4 处]}。

1918年4月

烟叶断绝后,葛利高里以干马粪捻碎充烟解瘾,直至藏身的主人送来一小包混有芸香与自种烟叶的“久别克”烟丝方才解困^[出处]。数日后主人清晨闯入报讯:叶兰斯克镇与维申斯克镇已经暴动,雅科夫·福明与苏维埃政权已从维申斯克逃往托金;卡赞斯克、舒米林斯克、米古林斯克等镇据传也相继暴动。葛利高里闻讯难掩激动,随主人上街,见哥萨克们像过节一样成群聚集在街角巷尾,其中一人正讲述邻近的列舍托夫斯克、杜布罗夫卡、切尔诺夫等村人如何将福明赶出维申斯克。两名从克里夫斯克村派出的信使策马穿街而过,逐一停在各处人群前叫喊动员:斥责哥萨克们坐视父兄被杀、土地被抢却无动于衷,催促“骑上马干吧”^{[8 处]}。葛利高里未及听完,便冲回院子备马,连夜策马返回鞑靼村^{[3 处]}。

1918年4月

躲藏与流亡的这些日子里,葛利高里此前寻觅真理、内心动摇的挣扎在他看来已成过眼云烟:此刻他认定生活中并无一种能让所有人共享的真理,只有“各有各的真理,各有各的道路”——为了土地与生存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将不断持续下去。他由此把哥萨克与无地俄罗斯农民、工厂工人的冲突理解为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主张将对方逐出顿河、以哥萨克的鲜血捍卫顿河的土地,并设想以此逼迫莫斯科缔结“耻辱的和约”。策马返乡途中,他也曾闪过相反的念头——“这是富人跟穷人的斗争,不是哥萨克跟俄罗斯的斗争……米什卡和科特里亚罗夫都是哥萨克,可全是彻头彻尾的红党”——但随即将其压下^{[4 处]}。这是他此前在维申斯克团服役时向科特利亚罗夫陈说“不论共产党还是将军——全是枷锁”的中立立场之后,首次明确倒向哥萨克一方、决意参与武装暴动。

1919年春,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期间

鞑靼村按村民大会决议将十六岁至七十岁男丁编成两个连之际,葛利高里与赫里桑福·托金、阿尼库什卡一同强制拒绝再拿武器的司捷潘·阿司塔霍夫入伍,以枪毙相逼将其拖走^{[2 处]}。随后,他奉命率三十二名鞑靼村哥萨克组成侦察队开赴托金村方向,侦知红军第八军司令部派出、由利哈乔夫率领的清剿部队(号称三百支枪、七门炮、十二挺机枪)已自卡尔金斯克出发;行动中他下令没有命令不准开枪,途中有八名哥萨克借夜色开小差逃回家中,他将其记下、扬言次日枪毙^{[5 处]}。当夜,他率部在道旁荒沟设伏,俘获利哈乔夫所率约十名红军先遣骑兵:交火中他将利哈乔夫自马上揪下、以刀背击伤其头部,己方阵亡两人、放走三人,其余全部缴械^{[2 处]}。他亲自审讯并搜查利哈乔夫,缴获其证件、武器及一份革命军事法庭开列的维申斯克“反革命哥萨克”名单与作战地图,当夜为其包扎伤口,次日将其押送维申斯克镇^{[2 处]}。这是葛利高里决意参与暴动后首次亲自领兵作战,也是他此前多次以普通队员或排长身份参战之后,再度独当一面统率一支队伍。

1919年3月5日

三月五日,叶兰斯克人告急求援,兄长彼得罗率鞑靼村两个连及邻村四个连驰援,在红峡谷边布阵迎战红军第四后阿穆尔骑兵团;葛利高里察觉阵地紧邻荒沟、侧翼易遭包抄,提醒彼得罗未获采纳。战斗中一名连长献计绕道顿河边抄袭红军后路,彼得罗遂命他率半个连实施这一迂回突袭^{[4 处]}。

顿河内战时期,融雪初春(约1918–1919年之交)

次日,彼得罗与十名哥萨克在红峡谷突围中阵亡,由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处决。葛利高里在赫里斯托尼亚家守候至天明,躲开家中娘儿们的哭丧声,一夜未眠、反复吸烟,望着枝头啼叫的翠鸟回想起儿时兄长模仿火鸡叫声逗他发笑的情景。载运遗体的爬犁抵村后,他牵马引入院中,又因情绪失控用力推开扑向遗体的达丽亚,致其摔倒在雪堆上。守灵期间,他与彼得罗的遗体相对而坐,感到一种可怕的疏远已将自己与死去的兄长隔开,心中默念“要是你死在异乡,也比死在母亲眼前好”^{[2 处]}。

1918年3月7日至次日

彼得罗死后不久,顿河上游叛军联合司令部任命葛利高里为维申斯克团团长,命他率十个哥萨克连向卡尔金斯克镇挺进,击溃红军第八军派来镇压的利哈乔夫部队。三月七日出发后,部队沿途未遇顽抗,先在丘卡林斯克村缴获红军一个陷入河沟的炮兵连,黄昏突袭攻下卡尔金斯克镇,俘获利哈乔夫部一部分人及三门炮、九挺机枪,其余红军随卡尔金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溃向博科夫斯克镇^{[4 处]}。次日,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率部在拉特舍夫、维斯洛古佐夫两村追俘约三十名掉队红军士兵,押至葛利高里驻扎的卡尔金斯克镇大财主宅第;其间陆续有邻近村庄自行组建的哥萨克连队闻讯前来投效、请求编入其麾下^{[4 处]}。面对叶尔马科夫“怎么处理这批俘虏”的请示,葛利高里下令将俘虏押送维申斯克镇,但吩咐途中不许其越过镇外的沙岗——即暗示就地处决;他策马离去时心中念及“这是他们为彼得罗付出的第一次代价”,以此发泄兄长之死的报复心^{[3 处]}。这是他自兄长阵亡后首次亲手下令处决俘虏,标志着此前克制、严禁部下抢劫杀俘的作风(参见维申斯克团时期)在丧兄之痛下开始松动。

三月九日至十日（年份原文未注明）

攻克卡尔金斯克后,葛利高里所统率的人马已达三千五百余人,编成两个团,继续向博科夫斯克镇进击。叛军总部一名成员就叶尔马科夫处决三十名俘虏一事私下写信劝他不要杀俘、改送司令部审讯,信中将他比作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以火与剑扫荡一切的人物(误记为普希金所作);葛利高里未读完便将信撕毁。帕维尔·库季诺夫随后下令他挥师南下驰援克鲁坚基一线以避免被包围,葛利高里复信直斥命令“愚蠢”,拒不执行,此后与叛军总部的官方联系随之中断^{[2 处]}。他随即攻占博科夫斯克,又冒险进兵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途中歼灭一支阻击的小部队,但未再下令杀俘,全数解往后方^[出处]。

三月九日至十日（年份原文未注明）

三月九日,葛利高里率两团逼近奇斯佳科夫卡镇,与红军调来镇压叛乱的数个团(内含以斯坚卡·拉辛命名、多为霍皮奥尔斯克哥萨克组成的第三团)遭遇,激战三小时后为免被合围而后撤;次日拂晓再战,霍皮奥尔哥萨克部队重创其部,他坐骑被击毙、腮部负伤,率部退回博科夫斯克^[出处]。当晚他亲自审讯一名被俘的霍皮奥尔哥萨克,得知红军内部厌战、许多哥萨克并不愿与叛军作战;审讯后他一度以“不要红色的哥萨克俘虏”为由,命普罗霍尔·济科夫将其秘密处决,但转念间又走出屋子改口下令放人、发给通行证。事后他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一念之间的反复,既嘲笑自己莫名的怜悯,又对前一日刚对部下宣称“对哥萨克俘虏要像对付奸细一样,一律处死”的说法感到无法自洽^{[2 处]}。

三月九日至十日（年份原文未注明）

带着这种未获解决的内心矛盾,以及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并非正义的隐约察觉,葛利高里召集全体指挥官在奇斯佳科夫卡附近商议作战方针。会上多数连长主张就地防御、不宜远出,一名奇尔人力主按库季诺夫的命令冲向顿涅茨河方向突围,双方争执如村民大会般喧哗;葛利高里最终拍板就地坚守、并在克拉斯诺库特斯克求援时予以支援,不主动出击^{[2 处]}。目送部队开拔时,他心里涌起从未统率过如此多人马的自豪与虚荣,但随即被更深的惶恐取代:自问一个没有文化的哥萨克能否担负起几千人的性命,又反复追问自己究竟在率领他们反对什么人——“反对人民……究竟谁是谁非呢?”此前那种令人陶醉的权力欲至此已消退,只剩惶恐与痛苦压在心头^{[2 处]}。

1919年春（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期间）

在斯维里多夫村附近对阵红军骑兵一役中,葛利高里率三个连驰援阵地,一个连隐蔽埋伏于村边树林,自己带余部逐步投入战斗,以哥萨克传统战法迎击兵力占优的红军骑兵。冲锋中他凭望远镜认出对面策马的是本地共产党员彼得·谢米格拉佐夫,以自幼练就、少见的左手换刀劈刺法——由同排哥萨克阿列克谢·乌留平(“锅圈儿”)传授的巴克拉诺夫劈刺法——将其斜劈落马致死,又刀劈第二名迎面扑来的红军骑兵;随后他率部佯装败退诱敌至伏兵树林前,伏兵齐射击溃追兵^{[4 处]}。战斗结束后,他带队撤离时又重新感受到春日阳光与雀鸣,片刻的战场恐怖被生的喜悦冲淡^[出处]。

三月十八日

暴动扩展至三万五千人、编成五个师及一个独立旅后,葛利高里升任第一师师长,率部驻守奇尔河沿岸,该地段是全线的前卫地带,持续承受红军自南面的压力,他不仅顶住进攻,还多次分兵驰援兵力较弱的第二师^[出处]。三月十八日,他奉帕维尔·库季诺夫召唤赴维申斯克镇开会,途中在司令部结识作战处长格奥尔吉泽中校——一名自称因伤寒滞留杜达列夫斯克村的契尔克斯军官,举止透出正规参谋教育出身的做派。葛利高里就其来历盘问几句,对方支吾其词、避而不答,令他心生莫名的警惕与反感^{[3 处]}。会议上,格奥尔吉泽以地图分析力主不应削弱葛利高里所部防区、反对库季诺夫抽调其预备队的方案,葛利高里当场声明“一个连也不给”,拒绝了库季诺夫原本设想的兵力调配^{[2 处]}。会后他向库季诺夫追问格奥尔吉泽的底细,得知此人经常往返维申斯克、担任事实上的作战处长却被刻意安排在外挂职以免哥萨克反感军官重新得势;库季诺夫又直言暴动之外别无出路,只能向克拉斯诺夫将军请罪、投奔士官生(志愿军)。葛利高里就此反问“暴动本身是否也是一时糊涂”,库季诺夫未能回答^{[2 处]}。归途中,他反复推想格奥尔吉泽这类受过正规教育的军官是否是志愿军有意安插在起义队伍中、借红军后方之机操纵哥萨克为其火中取栗,越想越觉得暴动已使哥萨克沦为“有学问的老爷们”利用的工具^[出处]。这是他自决意参与暴动以来,首次对这场事业的自主性本身产生怀疑。

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军事对抗阶段,起义军已与白军部队接触并出现军官接管指挥的迹象

第一师驻守卡尔金斯克镇期间,该镇每日承受红军自阿斯塔霍沃、博科夫斯克两个方向的进攻。葛利高里亲自勘定阵地:选定奇尔河左岸的群山为炮兵连阵地,又利用邻近土岗设观测点,判断哥萨克以骑兵为主、机动优于步兵为主的红军,可用袭扰牵制迫使对方却步^{[3 处]}。他随后定下一套假撤退诱敌之计:正面且战且退、诱红军深入镇内,同时命里亚布奇科夫率一个骑兵团迂回敌军两翼合围。次日拂晓战斗按计划展开,炮兵一炮命中桥头红军炮车引发全线溃退,里亚布奇科夫所部及时杀出完成合围,当地百姓事后依葛利高里之命将一百四十七名红军阵亡者浅埋于沟边,哥萨克方面仅四人阵亡、十五人受伤^{[2 处]}。

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军事对抗阶段,起义军已与白军部队接触并出现军官接管指挥的迹象

此役过后卡尔金斯克安静了一个星期,红军转攻第二师并将其击退。葛利高里为摆脱身为暴动核心人物的烦恼,开始借酒麻痹自己:叛军粮秣奇缺,烧酒却供应充足,他连日与部下狂饮通宵,次日醉醒又饮,如此持续四天,人明显虚胖、背也驼了,唯独始终不曾醉倒失态^{[3 处]}。第五天,传令兵普罗霍尔·济科夫提议往利霍维多夫村一名酿酒能手家中续饮,葛利高里遂与里亚布奇科夫、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独臂的阿列克谢·沙米利及第四师师长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同往,通宵饮酒、杀羊、唱歌^{[4 处]}。席间叶尔马科夫醉后咒骂“戴金肩章的家伙们”在维申斯克重新窃据大权(暗指格奥尔吉泽一类留用军官),怂恿葛利高里率部杀向维申斯克、清除库季诺夫与该军官;葛利高里先以醉话敷衍,随即清醒喝止。第四师师长梅德韦杰夫继而正色说明这并非戏言,称已与哥萨克们商议妥当,要推翻帕维尔·库季诺夫等现任首领、拥立葛利高里上台;葛利高里当场厉声禁止再提此事,梅德韦杰夫怏怏离席^{[2 处]}。这是他自第一师师长任上屡次流露对暴动本身心存疑虑之后,首次正面拒绝以自己为号召取代现有统帅的提议。

1919年春

次日清醒后,葛利高里将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与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叫至内室,要求二人对前夜的密谋只字不提,并阐明自己的判断:叛军已被红军四面包围,如同装进打了箍的桶,此刻若临阵易帅、发动政变,只会自取灭亡;哥萨克唯有投红或投白两条路可选,想置身中间必遭双方挤压。他要求所部转向米古林斯克、克拉斯诺库特斯克方向,而非直扑维申斯克;梅德韦杰夫勉强表示认同,叶尔马科夫也请求他为二人保密^{[2 处]}。这一表态延续了他在库季诺夫命其驰援克鲁坚基一线时已流露的判断:个人可以拒不执行总部的具体调遣,但绝不主张分裂或推翻统一指挥本身。

1919年春

此后葛利高里又在卡尔金斯克附近的村庄连宿两夜,酗酒并与多名妇女厮混,自觉半生阅尽悲欢——恋爱、生子、杀人、几次死里逃生——已再无新奇可言,连打仗也如富人赌钱一般不再冒风险。断续的童年记忆在脑海中浮现:草原、大道、牛车上的父亲、收割后的田地。在纷乱的追忆中,他一再想起阿克西妮亚,对身旁的女人生出厌弃,焦灼地等待天明^{[2 处]}。

1918年4月前后，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期间

在克利莫夫卡村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葛利高里策马赶往隐蔽在古森卡村外树林中的预备骑兵连,见连长按兵不动,亲自夺过指挥,率连队列阵冲锋。行至半途,连队遭波罗的海舰队水兵防守的机枪火力扫射,四散溃退,只有普罗霍尔·济科夫等两三名哥萨克跟上;葛利高里孤身冲入水兵阵中,连续劈杀四名水兵,左肩中弹,仍欲追杀第五人,被连长拉住马笼头、又被普罗霍尔与哥萨克们强行拖下马制止^{[2 处]}。事后他当众精神崩溃,瘫倒在雪地上号哭抽搐,满嘴喷沫地喊叫“我砍死的是什么人呀……我是得不到饶恕的……把我处死吧”,连长与一名排长合力按住他的四肢,捂住他的嘴,才使其平静下来^{[3 处]}。这是他自首次杀人以来历经数年征战之后,首次在战场上当众彻底失控,此前多次杀戮引发的内心折磨(参见对阿列克谢·乌留平滥杀俘虏的怒斥、对自身杀俘行为的反复自省)至此以身体性的崩溃形式集中爆发。

1919年春

次日,葛利高里将全师指挥交给一名团长代理,由传令兵普罗霍尔·济科夫陪同前往维申斯克镇,途中在卡尔金斯克镇外一处洼地打猎野雁^{[3 处]}。抵镇后他并未前往司令部报到,而是住进一户熟识人家、饮酒至傍晚;席间主人诉说维申斯克镇当权者(帕维尔·库季诺夫等)借口镇压外来户,将参加红军者的家眷投入监牢,连他父亲潘苔莱这样的处境都可能遭殃。葛利高里闻讯半醉持刀带枪径赴广场监狱,喝退持枪阻拦的哨兵与典狱长,拔刀威逼典狱长交出钥匙,放走全部约一百名在押人犯^{[2 处]}。库季诺夫闻讯赶到,葛利高里当面斥其滥押无辜、扬言若再发生此类抓人事件便调兵整肃,一度揪住库季诺夫的皮带相威胁;库季诺夫先是以“不准胡作非为”申斥,继而转为安抚,以“小事一桩”揭过此事,双方并未真正决裂^{[2 处]}。这是他自对暴动本身心生疑虑以来,首次以强硬手段公开介入起义军内部的镇压措施。事后葛利高里以“肩膀受伤、身体有恙”为由向库季诺夫请假,交代师务由里亚布奇科夫代理,启程返回鞑靼村休养^{[3 处]}。

1919年春（复活节前后至春耕季节）

回村次日,葛利高里携娜塔莉亚探望岳母玛丽亚·科尔舒诺夫(原文此处称“卢吉妮奇娜”)与祖岳父格里沙卡爷爷。岳母因丈夫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死后家业无人打理、田地荒芜而向他求助,他起初以“战线未退,种了也白种”推辞,终拗不过岳母固执央求,许诺次日先给自家与岳母家播种,再翻耕两俄亩瓜地,而后把父亲潘苔莱从连队里叫回来接手余下的春耕^{[6 处]}。内室中,格里沙卡爷爷向他念诵《旧约·耶利米书》第五十章中巴比伦覆灭的预言,暗指暴动的哥萨克终将如巴比伦一般遭北方来敌荡平,又讥讽他徒有“师长”之名却无肩章、军服褴褛遍生虱子;葛利高里似懂非懂,听后自忖“人年轻时胡闹,年老了才拿上帝作护身符”,自陈不信《圣经》这一套^{[10 处]}。

1919年春（复活节前后至春耕季节）

归途中,娜塔莉亚就他在卡尔金斯克镇一带饮酒宿娼一事发难质问,葛利高里未加辩解,坦言承认,并以自己终日游走于生死之间、良心已被战争与杀戮磨尽为由自辩:“我身上沾的别人的血太多啦,所以我一点儿也没有怜惜别人的心了……如果往我的心里看看,那儿是一片漆黑,好像一口枯井。”他还首次向娜塔莉亚流露出停战求和的念头——盼能先与红军讲和,再联手对付士官生,但坦承双方血债难算、自己也不知如何促成^{[5 处]}。归家前遇急雨,他解开军大衣为娜塔莉亚遮雨,搂着她一同走进院子,二人的隔阂就此消解^[出处]。次日晚间,他在院中整备耕具,望着已出落成大姑娘的妹妹叶芙多基娅·麦列霍夫感叹时光飞逝,重申格里沙卡爷爷“生命就像夏天的闪电”之语;寡嫂达丽亚·麦列霍夫随后前来打趣纠缠,称他是“村子里唯一的可以让全村婆娘们看看的哥萨克”,他佯怒将她赶开^{[4 处]}。

1919年春（约四至五月）

葛利高里在鞑靼村休养五天,为自家与岳母家播种;待父亲潘苔莱从连队回家后,他准备返回仍驻扎在奇尔河沿岸的部队——帕维尔·库季诺夫已秘密致信告知与红军谢尔多勃斯克团团长开始的谈判,请他回去统率所部一个师^[出处]。启程当日,他在顿河边饮马时与阿克西妮亚重逢,重提旧情;当晚经嫂子达丽亚·麦列霍夫代为传话,与阿克西妮亚在阿司塔霍夫家会面并同入草原,二人的私情就此重燃^{[2 处]}。此番回乡期间,父亲潘苔莱虽察觉他与阿克西妮亚旧情复燃,却因他已升任不佩肩章、统率数千人的师长,不再像从前那样出手责打或当面斥责,只能隐忍不言——父子间的从属关系已因葛利高里的军中地位而彻底倒转^{[2 处]}。

1919年春(约3月末至4月)

启程归队当日,葛利高里向娜塔莉亚含糊搪塞了夜间外出与库季诺夫会面一事;母亲伊莉妮奇娜为其祝福时提及他“砍死了些什么水兵”,劝其收手,他闷闷不乐地一笑而过。途中遇见运送三名本村阵亡哥萨克(阿廖什卡·阿列克谢·沙米利、托米林·伊万、绰号“马掌”的雅科夫)遗体的牛车,与押车哥萨克安季普、斯特列米亚尼科夫下马同祭同乡,得知三人是因司务长带队侦察时轻敌休整、遭红军突袭而阵亡,阵亡者的靴子已被同连哥萨克剥下转赠他人^{[4 处]}。当晚抵卡尔金斯克,次日从普拉东·里亚布奇科夫手中接过分驻各村的第一师指挥权,与师参谋长米哈伊尔·科佩洛夫商定向南面阿斯塔霍沃发起进攻,以缴获红军弹药补充部队匮乏的子弹;黄昏前在卡尔金斯克集结三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只带六挺尚有弹带的机枪出征^{[2 处]}。

1919年春(约3月末至4月)

进攻发起当日,行军途中一名急使追上葛利高里,送交帕维尔·库季诺夫的信件:谢尔多勃斯克团已全团投诚,交出四门火炮、机枪与炮弹,二十名抵抗者已被处决;信中还告知同村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连同多名叶兰斯克共产党员已被俘获,正押往维申斯克镇途中,拟在途中处决。葛利高里当即将师与团的指挥权交还普拉东·里亚布奇科夫,策马疾驰奔赴维申斯克镇,意图设法营救二人,心中念及三人虽已兵戎相见,却曾并肩流血、并非外人^{[2 处]}。

1919年春

一路拼命抽马,坐骑在两村之间力竭倒毙,他扛着马鞍步行至附近村庄换得一匹瘦马,因此延误行程,未能赶在押解队伍抵达鞑靼村之前出手营救。傍晚返抵村中时,鞑靼村步兵连已开赴前线,村内空无一人。他自妹妹叶芙多基娅·麦列霍夫口中得知,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与其余俘虏已在村中街头被哥萨克群殴处死,而寡嫂达丽亚·麦列霍夫亲手开枪打死了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舍沃伊与施托克曼均不在此批俘虏之中。母亲伊莉妮奇娜因惧怕此事已避往邻家过夜,达丽亚则饮酒大醉、独卧仓房。葛利高里闯入仓房,以钉铁掌的靴跟踹在醉卧的达丽亚脸上,骂她“毒蛇”,而后未及探望母亲,当夜即重返前线^{[2 处]}。

1919年5月

五月,红军从顿涅茨方面调来的第三十三库班师投入进攻,葛利高里首次感受到这支部队全部的打击力量:第一师节节败退,放弃一村又一村,向顿河北岸退却;在奇尔斯克边境的卡尔金斯克附近勉强停留一天后,仍被迫放弃卡尔金斯克,向总部告急求援。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从本师抽调八个骑兵连驰援,这些卡赞斯克哥萨克装备多为从被俘红军身上剥得的军装、皮靴,弹药充足,一度挡住库班师的追击。葛利高里趁战线稍稳的间隙,应帕维尔·库季诺夫之请前往维申斯克镇开会^{[2 处]}。

1919年5月末至6月初

抵达维申斯克镇司令部后,葛利高里从帕维尔·库季诺夫口中得知作战处长格奥尔吉泽中校已死:此人本被安排随辎重队远离火线,却在杜达列夫斯克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流弹击中太阳穴身亡,库季诺夫怀疑是麾下哥萨克借战乱之机将其暗杀,查问后哥萨克矢口否认,但库季诺夫从其眼神中认定确系如此。葛利高里闻讯毫不掩饰快意,称“把他干掉了,他们做了件好事”,引来库季诺夫的斥责与不满;二人就哥萨克是否应仇视军官这一问题发生争执,库季诺夫警告他“要是非得瘸腿的话,最好能就瘸一条”^{[2 处]}。库季诺夫随后告知总部决定:若顿涅茨方面的顿河军仍无法突破红军防线接应,叛军将放弃霍皮奥尔河口至卡赞斯克镇一线的顿河右岸阵地,以三万兵力全线突围转移至顿河左岸据守,葛利高里所部须担任先锋队;葛利高里当场追问家属如何处置,得到的答复是“只叫他们完蛋,总比连咱们一起统统完蛋要好些”。会谈末尾,葛利高里就步兵与炮兵的渡河安排、以及沿途百姓能否一并撤过河一事向库季诺夫逐项追问,得其保证^{[3 处]}。会上,格里戈里·博加特廖夫闯入索要子弹未果,库季诺夫又取出一份缴获自红军军事学校学员的《征途》报纸给葛利高里看,其上刊文将顿河上游暴动哥萨克径称为邓尼金爪牙的帮凶、宣称“必须切开背上的脓疮,用烧红的铁棍去烫这个疮口”;葛利高里读后阴郁冷笑,承认“真理刺痛了眼睛”,想起阵亡的“马掌”雅科夫生前的比喻——哥萨克如今是“没有家的野狗”,终将夹起尾巴向士官生乞求收留^{[4 处]}。

1919年5月末至6月初

自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被处死及克利莫夫卡战役中砍杀水兵以来,葛利高里持续陷于冷漠麻木的状态,唯有对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的爱恋未曾消退。离开司令部返回巴兹基村途中,他决定一旦全师奉命撤过顿河,便让娜塔莉亚携子女与母亲留守右岸,自己带阿克西妮亚同行;当晚写下字条,托普罗霍尔·济科夫秘密送往鞑靼村交给阿克西妮亚(嘱其若撤退至左岸,即抛下财物赶赴维申斯克镇会合),并叮嘱不可让家中任何人察觉,亦不必等回信。同时,他又命普罗霍尔顺路转告母亲或娜塔莉亚,及早将衣物贵重之物运过河去、埋藏粮食、驱赶牲口泅渡^{[2 处]}。

1919年5月24日前后

全线撤退当日,葛利高里率第一师维申斯克团的骑兵连殿后,黄昏前以十二个精锐连挡住红军第三十三库班师的进攻,直至库季诺夫接报全部军队与难民均已渡河,才下令撤离右岸^{[2 处]}。渡河后他连夜巡视散驻顿河左岸各村的本师防区,回维申斯克镇过夜^[出处]。五月二十四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嘲笑伊利亚·萨福诺夫等人担忧红军会正面强渡维申斯克对岸的判断,以对岸地势平坦、无林木掩蔽为由断定红军不会选此处渡河,而会挑水浅滩多、有树林隐蔽的地段;库季诺夫采纳其意见,下令抽调维申斯克的机枪加强白山村、梅尔库洛夫村与大雷村防务^{[2 处]}。次日大雷村方向果然发现红军夜间伐木造渡河器材的迹象,证实了他的判断^[出处]。

1919年5月24日前后

葛利高里闻讯策马赶赴大雷村,为避开河边草地的射界特意绕道穿越树林、汊湖与沼泽小径,最后一段却选择顶着红军机枪与炮火的强渡地带纵马疾驰,坐骑被炮弹气浪掀翻炸死,他本人摔地受伤,昏晕后徒步脱险^{[2 处]}。抵达大雷村连队后,他见前线战壕中已聚集大批哥萨克家眷,炊事、洗补、乃至同宿战壕的景象俨然一派“太平营地”,在五年战火中还是首次目睹这般光景;他斥责连长纵容军纪废弛,下令天黑后将随军妇女尽数逐走,扬言次日再见即严惩^{[2 处]}。

1919年春（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期间）

与阿克西妮亚重逢后闭门相守两日,第三天起身前往鞑靼村步兵连驻守的顿河左岸阵地,探望本村哥萨克并打听家人下落。行经童年常游的阿廖什卡小树林与“姑娘地”一带草场时,他触景生出淡淡哀愁,想起亡兄彼得罗生前爱吃绣球花馅饼的往事^{[3 处]}。抵达战壕后,他从父亲潘苔莱口中得知:妻子娜塔莉亚撤退前两天突发疑似伤寒卧床,母亲伊莉妮奇娜不愿弃之独自过河,母子孙辈均滞留右岸鞑靼村;妹妹叶芙多基娅已随阿尼库什卡之妻撤往沃洛霍夫。他因家属未能渡河而厉声质问父亲,反遭父亲以“我指挥一个师,难道我就不能回来一趟”相激,父子二人各执一词、不欢而散^{[2 处]}。父亲话语中还暗指他与阿克西妮亚旧情复燃“在维申斯克干的事”已为人所知,令他既羞愧又不满,暗自猜疑走漏消息者是谁^{[3 处]}。

1919年春（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期间）

葛利高里还从父亲处得知,鞑靼村校场一带、买卖人房屋及科尔舒诺夫家家业已在撤退中被焚毁,纵火者正是本村青年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此人曾登门打探他的下落,扬言一旦红军渡河便要将其绞死于“最高的橡树上”,又扬言要为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与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报仇、烧掉整个维申斯克镇^{[4 处]}。临行前,他在战壕边见到司捷潘·阿司塔霍夫——这是暴动以来二人首次重逢;司捷潘照旧问候,却未与他握手,但神色镇定、看不出察觉他与阿克西妮亚旧情之事,葛利高里因此稍感宽慰^{[2 处]}。

1919年5月末

巡视完全师阵地后,葛利高里返回已迁至切尔内村的师部。帕维尔·库季诺夫告知顿河军司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西多林来信许诺一星期内发动强大攻势、突破红军第八军防线,又提议派两个连夜渡顿河、在大雷村一带骚扰红军渡河准备,请他亲自领队;葛利高里先是应允,但库季诺夫随即许以战功、暗示可借此升官,他闻言勃然变色,起身斥责库季诺夫把自己当成贪图官位、受人雇佣之辈,当场翻悔、拒绝领队,任凭库季诺夫辩称只是玩笑也未收回决定^{[4 处]}。库季诺夫遂出示第四师师长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从一名阵亡红军政委身上缴获的文件——一道号召“清剿军”彻底歼灭顿河暴动者、绝不宽恕的命令——以证局势之严峻^{[2 处]}。

1919年春(约3至6月间)

红军趁夜偷渡顿河、击溃大雷村连队当晚,葛利高里被急召赶赴维申斯克司令部,负责全面指挥这一战役:分兵驰援叶林斯基、鞑靼村与列比亚任斯基三村防线,自领两个骑兵连隐蔽待机^[出处]。天亮前,他发现本村哥萨克连队因惧包围已擅自弃壕溃逃至秃头伊利梅尼湖畔,当即率半排哥萨克策马追截,举鞭抽打逃兵、以枪毙相威胁强令回队,途中一鞭抽在同乡赫里桑福·托金背上;混乱中他又追上一名穿棉袄的逃兵,举刀厉声喝止,待对方回身才发觉正是自己的父亲潘苔莱。父子相认后一番争执,葛利高里以“违抗指挥官命令”的军法警告压服父亲,命其归队,随即集合全连痛斥其临阵脱逃,重新编队投入巴兹基村方向侧翼^{[2 处]}。整队途中,他所骑战马在加尔梅克浅滩附近被顿河对岸炮火击毙,腹股沟处深创致命,他不忍卒睹,命随行哥萨克开枪将其打死后换骑他人的马继续赶赴阵地^{[2 处]}。天亮后红军正面强攻,葛利高里率部据守林边阻击,击退敌军后又率骑兵追击、切断其退往木筏的去路,将被压至岸边的红军残部大部歼灭；固守沙丘顽抗至全灭的一百一十六人,全部是随军的国际连共产党员^{[2 处]}。

1919年6月前后

战后深夜返回住所,葛利高里向传令兵普罗霍尔·济科夫打探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的下落未果,浑身汗臭地在篱笆院里就着冷水擦洗、躺进板棚的大车上和衣酣睡^{[2 处]}。次日一早,普罗霍尔牵来一匹六岁口的枣红儿马供他驱使;大炮轰鸣声中,他望见顿河对岸炮火正射击一架盘旋降落的顿河军飞机,驰往镇上公用种马厩查看时,目睹一发炮弹击中厩内关押的八百余名红军战俘,越墙逃出者当场被哥萨克击毙^{[2 处]}。库季诺夫当日未召他与会,径自在司令部召开秘密会议,商定将战俘分批处决——这是他自暴动以来首次被排除在总部决策之外^[出处]。

约1919年5—6月

维申斯克镇获悉红军仓皇撤退后,葛利高里率两个骑兵团洑水渡过顿河,向南追击,沿途所见是叛军撤退时遗弃的成堆车辆、财物与腐烂的牲畜尸体^{[2 处]}。行至亚戈德诺耶庄园附近的战斗结束后,他把部队交由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指挥,自己带传令兵普罗霍尔·济科夫绕道前往这座早年做过长工的庄园^{[4 处]}。庄园已因主人一家仓皇撤离而破败荒废,只剩厨娘卢克里娅一人留守;从她口中,他得知老马夫萨什卡数日前因拒绝立即交出一匹带驹母马而被过路的红军士兵打死,尸身已在地窖中停放三日^{[2 处]}。葛利高里拒绝了普罗霍尔请人代办丧事的提议,亲自与他一同在庄园水池边、当年萨什卡埋葬自己与阿克西妮亚早夭女儿的那棵老白杨树下,为萨什卡掘坑安葬^{[2 处]}。

1919年

顿河军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谢克列捷夫骑兵集群进驻维申斯克镇当晚,葛利高里出席叛军司令部为会师举行的庆功宴,与格里戈里·博加特廖夫同席。他心情紧张、愤怒地听完谢克列捷夫醉后训斥顿河上游哥萨克须为“去年放弃阵地投红”一事“赎罪”的演说;席间他向博加特廖夫打听对面一名戴科尔尼洛夫部队袖章的麻脸中校身份,未得要领。散席后,他借着酒意在心中反驳谢克列捷夫的训话,认定顿河军拿哥萨克的暴动当作施舍与要挟的把柄,预感双方的合作迟早会翻脸^{[2 处]}。

1919年

醉意未消中,他信步走到阿克西妮亚姑妈家门前,径直推门而入,与正在座中饮酒的司捷潘·阿司塔霍夫撞个正着——这是暴动以来二人首次在阿克西妮亚面前同席。葛利高里坦然告知“是来看望她的”,司捷潘表面平静地请他入座对饮,姑妈以手巾将二人膝盖相连,场面一度平安无事、未生冲突。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买酒归来撞见二人同坐,先是惊惧,继而在司捷潘的逼问下应邀入座、当众为葛利高里的健康干杯;司捷潘控制着自己的激动未再发作,三人相对而坐,气氛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悬而未决^{[2 处]}。

1919年6月

谢克列捷夫派传令兵登门催促葛利高里立即赴军官俱乐部报到,恰被普罗霍尔·济科夫寻至阿克西妮亚姑妈家中,撞见葛利高里与阿司塔霍夫夫妇同席饮酒。葛利高里几次欲起身告辞,又因不愿让司捷潘视为示弱而重新坐下;司捷潘举杯赞许阿克西妮亚“老婆,你真好样的”,并不发作。葛利高里授意普罗霍尔谎称“没有找到”,阿克西妮亚却出言打断,要二人一同离席;司捷潘未加挽留,只在临别时久久攥住葛利高里的手,似有未尽之言,终究沉默^{[2 处]}。

1919年6月

离开阿司塔霍夫家后,葛利高里因一夜饮酒未眠而疲惫不堪,央普罗霍尔备马,二人乘夜色渡顿河返回鞑靼村,黎明抵达。阖家团聚:母亲伊莉妮奇娜、妻子娜塔莉亚及两个孩子出迎;父亲潘苔莱得知他曾与谢克列捷夫将军同席饮酒,艳羡不已。葛利高里许诺父亲可免于再度服役、并可开具证明,潘苔莱大喜过望^{[2 处]}。早饭时,他警告妹妹叶芙多基娅·麦列霍夫断绝对米哈伊尔·科舍沃伊的思念,扬言若再听闻便要“撕成两半”,言语间流露出麦列霍夫家族特有的凶悍神情;杜妮亚什卡以“谁也不能给自己的心下命令”顶撞,父亲潘苔莱随之介入训斥,一场家庭争执因达丽亚接连点破家中马缰绳、马肚带均已被红军征走而意外滑稽收场,举家大笑,唯独杜妮亚什卡与娜塔莉亚未曾展颜^{[2 处]}。

1919年6月

午后,他与父亲合力修复因战乱破损的篱笆和场院,潘苔莱流露出对家业能否维系下去的悲观;葛利高里坦言“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究竟谁会把谁打倒”,主张不必囤积多余的粮食牲口^{[2 处]}。傍晚,他与娜塔莉亚在内室独处,为她因病脱发而心疼,提出为她剃头未获应允;娜塔莉亚为他缝上晒褪色的肩章,珍视地嗅闻他汗渍浸透的旧军便服。次日黎明,他辞别家人启程归队;女儿波柳什卡央求他留下、儿子米沙特卡强忍泪水,葛利高里策马离去时热泪盈眶,回望时只见娜塔莉亚一人伫立村口,手中黑头巾如丧巾般在风中翻飞^{[2 处]}。

1919年6月前后

沿黑特曼大道重返梅德维季河口镇前线途中,葛利高里沿途目睹红军仓皇撤退后的痕迹:被打坏的炮车、被哥萨克骑兵追砍而死的红军士兵尸横盐沼。行至一处堤坝旁,又发现一具面部被裙襟遮盖、遭杀害的年轻妇女尸体,他下马摘帽,俯身为她整理好衣裙;普罗霍尔·济科夫痛骂凶手,却以“又没签合同要埋葬所有死人”、土地干硬难挖为由,劝阻他就地掩埋^{[2 处]}。

1919年6月前后

夜抵霍万斯基村师部,参谋长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科佩洛夫向他通报战况:红军以近四千兵力固守梅德维季河口镇,炮队机枪充足、工事坚固;己方第一师骑兵已到齐,步兵团尚未抵达,各连兵员亦严重短缺——第四团第三连仅剩三十八人(原编九十一人),多因哥萨克擅自回村探亲所致。得悉实情后,葛利高里当即决定撤销第四团团长杜达列夫准尉的军衔与勋章、降为连长,改由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接任团长,叶尔马科夫原领的骑兵团则暂交里亚布奇科夫指挥^{[2 处]}。席间又得知顿河军将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菲茨哈拉乌罗夫已下令次日晨发起总攻、要求抽调一团增援右翼突击部队,并有协约国英国炮兵与坦克经车尔内绍夫斯克开来助战的传闻,科佩洛夫对坦克能否渡过顿河一节存疑,判其为谣言^{[2 处]}。当夜葛利高里在板棚下露宿,梦见红军散兵线如潮水逼近、哥萨克阵线崩溃逃散、自己被一名红军士兵追上扑倒的噩梦,惊醒后庆幸只是梦境,自忖梦中的恐惧远甚于历次真实的死里逃生^{[2 处]}。

1919年6月前后

次日凌晨赴顿河军将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菲茨哈拉乌罗夫处开会途中,葛利高里向科佩洛夫倾诉自己在军官交际场合中的格格不入之感:自己虽在对德战争中以血汗升任军官,却仍被有学问的军官们视为异类;他历数谢苗·布琼尼出身旧军队司务长、无学位的红军指挥员屡屡击败旧军队将领的战例,质问“将军们”对起义哥萨克究竟提供过多少实质帮助,并称打仗最要紧的不是军事学问,而是“战争的目的”^{[6 处]}。科佩洛夫就此指出他“有点儿像布尔什维克”,并历数他不合礼数的种种举止——用手指擤鼻涕、以马刀削指甲、当着有教养的女子面扣裤裆扣、把“部署”说成“部苏”——断言他在文明礼貌方面“蠢得像块木头”;葛利高里非但不恼,反而放声大笑,半真半假地回敬:一旦投奔红军,他便不再是“木头”,要让那些讲究礼数的人“落在他手里”^{[5 处]}。

1919年6月前后

会见菲茨哈拉乌罗夫时,将军因起义军步兵团前日拒绝配合突击营进攻而当众斥责葛利高里“擅离职守回家”“师里纪律松懈得像窑子”,称其“不配指挥一个师,只能当马弁”;葛利高里以“请您别对我这样大喊大叫”回击,并在将军逼近时低声警告“您如果敢动我一手指头,我立刻就把您砍死”,一度按住刀柄相持^{[2 处]}。将军平息怒气后下令其部骑兵立即调往东南前线与丘马科夫中校部会合发动进攻,葛利高里以调动费时、责任非菲茨哈拉乌罗夫一人承担为由拒绝执行,并在对方以撤职相逼时表明自己只服从起义军总司令帕维尔·库季诺夫的指挥,双方目前“同等地位”,不容对方越权发号施令;菲茨哈拉乌罗夫扬言将其行动上报军部、交付战地军事法庭,葛利高里则以哥萨克部下或将“收拾”对方作回应,不欢而散^{[2 处]}。归途中他仍愤懑难平,声言若将军当时动手,便要将其“天灵盖劈开花”^[出处]。

1919年6月前后

途中偶遇一支协约国英国炮兵队(六匹骡拉炮车,由英国军官及佩戴俄国军官帽徽的俄籍军官押运),葛利高里拒绝让路,径直策马冲入队列强行错车,并对出言指责他“无知”的俄籍炮兵军官出言恫吓；科佩洛夫质疑其举动近乎意气用事,葛利高里则表明自己反对外国干涉,主张两方交战、第三方不应介入,声称“如果我说了算,我连一只脚也不准他们踏在我们的土地上”;科佩洛夫以红军中也有中国志愿兵为例反诘,葛利高里辩称二者性质不同,未能在道理上说服科佩洛夫,却仍坚持己见^{[2 处]}。

1919年春夏之交

围攻梅德维季河口镇的战斗中,葛利高里在炮兵观测站用望远镜察看战况,见军官突击连屡遭红军机枪扫射仍顽强跃进,而叶尔马科夫所率的己方步兵却始终无法起身冲锋,遂手书字条召其前来问责;叶尔马科夫赶到后诉苦称已阵亡二十三人、红军每排配一挺手提机枪,葛利高里怒斥其“你却不能叫自个儿的队伍站起来”,以砍头相胁,命其立即带队冲锋,自己随即下山、决定亲率第二步兵团发起冲锋^{[2 处]}。行前,炮兵连连长请他一同观看英国炮兵连炮击红军浮桥:数轮炮击后浮桥被炸断、修桥工兵屡次受阻,连长因弹药告罄、又不愿再向士官生部队索要炮弹而按兵不动,葛利高里质问其为何不支援步兵却未能改变对方无弹可打的处境^{[2 处]}。眼见叶尔马科夫毫不畏惧地冒着弹雨飞驰返队,葛利高里既担忧其安危,又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冷漠——他放弃了亲自率队冲锋的打算,下令“没有炮兵支援,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冲锋”,自己则躺倒在土岗旁不慌不忙地卷烟,第一次没有直接投入战斗^{[2 处]}。

1919年春夏之交

这一刻标志着葛利高里态度的转折:此前无论对自己还是对部下的生命,他都从不吝惜,此时却觉得过去的一切战事“多么无聊”。他自知既无法使哥萨克与红军讲和,自己也无心讲和,却也不愿再为菲茨哈拉乌罗夫一类鄙视他的军官卖命,决意一俟部队移交完毕便要求脱离军职、退往后方。他在心中继续与科佩洛夫先前的争论周旋,为红军中的中国志愿兵辩护——认为对方是赤手空拳、为一份微薄军饷卖命,而协约国送来的却是军官、坦克、大炮与骡马,将来必索取重酬,二者性质有别^[出处]。当晚,他计划与科佩洛夫当面挑明这一分歧,但科佩洛夫当日午后已在赴预备队第四团途中被流弹打死,葛利高里两个钟头后才得知噩耗,这场争论终未能续^[出处]。次日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菲茨哈拉乌罗夫所部第五师攻克梅德维季河口镇^[出处]。

1919年春(约3—5月)

顿河军与顿河上游叛军联合部队随后向北追击红军第九军残部,在梅德维季河沿岸沙什金村附近再度击溃敌军。葛利高里率师参战,支援受侧翼攻击的苏图洛夫将军步兵旅;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所率骑兵团冲锋俘虏约二百人。葛利高里入村后见俘虏被剥得只剩内衣,当面追问叶尔马科夫,后者承认默许部下剥取俘虏衣物以补自身破损之需;葛利高里未再深究,只警告他新任师参谋长若上报此事恐招致追查^{[2 处]}。

1919年春(约3—5月)

沙什金村师部,新任师参谋长安德烈亚诺夫上校审讯一名被俘的红军连长时,以对方“说谎”“背叛祖国”相责难,俘虏当面顶撞,称上校“敢侮辱俘虏”却缺乏国民应有的勇气;葛利高里在旁旁听,暗自赞赏俘虏的应对,对安德烈亚诺夫早已心生厌恶^{[2 处]}。审讯中安德烈亚诺夫以枪毙相胁,俘虏出言反唇相讥,安德烈亚诺夫拔枪相向,葛利高里挡在俘虏与枪口之间加以阻拦,并当场揭穿对方手枪未装子弹、久未擦拭,使其在众人面前出丑^{[2 处]}。俘虏被押走后,葛利高里以“保持军队纪律、防止士兵出卖长官”为由,反对安德烈亚诺夫枪毙俘虏、只处决告密的红军士兵的主张，二人在是否将俘虏红军补入部队的问题上再度意见相左——葛利高里断然拒绝以“庄稼佬”补充自己部队的缺额，坚持只用哥萨克^{[2 处]}。安德烈亚诺夫遂断言二人“难以共事”,葛利高里表示赞同^{[2 处]}。

1919年春(约3—5月)

追击红军的战斗任务随后移交萨利尼科夫将军的突击兵团。兵团参谋长向葛利高里宣读顿河军司令关于改编叛军部队的命令,当面告知他因未受过军事教育、不适于在正规作战中指挥师一级乃至团一级的部队,今后改任第十九团第四连连长;葛利高里表示同意这一判断,称自己也正想辞去师长职务,并请求调往后勤未获批准^{[2 处]}。此次改编中,曾参与暴动立功的普通哥萨克与军官普遍获得晋升,以安抚顿河上游哥萨克的不满情绪;葛利高里晋升为中尉,并获通令全军表彰^{[2 处]}。

1919年春(约3—5月)

移交部队前夕,葛利高里召集本师哥萨克宣布改编、向众人告别,叮嘱大家爱惜性命、少议论上级命令,以免被送交军事法庭或囚犯连;哥萨克们对改编普遍不满,纷纷上前握手道别,有人直言此举是将他们“白白葬送”^{[2 处]}。次日,葛利高里带传令兵普罗霍尔·济科夫启程追赶第十九团^[出处]。抵达后尚未及接管连队、熟悉人员,即被团长召去获悉家中传来维申斯克镇的电报噩耗,获准一个月假期回乡料理;他接过电报看罢,竭力保持镇定,离开团部走下台阶时忽觉一阵剧痛袭来,如刺刀穿心,踉跄扶栏而立^{[2 处]}。

约1919年夏

假满归队途中,葛利高里在路上遇见新晋准尉谢马克——此人在暴动期间因违纪险遭帕维尔·库季诺夫惩处,经葛利高里说情获免。谢马克向他夸耀部队攻占巴拉绍夫后公然劫掠车站货物与犹太居民财物,自称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高级军官才是用一队队大车往家里运赃物;葛利高里怒斥其“把打仗变成抢劫”,谢马克则反驳各级军官概莫能外^{[2 处]}。归途中他与普罗霍尔沿路频频遇见成群逃避归队、藏匿于向日葵地与树林中的开小差哥萨克。他越接近前线,越目睹顿河军攻占萨拉托夫省诸城后军纪彻底涣散的景象:军官终日酗酒,辎重车辆装满劫掠财物,部队减员近四成,由加尔梅克人组成的惩罚队已无力遏止开小差浪潮^{[2 处]}。

约1919年夏

当晚,葛利高里与普罗霍尔在巴拉绍夫附近一处村庄投宿,与陆军中尉谢格洛夫及其翻译对象——任第二军坦克驾驶教官的英国中尉坎贝尔——同室饮酒至深夜。谢格洛夫醉后吐露对战争前途的悲观,称应“用铁和火”清除国家肌体内的“脓疮”,却自认已无力回天;又转述坎贝尔本人虽曾亲历战斗(在茹科夫村附近几乎被红军俘虏,白军一辆坦克即在此役中被红军缴获)却认定“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对红军评价甚高。葛利高里就此追问未获正面答案。临别时,他半带醉意警告坎贝尔“赶快回家去吧……不要参与我们的事情”^{[2 处]}。

1918年（顿河内战期间）

获假当日,葛利高里携传令兵普罗霍尔·济科夫启程回乡,两昼夜兼程赶路,途中反复回忆同团服役往事、强作谈笑以摆脱思念,却仍难掩悲声,不顾普罗霍尔劝阻拼命催马、不按时喂马料,以致战马疲累不堪^{[2 处]}。因电报辗转多地才送达,他赶到家中时,娜塔莉亚已下葬第三日。他拥抱迎来的妹妹叶芙多基娅,抱起两个孩子强忍悲痛安抚,又向父亲潘苔莱问好^{[2 处]}。母亲伊莉妮奇娜告知,娜塔莉亚此前曾探问阿克西妮亚才得知他旧情复燃一事,这正是她后来执意不肯再生育、以致堕胎丧命的缘由;葛利高里闻言面红低头,未再多问^{[2 处]}。他独自走入内室,凝视娜塔莉亚离世前所在的床铺,感到一阵尖利的疼痛;此后在场院看见父亲已备好为她打造棺材所剩的松木片与刨花,当即明白其用途^{[2 处]}。儿子米沙特卡转述母亲弥留前的嘱托——要他转告父亲“疼爱你们俩”——令葛利高里再度语塞^{[2 处]}。这一个月假期中,他与父亲一同下地劳作,以此排遣丧妻之痛^{[2 处]}。

1918年夏

割麦期间,葛利高里向父亲告假回家探望孩子。途中信马由缰、沉浸于对娜塔莉亚的追忆,归家后接待了负伤休养归来的赫里桑福·托金,从其口中得知霍皮奥尔河一带哥萨克士气低落、无意打过本地区以外^{[5 处]}。此前他对子女的感情本淡薄,只在孩子渐渐依恋自己后才生出父爱;娜塔莉亚死后,这份感情骤然加深,他用芦苇、马鬃、破布为儿子米沙特卡与女儿波柳什卡分别做了风车、捉麻雀的网与布娃娃,并允诺次日带米沙特卡同赴地里割麦、跟着祖父的收割机赶马,不顾母亲伊莉妮奇娜的反对^{[2 处]}。两周假期结束前,他打定主意“在家里住一个星期,就回前线去”,称留在家中“会把我闷死”^[出处]。临行前一日,他在村边胡同与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偶遇,因儿子在场只作寒暄未多停留;阿克西妮亚追问他在村中还能住多久,得知他一两日即走后,神情复杂地默默离去^{[2 处]}。

1919年秋

归队后,葛利高里染上伤寒,病中由传令兵普罗霍尔·济科夫护送返回鞑靼村;十月间他抵家时已陷入昏迷,由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与普罗霍尔合力抬入内室,家人此前一度误以为运回的是他的遗体^{[2 处]}。

1919年11月—12月

十一月二十日,卧病一月的葛利高里初次下地行走,形容枯瘦如骨架;剃去病中脱落大半的头发后自嘲“像西瓜”,惹妹妹叶芙多基娅·麦列霍夫发笑。病愈后他性情一度变得温和好奇,对家中琐物流露出久违的新鲜感,与孩子们相处也格外耐心,唯独回避提及娜塔莉亚;女儿波柳什卡追问母亲是否会回来,他只能勉强搪塞“死人是不会回来的”,背转身独自落泪。儿子米沙特卡则一再追问他战场杀人的细节,他每每以“说说钓鱼的事吧”岔开,内心因答不出这些天真的问题而深感愧疚^{[2 处]}。

1919年11月—12月

顿河军区随即下令全体成年哥萨克撤退,鞑靼村村民大会通过决议,定于十二月十二日全村一同撤离。父亲潘苔莱提出与邻人别斯赫列布诺夫结伴出行,葛利高里起初执意按地图规划路线,后接受父亲坚持沿途投亲靠友、就地筹措草料的实际考虑,双方约定在顿涅茨河对岸会合^{[2 处]}。启程前夕,他到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家中,提出携她同行,阿克西妮亚应允^{[2 处]}。十二月十二日晨,潘苔莱随难民车队离村;葛利高里则先赴维申斯克镇军区办事处打探前线情况,得知红军已逼近阿列克谢耶夫斯克镇、维申斯克镇很可能不战而退。当晚,归队的传令兵普罗霍尔·济科夫登门,葛利高里与其约定次日夜里经卡尔金斯克镇方向启程撤退,并决定携阿克西妮亚同行^{[2 处]}。

1919年末至1920年初

葛利高里携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与普罗霍尔乘爬犁启程南撤,沿途难民车队蔽野,离维申斯克镇越远,住宿越难寻;一夜投宿板棚,冻透的衣物结冰作响。行进第十三天,他在过铁路后的一个村庄打听到本村难民队伍的下落,从卧病的同村人奥博尼佐夫处得知已有两名鞑靼村人病死途中、自马拉霍夫斯基村之后便再未见过父亲潘苔莱^{[4 处]}。途中一夜,五名武装哥萨克闯入借宿民房,以“驻军”为由喝令难民腾房,葛利高里徒手夺下为首者的手枪、亮明顿河第十九团中尉身份将其逐出;为首者的同伙以“又是一九一七年那样的时代啦”相劝而未与他动手,葛利高里事后向同宿难民解释,这类脱离部队建制、无军官约束的哥萨克已“无法无天”,谁也管不了^{[2 处]}。当夜又有数批人前来滋扰借宿,均被房主人以“旅部住在这儿”吓退^[出处]。

1919年末至1920年初

阿克西妮亚在途中染上斑疹伤寒,发病之初仅有低烧、恶心,葛利高里已察觉症候却宽慰她“不是伤寒”;两日后她高热谵语、陷入昏迷。他明白继续赶路只会加速她的死亡,遂决定就地寻人托付,向一户农家苦苦哀求收留,不惜倾尽随身现金,又在房主人以“照看军官太太恐招同志们盘查”为由推诿、进而暗示索要武器后,交出步枪与子弹,将阿克西妮亚留在这户人家中,自己与普罗霍尔继续随难民车队南行^{[4 处]}。

1919年末—1920年初

与阿克西妮亚分开后,葛利高里对南线战事已不抱幻想,认定白军的彻底失败已不可避免,只在罗斯托夫失守后仍存一线侥幸;闲极无聊时一度想重新归队,遭普罗霍尔坚决反对,遂决定随难民车队一路撤往库班,再作打算^{[2 处]}。途经白土镇时,他从同乡安得烈·托波利斯科夫处得知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已病重去世;赶到时父亲遗体已被虱群爬满,他与两名同乡凿开冻土掘坑,当晚将其葬在异乡斯塔夫罗波尔的土地上^{[2 处]}。离开白土镇后,他在科列诺夫斯克镇染上回归热,一名军医诊断后劝其就地留下养病,他仍执意随难民车队继续南行^{[2 处]}。春天南下库班途中,他因高烧陷入长时间昏迷、时醒时迷,唯一牵挂的是被寄留在途中农家、生死未卜的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清醒片刻间,他向普罗霍尔留下的话是“拉着我走吧……只要我还没死……”^{[2 处]}。

1920年3月

葛利高里在昏迷中被难民车队一路运至阿宾斯克镇,途中仅存零星记忆:严寒中被冻醒,听见夜行军的哥萨克骑兵队高唱古老的哥萨克民歌,歌词讲述叶尔马克时代自由哥萨克打劫沙皇航船、周旋于西伯利亚的旧事;听着这支流传数百年的歌谣,他想到自己和同伴们正是在这场“可耻的、反对俄罗斯人民的战争”中溃败南逃,不禁悲从中来,泪流不止^{[2 处]}。他在叶卡捷琳诺达尔一位医生家中养病一周,由普罗霍尔·济科夫等同伴照料苏醒,得知白军已攻下该城;伤愈后随军继续撤退,在阿宾斯克镇第一次重新骑上战马^[出处]。

1920年3月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值新罗西斯克大撤退(1920年3月)之际,葛利高里与里亚布奇科夫到新罗西斯克码头打探本部能否登船撤往克里米亚。他先后向司务长、监督登船的上校、马尔科夫师守卫军官几番交涉均遭拒绝,一度因言语冲突几乎与上校动手,经里亚布奇科夫拉劝作罢;一名马尔科夫师中尉查验证件后私下提点,建议他们设法混入正在登船的第三十六(卡尔金斯克)炮兵连以求上船^{[2 处]}。归途中,他向相熟的同乡讨得整车面包,分给自己与普罗霍尔的战马,借此向里亚布奇科夫表明心迹:自己已打定主意不走,留下来喂饱战马、碰运气留在原地^{[2 处]}。里亚布奇科夫闻言先是震惊,几经犹豫仍决定按原计划乘船撤离,葛利高里未加劝阻^{[2 处]}。当晚,哈尔兰皮·叶尔马科夫、彼得罗·博加特廖夫(哥萨克)等同伴在寓所彻夜狂饮告别,叶尔马科夫当众宣称愿意归顺红军、为其效力;博加特廖夫两度试图挤上运送第三十六炮兵连的船只均未成功,最终也决定留下^{[2 处]}。黎明前,葛利高里独自站在台阶上抽烟,远处通涅利纳亚方向的炮声与信号弹映照着黑暗中的马尔霍特山口,战事仍在继续^{[2 处]}。

1920年3月

次日,葛利高里到码头上继续打探消息,目睹一名遭警卫队拦阻登船的退伍老上校当众开枪自杀,又见一名青年加尔梅克哥萨克在最后一艘轮船驶离码头后跳海泅水追赶、终因棉袄浸水而力竭下沉^{[4 处]}。里亚布奇科夫驰马赶来劝他一同加入约半个连的哥萨克队伍,取道格连吉克转往格鲁吉亚、再经土耳其出境——一名熟悉当地道路的中校已答应领路;葛利高里明确回绝,称“没有意思。而且也有点儿晚啦”,此时红军散兵线已从山上压下,水泥厂一带响起机枪声,铁甲车炮火与红军炮兵已在阿斯兰季磨坊一带交火^{[2 处]}。里亚布奇科夫见状愤而扯下马刀穗子,提议就地“壮烈”赴死,葛利高里斥其“见你的鬼”,命部下随他撤回住处;英国无畏舰“印度皇帝号”驶离港湾之际以十二英寸舰炮掩护撤退船只、轰击岸上红军与绿军散兵线,炮弹从哥萨克头顶掠过,葛利高里对此只报以嘲讽的漠然,策马沿街离开码头^{[2 处]}。这是他在新罗西斯克最终确认留下、不随白军残部出境的时刻。

1920年3月—6月

此后他加入红军,编入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指挥的骑兵部队第十四师,任连长(骑兵连),随部参加苏波战争(1920年)、向基辅方向进击。据同排旧友普罗霍尔·济科夫战后向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转述:他在红军中判若两人,精神焕发、体格健旺;一次行军途中曾对同伴说“我砍过德国人,也拿各种各样的奥地利人试过刀,难道波兰人的脑袋瓜儿长得更结实吗”,又因普罗霍尔玩笑称他“麦列霍夫老爷——同志”而拔枪相向,以示不容旧称。在一处小镇附近的冲锋中,他亲手砍死四名波兰枪骑兵,战后布琼尼在队列前亲自与其握手,并向全连表示感谢^{[3 处]}。

约1920年秋末至初冬

复员后,葛利高里以副团长(骑兵连连长以上)军衔自米列罗沃车站启程返乡,沿途换乘牛车。为他驾车的是本地一名二十一岁的年轻寡妇,丈夫已在暴动后阵亡;途中两人有过一段轻佻的调笑,他半开玩笑地劝她改嫁、又出言讥讽她的放荡,惹得对方以粗话回骂,自己也深为失言而懊悔^{[5 处]}。行车途中他反复回忆童年与家中耕牛,厌恶战争已久,只盼归家务农、与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和孩子们安稳度日,并已打定主意要将她接回家中照料孩子、不再犹豫^{[3 处]}。因不愿以复员指挥员的身份招摇坐牛车入村招人议论,他半夜辞别女车夫,徒步连夜赶回鞑靼村^{[2 处]}。

约1920年秋末至初冬

当晚,妹夫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从维申斯克镇归来,二人以“亲家”身份重逢,却相对尴尬冷淡——米哈伊尔脸上带着新鲜的伤痕(自称刮脸所致),始终未露笑容^{[2 处]}。妹妹叶芙多基娅置酒设宴款待,普罗霍尔·济科夫闻讯赶来,与葛利高里相拥而泣,重续战友情谊,席间互相打探昔日战友、坐骑下落;从普罗霍尔口中,他得知普拉东·里亚布奇科夫已于一个月前被枪决^{[2 处]}。阿克西妮亚随后应召前来入席,二人在众人面前只能以目光交流;葛利高里送她出门,在门廊里默默亲吻她,约定次日相见^{[2 处]}。

约1920年秋末至初冬

酒后,葛利高里与米哈伊尔单独长谈,矛盾就此摊开:米哈伊尔明言不信任他,认定他“比基留什卡·格罗莫夫更坏、更危险”——后者不过是暴动的小卒,而他曾统率一整个师参与暴动;葛利高里辩称自己不过是被红军战士的杀意逼上暴动一途、事后又救过被俘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米哈伊尔却毫不动摇,直言彼此虽曾以命相救,也不能相抵——“旧债是必须如数清偿的”。二人谈及米哈伊尔亲手打死彼得罗·麦列霍夫一事,葛利高里坦言并不因此记恨,只求米哈伊尔以同样的宽容对待自己;米哈伊尔断然拒绝,称若苏维埃政权不来找他麻烦便不会主动生事,但绝不承诺免于清算,并要求他次日必须赴维申斯克镇登记,否则将派人押送。两人当场议定分家,米哈伊尔自去修缮旧宅、不再同住^{[2 处]}。葛利高里就此意识到,自己在红军中短暂而忠诚的服役未必能抵偿参与暴动的旧罪,米哈伊尔的态度或许正是自己命运的预兆^[出处]。当夜他梦见自己在冲锋前马肚带松脱、被全团抛在阵后,惊醒后哑然自嘲,却隐约觉得往后仍将在梦中与现实里经历更多这样的冲锋^{[2 处]}。

1921年春

次日清晨,葛利高里独自在村中踱步,自忖去公墓看望亡母娜塔莉亚不忍前往,转而拐向普罗霍尔·济科夫家。二人对饮叙旧,葛利高里向普罗霍尔坦陈与米哈伊尔的谈话已使二人交情断绝,又追忆自己在白军中始终被视为异己、在红军中也因军官出身屡遭政治委员猜忌,认定自己走的是一条“弯路”,不及利斯特尼茨基与米哈伊尔那样目标清楚^{[4 处]}。席间普罗霍尔告知余粮征集制引发的不满已在沃罗涅什省博古恰尔一带酿成暴动,葛利高里闻讯脸色阴沉,意识到自己作为旧军官、又曾参与过暴动,一旦地区政权援引科舍沃伊的态度,便有被捕入狱之虞^{[4 处]}。普罗霍尔还转告他,亚戈德诺耶庄园的老主人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已病死于莫罗佐夫斯克,其子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逃至叶卡捷琳诺达尔后自杀身亡;葛利高里对此漠然置之,只称“谁也不会为这爷俩伤心”^{[2 处]}。

1921年春

当日午后,葛利高里步行至维申斯克镇区人民军事委员部办理复员登记,秘书告知因其曾任军官,须另赴顿河肃反委员会政治局登记。他在广场上一度因恐惧被捕而却步,决定当天不去、次日再来。途中巧遇旧识雅科夫·福明——已升任维申斯克镇骑兵守备连连长,后者以“亲彼得罗之交”的名义压低声音提醒他:博古恰尔县已经暴动,政治局正大批逮捕旧军官,顿河对岸押来的准尉与哥萨克与日俱增,劝他尽快离开此地;葛利高里以“已无处可去”回绝忠告,仍打算次日返回政治局登记^{[2 处]}。

1920年

次日,葛利高里赴维申斯克镇顿河肃反委员会政治局登记,天黑后方归。他先到麦列霍夫家中略作停留,随即赶往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家。据其向阿克西妮亚转述,政治局要求他填写一张履历表,写明全部服役经历——他自认不善写字,花了两个钟头才填完;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就其参加暴动一事反复询问,态度和气,为首者还问他是否要喝茶(“不过放的可是糖精”)。葛利高里事后厌恶自己在政治局中的怯懦表现,认定这份恐惧全属庸人自扰,却仍难以释怀,一路上反复思量、事后又不免言过其实地嘲笑自己^{[5 处]}。他判断自己因在暴动中任师长、军阶为中尉,迟早会被逮捕收监;政治局要求他一周后再赴维申斯克镇登记一次^{[3 处]}。当晚他在阿克西妮亚家中留宿,重续两人复员后的团聚^{[2 处]}。

约1920年

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分家后,葛利高里携孩子迁入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家中长住。妹妹叶芙多基娅送他到新居时落泪自责,他安慰她兄妹情谊不变,又以玩笑推脱她关于是否要娶阿克西妮亚为妻的追问^{[2 处]}。他自陈只求安稳度日,却始终无法安下心来:终日忧惧被捕或枪毙,夜里常仰面失眠,面对阿克西妮亚“是否该出逃”的试探,只含糊回应“再看看情况”^{[2 处]}。他随即暗自决定不再赴政治局补办登记,届时便离村出逃,但暂不将这一决定告知阿克西妮亚,以免徒增她的伤心^{[2 处]}。

约1920年

为避免暴露,他谢绝了普罗霍尔·济科夫邀他与本村青年哥萨克聚饮的提议,深知酒席间必谈及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不愿因此招致怀疑^[出处]余粮征集制)。一次在统一消费合作社附近,他遇见刚从红军复员、酒醉的前炮兵扎哈尔·克拉姆斯科夫;对方当众追忆一年前在博科夫斯克附近炮兵掩护骑兵的战功,继而借着酒意抱怨余粮征集摊派沉重、声称哥萨克“还要再去打仗”“打倒共产主义”,并公然以“指挥官”相称。葛利高里意识到周围哥萨克正在旁听,厉声喝止对方、转身离去,但此事令他更加确信必须尽快出逃^{[2 处]}。

约1920年

原定星期六赴维申斯克镇复查登记,不料星期四夜里,妹妹叶芙多基娅突然登门告急:妹夫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已在家中与两名骑马来访者密谈,主张应将葛利高里逮捕。葛利高里当即别过妹妹,嘱阿克西妮亚备好干粮,吻别熟睡的两个孩子后,只身连夜出走,以“去维申斯克镇”一语作为对外托词,自此下落转入潜逃^{[2 处]}。

1921年春

出逃后,葛利高里先在叶兰斯克镇属上克里夫斯克村一名熟识哥萨克家中藏匿三周,后转往戈尔巴托夫斯基村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的一门远亲家中又住月余,终日困守内室、仅夜间出院,备受思念孩子与阿克西妮亚之苦^{[2 处]}。主人阿尔塔蒙·瓦西里耶维奇虽敬重其父潘苔莱、同情他的处境,却因妻子阿夫多季娅以“告发苏维埃”相逼、家中存粮见底而无法再容留;主人自认同为反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理应相助,遂修书一封,命他连夜转投红莓村的一位亲家投靠^{[2 处]}。

1921年春

当夜行至村外风磨附近,葛利高里被三名巡骑拦截、押送至一处大宅,发现拦截者竟是雅科夫·福明所率的哗变队伍。押送途中一名押解兵以刀尖抵其后颈相胁,进屋后福明认出他并热情相待,供以饮食香烟;葛利高里起初疑其诱捕,佯装应答,以试探态度。福明当面告知本部已脱离苏维埃政权、正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余粮征集制与共产党员,已聚起四十余名志愿者,意图发动全区哥萨克、联络邻近的霍皮奥尔与梅德维季河口两区,待南方“士官生”攻势响应后里应外合^{[2 处]}。席间,福明部下押来一名被俘的红军征粮拦截部队(第十二征粮团)战士,福明简短问讯其部署人数后,当众下令部下丘马科夫将其处决;葛利高里目睹整个过程,包括院中哥萨克草草补刀、剥取死者棉袄的细节,内心震动却未发一言干预^{[2 处]}。福明随后引葛利高里到内室,介绍其参谋长、原沙皇军队上尉、社会革命党人卡帕林,并透露自己意图借助白军残部“士官生”打回黑海沿岸,以在苏维埃政权后方起义将功折罪^{[2 处]}。面对福明“是否愿意入伙”的追问,葛利高里衡量自己已无处可去——继续东躲西藏迟早会被主人交出,自首则难逃追究旧罪——遂答以“加入你的匪帮”,正式加入福明部;福明当即许以统领一排人马,或留司令部协助卡帕林参赞军务,并赠予一匹备用战马^{[2 处]}。

1921年春

入伙次日,葛利高里随福明部离村东进,在队列中冷眼旁观福明沿途占村召开居民大会动员哥萨克入伙的场面:哥萨克男性多低头沉默、婉拒参加,妇女则当众诘问反驳,一处村庄的哥萨克寡妇更公然顶撞、羞辱福明,场面几近失控。葛利高里私下认定,若这支队伍遇上自己昔日指挥的布琼尼骑兵连,半小时内便会被歼灭；目睹福明屡屡碰壁的动员场面,他起初觉得可笑,继而在行军间歇转为清醒的判断:哥萨克基本群众发动不起来,福明的整个计划注定失败^{[4 处]}。

1922年4月

耕种季节到来后,匪帮士兵大批开小差返乡,葛利高里自认福明的事业已经输定,却仍留在队伍中当帮凶,暗自打算挨到夏天便偷两匹好马、携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逃往库班或南方山区。四月初,匪帮渡至顿河左岸后,他在途中偶遇同村人独眼丘马科夫,托其转告孩子们、妹妹叶芙多基娅·潘苔莱芙娜、普罗霍尔·济科夫及阿克西妮亚自己安好、嘱阿克西妮亚等他归去,并叮嘱老人不要向旁人透露自己的行踪^{[2 处]}。眼见福明部纪律废弛、士兵酗酒抢劫,葛利高里与福明在借宿民房中激烈争执,警告若再不整顿纪律便要分道扬镳并带走一半人马,一度拔刀相向;次日福明当众处决一名拒不交出赃物的抢劫者,纪律暂时恢复^{[2 处]}。四月十八日,匪帮在斯拉谢夫斯克树林边休息时遭红军骑兵合围突袭。葛利高里最先反应过来上马迎敌,策马冲向包围圈中较薄弱的一侧,以刀尖轻创的一击杀死一名迎面冲来的红军骑兵,随后且战且退,曾下马令战马卧倒隐蔽、开枪击毙一名追兵的坐骑,救下队伍中排在最后的一名同伙。此役福明部八十六人几乎全灭,葛利高里带领福明、卡帕林、丘马科夫及瘸子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共五人杀出重围,是全队仅存的生还者;逃出后他埋怨福明指挥不力“简直是在放羊”,随即主张弃马步行、连夜渡顿河潜逃^{[2 处]}。

1922年春

五人此后藏身鲁别任村对岸顿河中一处春汛未淹的小岛,靠雅科夫·福明的堂兄弟夜里划船送粮维生,不敢生火。多次负伤、战时伤寒及战争创伤已损及葛利高里的心脏,他常胸口疼痛难忍,只能俯卧于潮湿地面或以凉水浸湿衬衣缓解;闲时独自在岸边一坐半日,望水出神以排遣对阿克西妮亚与孩子的思念^{[2 处]}。一日,卡帕林私下向他游说,提议二人趁夜杀死福明、丘马科夫与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三人,渡河投奔维申斯克镇向苏维埃政权自首立功;葛利高里佯装意动,套出卡帕林的全盘计划后突然拔枪相逼,缴其手枪与勃朗宁,并以“哥萨克的诺言”许诺不告发,但当晚仍卸下并藏起卡帕林的步枪大栓以防不测^{[2 处]}。次日清晨,葛利高里得知丘马科夫已遵福明密令,乘卡帕林熟睡时用橡树棒将其击毙、抛尸顿河——福明原本吩咐一并杀死葛利高里,因怀疑他与卡帕林同谋,丘马科夫已摸到他枕边欲下手,经福明喝止方才作罢。葛利高里如实说明缴枪经过与卡帕林的叛逃图谋,为福明所诘问“为何隔夜不报”,只答“我可怜这个没有出息的鬼东西”^{[2 处]}。

1922年4月底

四月底,四人渡过顿河、接纳青年哥萨克科舍廖夫·阿列克谢入伙后,西行寻找马斯拉克匪帮途中遭红军骑兵侦察分队发现追击。葛利高里主张不必仓皇逃避,先让追兵靠近辨明来路,又在敌骑逼近后组织且战且退的阻击,几度下令勒马变速、卧倒还击,带队穿越卡缅卡村、维申斯克镇牧场等地摆脱追兵。途中一次战斗间歇,他独自躺卧在开满紫罗兰与郁金香的沟坡上,凝望草原景物,感到一种劫后余生特有的、格外锐敏的安逸心境——这是他历经大难后惯常有过的体验^{[2 处]}。斯捷尔利亚德尼科夫腿伤转为坏疽、主动请求同伴将其打死时,福明提议将其打死遭葛利高里质疑“把他打死?”,但未再阻拦;临刑前,葛利高里牵马避开不忍再看这一幕,枪声响起时双腿发软,勉强勒住受惊直立的坐骑^{[2 处]}。

1921年5月前后

五月中旬前后,福明部一个半星期内又收编四十余名溃散土匪残部,人数壮大至一百三十余人。福明因此提议由葛利高里出任司令部参谋长,葛利高里以“不懂得的事情——我就不愿意干”回绝,建议改由丘马科夫担任;面对福明“你总想躲在暗处”的讥讽,他只称对方是瞎猜,始终未接受这一职务^{[2 处]}。他目睹福明当众回绝一名罗斯托夫犹太逃犯的入伙请求、任由哥萨克剥去其衣物驱逐,又见傻瓜帕沙被哥萨克们又逗又笑地打扮上阵、教习如何跪杀俘虏,对这一切深感憎恶,痛感自己已“把命运跟这伙浑蛋结合在一起”^{[2 处]}。当晚,他躺在拴马桩旁下定决心次日离开匪帮:此前两周他已悄悄以短程飞驰训练自己的两匹马、格外用心洗刷喂养，又将从一名被砍死的民警身上搜得的、写着“乌沙科夫”这一化名的证明文件缝入军大衣衬里,为脱逃预作准备^[出处]。次日,他向一名老妇讨要镰刀割草喂马,遭其以“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怎么就死不光啊”奚落拒绝,仍自行取镰割草;又婉拒一名青年哥萨克提出用纯种顿河马交换自己坐骑的请求^{[2 处]}。面对这座因匪帮到来而十室九空、居民弃家躲藏的村庄,他想起一战期间行军东普鲁士时所见的类似惨景,痛感故乡百姓如今也以同样忧惧敌视的目光看待自己,伏在篱笆旁一时被苦闷压倒^{[2 处]}。当夜行军途中,他借口重新鞴鞍脱离队伍,确认无人追赶后策马离开大道,就此逃离福明匪帮^{[2 处]}。

1922年夏

脱离匪帮当夜,葛利高里洑水渡过顿河潜回鞑靼村,凌晨敲窗与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相会,提出携她一同南下库班或更远处,孩子暂托妹妹叶芙多基娅·麦列霍夫抚养。阿克西妮亚应允后,他连夜带她赶到荒沟取出预先藏好的两匹马,天亮前启程,计划经普拉托夫、莫罗佐夫斯克镇一带南下,途中弃马步行^{[2 处]}。二人当晚继续赶路,途经奇尔河边一座村庄时遭征粮队哨兵拦截盘问;葛利高里佯称“自己人”后带阿克西妮亚策马疾驰脱身,哨兵随即开枪齐射,击中阿克西妮亚。他抱她逃至附近深沟包扎止血,黎明前她死于他怀中,葛利高里以马刀就地掘坑将她安葬^{[2 处]}。

1922年初春

埋葬阿克西妮亚后,葛利高里在草原上毫无目的地游荡三天三夜,既未回家也未去维申斯克镇自首。第四天,他弃马于霍皮奥尔河口镇一处村子,徒步渡过顿河,投奔斯拉谢夫斯克茂密的树林——四月间福明匪帮曾在此被击溃,林中随即聚起数名逃避征兵的本地逃兵。葛利高里因不愿重回福明匪帮,转而投奔这些逃兵;在林中瞎转数日、饥饿难忍后,第五天傍晚被七名逃兵发现,其中一人曾在他从前所属的第十二团服役,认出他后将他收留进他们的土窑洞^{[4 处]}。

1922年初春

在窑洞中,葛利高里因丧失阿克西妮亚而失去理智与往日的勇气,树枝声、夜鸟叫都令他惊恐不安;他靠未熟的杨梅、蘑菇与榛子叶充饥,以刻木勺、木钵与石雕人兽像消磨白日、抑制乡愁,但深夜仍时常从睡梦中惊醒,腮帮与胡须浸满泪水,梦中反复见到孩子、阿克西妮亚、母亲与其他已故亲人^{[3 处]}。次年初春,丘马科夫在斯拉谢夫斯克树林突围战后辗转寻至此处借宿一夜,告知葛利高里福明部此后辗转至阿斯特拉罕、加尔梅克草原一带流窜杀掠,终在季尚斯克与索洛姆内伊两役中被红军先后击溃,雅科夫·福明本人阵亡,自己与福明之子达维德·福明是仅存的生还者;葛利高里闻讯只冷淡应以“这有什么,正该如此”^{[3 处]}。丘马科夫次日辞行,邀他同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葛利高里回绝^{[2 处]}。

1922年初春

丘马科夫走后一周,葛利高里决定返乡,未等同伴劝其等到五月一日大赦后再一同散伙^{[2 处]}。次日清晨抵达鞑靼村对岸顿河边,他将步枪、手枪与全部子弹一一投入河中融冰的激流,拭净双手后徒步渡过尚未化尽的顿河冰面,大步走向家门^{[3 处]}。他在码头坡道上远远望见正在玩耍的儿子米沙特卡·麦列霍夫,爬上斜坡唤了一声“米申卡”;儿子先是怔怔地看他一眼、垂下眼睛,继而认出这个满脸连鬓胡须的陌生人是自己的父亲。葛利高里跪下亲吻儿子冰凉的小手,抱起他询问家中近况,得知妹妹叶芙多基娅安好、女儿波柳什卡已于前一年秋天因白喉夭折、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已应征入伍。他站在自家大门口,抱着儿子——这是他丧失阿克西妮亚、孩子与几乎全部亲人之后,生活中仅存的、仍将他与这个世界相连的一切^{[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