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

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书中也作“奥西普”,二者为同一俄文名的不同译法)是1912年秋迁入鞑靼村的钳工,祖父为拉脱维亚人。他自称经历为曾在“阿克塞”工厂、库班某地及东南铁路修理工厂做工,此次搬来是要开办钳工作坊兼做木匠活,并声称是辛格尔缝纫机公司的代理人^{[5 处]}。

他由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赶车从镇上带回村,途中反复打探哥萨克服役负担、装备自费、村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等问题,言语透着有意的探询,却以说笑掩饰;费多特察觉不出异样,滔滔不绝地向他抱怨了服役验马、村长分地不公等事^{[4 处]}。他租住在寡妇卢克什卡·波波娃家的两间屋子,向村长费奥多尔·马内茨科夫报到、登记身份证后获准落户,随即在夏天厨房里修建作坊,深居简出,一周未曾露面^{[4 处]}。他的到来在村中妇女间引发关于其身份的种种猜测(警察、税吏、会计师)^{[3 处]}。

深秋,圣母节（旧历十月一日）前后

磨坊排号引发哥萨克与道利人(霍霍尔与哥萨克的族群关系)的大规模械斗后,他从机器房方向突然出现,戴黑呢帽、目光锐利,当众叫停仍要追打的哥萨克^{[2 处]}。面对哥萨克的质问,他坦然摘帽擦额,以从容姿态平息了众人的敌意;当阿丰卡·奥泽罗夫问他是何身份,他答“我们都是俄罗斯人”,并提出哥萨克本是历史上逃亡地主庄园、迁至顿河落户的农奴后裔这一说法,遭到独臂的阿列克谢·沙米利等人的愤怒反驳;哥萨克们只知他新近搬来,住在斜眼卢克什卡家里,对其来历仍一无所知^{[6 处]}。此事使他在村中首次以真实姓名之外的方式引人注目,其言论中透出的历史知识与政治立场,与此前刻意试探哥萨克经济状况的举动相呼应,均指向其宣传者身份。

磨坊械斗两周后,县警察局长与检察官来到鞑靼村,首先传讯的便是他。检察官翻查公事包中的材料,追问其此前住址、1907年因“妨害秩序”获罪服刑一事、当时在罗斯托夫铁路修理厂做钳工的经历,以及是否为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又追问他在磨坊械斗当天对哥萨克说了些什么;施托克曼应答简短、有所保留。检察官问讯毕,劝其离开此地,并自言也正设法促成此事^{[8 处]}。这次问讯证实了此前村中猜测其为警察或税吏的推断方向有误,却坐实了他确有前科与官方监视记录:1907年正值1905年革命后当局大规模镇压之际,“妨害秩序”这一罪名及随后的流放,与其工人出身、地下宣传活动的形象相印证。

临近圣诞节（具体年份不详）

1912年秋冬,他在自己租住的斜眼卢克什卡家中逐渐聚起一个固定听众群,常客包括赫里桑福·托金、“钩儿”、达维德卡、机器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皮鞋匠菲利卡,到场最勤的是尚未服役的青年哥萨克米哈伊尔·科舍沃伊。聚会起初只是打牌,他不动声色地插入涅克拉索夫、尼基丁的诗作,继而在圣诞节前后拿出一本无封面的地下小册子《顿河哥萨克简史》,由科舍沃伊朗读;书中讲述普加乔夫、拉辛、布拉文等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又以通俗语言嘲讽哥萨克的贫困处境与沙皇政府利用哥萨克充当帝制镇压工具的做法,引发赫里斯托尼亚与科特利亚罗夫就哥萨克身份展开激烈争论^{[5 处]}。经过长期的淘汰筛选,这一聚会形成了一个由十名哥萨克组成的固定核心,他是其中的“灵魂”:不动声色地向着唯有他自己知晓的目标推进,持续向他们灌输简单的政治概念、启发其政治意识,培养对现存制度的反感与仇恨;起初遭遇的是钢铁般的不信任,他并不退让,持续加以化解^[出处]。这一经营方式与他此前在磨坊械斗中当众为哥萨克辩护、又向检察官隐瞒自身活动的一贯谨慎作风相印证,表明其在鞑靼村的秘密宣传工作至此已从个人试探发展为有组织的地下小组(施托克曼小组)。

约1914年复活节前后

复活节前的一个傍晚,聚会人数已因春耕渐少,只剩赫里桑福·托金（“钩儿”）、达维德卡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常来。施托克曼一面用小锉打磨半卢布银币做的戒指,一面听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转述莫霍夫与阿捷平关于对德开战的争论、以及一名军官关于“法国和德国为了争葡萄园会打仗,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说法。被问及是否会打仗,他以“我可不会预言”推辞,继而用生动明确的话语扼要讲述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与殖民地而爆发战争的道理,又以“别人醉酒,你和你们哥儿们的脑袋也都要跟着疼”作比,暗示哥萨克终将被卷入这场与己无关的战争^{[6 处]}。这是他第一次在小组内明确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与殖民市场争夺相联系,较此前小册子《顿河哥萨克简史》中对沙皇政府利用哥萨克镇压革命的批判更进一步,指向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3月至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一九一四年夏,割草季节间,县警察局长、检察官与一名穿制服的陌生军官一同来到鞑靼村,会同村长与见证人径直前往他的住处将他逮捕,理由并未当场说明;军官在搜查中翻出的书籍中有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以及一封“与任何革命组织都没有关系的朋友”所写的信^{[6 处]}。他的住所与作坊被彻底翻查,本人被押解至村公所,在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达维德卡、“钩儿”、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之后最后一个受审^{[3 处]}。

1914年3月至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审讯中,检察官出示一份来自罗斯托夫的调查表,确证他自一九零七年起即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并追问他此行是否受党组织派遣、来鞑靼村是否为执行“策反哥萨克”的任务、近期是否与党内同志保持联系;他承认党员身份与入党年份,但否认受组织派遣、否认与组织仍有联系,坚称迁居此地纯粹因为“这儿缺做钳工活的人”,对磨坊工人在他家聚会读书一事矢口否认,只承认“读过诗”^{[12 处]}。检察官则断言事情“非常明显”,是党组织派他来对哥萨克进行策反、企图将其从政府手中争取过去,其抵赖只会加重罪责^[出处]。此次审讯首次以官方档案的形式,证实了此前村中及施托克曼小组内部始终未能确证的猜测——他是有组织的职业革命者,而非仅凭个人意愿开展宣传的手艺人。

1914年3月至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次日阴暗的早晨,他被两名带马刀的警察押上双套邮车解送出村,长胡子裹在油污的大衣领子里打盹;妻子追出麦列霍夫家场院外的篱笆,呼喊他的爱称“奥霞”,他欲挥手回应,却被押解的麻脸警察粗暴按住、厉声威吓“坐好,否则我砍了你”。在这名警察简单的一生中,这还是头一次看到敢于反抗沙皇的人^{[7 处]}。

1919年2月

一九一九年二月,他随第八军政治部重返顿河战线,在维申斯克镇革命军事委员会接洽后,主动选择先到鞑靼村住些日子、协助整顿地方工作。他年事已高,行动迟缓,身着长骑兵大衣束步兵皮带,腰间别着毛瑟手枪,须发已见银丝;与已升任村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重逢时,他主动拥抱亲吻对方,两人均落泪。当晚由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陪同,重返此前租住的斜眼卢克什卡家旧居^{[8 处]}。

1919年2月

同月,鞑靼村七名因抗缴军饷被捕的哥萨克(其中包括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尔舒诺夫)在维申斯克镇经革命军事法庭当日审判、当日处决,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为此深夜赶去质问、担心因此彻底失去群众的支持。他先冷淡地告诫对方“应该习惯这种事情”,继而以顿河哥萨克富农是“武装的富农”、比俄国腹地富农更危险为由,主张对“怙恶不悛”者不必怜悯,须以阶级立场对待敌人;又援引列宁“戴着白手套是不能革命的”一语,断言若不先发制人捕杀区内活动最猖獗的敌人,顿河上游哥萨克便会发生暴动,并特别点出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比其余所有的人……都更加危险”“应该先捉他才是”。见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情绪低落,他斥其“像个知识分子一样流泪抹鼻涕”“变得像个讨厌的社会革命党”,予以严厉申斥^{[7 处]}。这番申斥延续了他一九一二年在鞑靼村时期一贯的做法——以阶级理论开导、甚至强行扭转身边工人出身的追随者的情绪,只是此时的分歧已从启蒙式的政治教育,变为对处决平民这一具体政策的是非之辩。

1918年前后

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1919年3月)爆发后,他随败退的苏维埃一方撤离,亦脱离险境。此后在大霍皮奥尔河口镇一带的后阿穆尔斯克第四团团部与九死一生逃出、已被列入牺牲名册的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意外重逢,抚其脊背连声惊呼,追问其脱险经过^[出处]。

1918年3月4日

三月四日,他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一同出席村民大会前,先目睹了区里派来接收充公衣物的年轻全权代表因不满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擅自将部分衣物借予红军伤员运输队,而扬言要以“盗窃公共财产”之名逮捕他;他伸手去摘挂在墙上的匣子枪,吓得对方仓皇逃离,未及发作。会上,他试图打消哥萨克对苏维埃政权的疑虑与关于集体枪毙哥萨克的谣言,以对德战争使哥萨克家破人亡、地主利斯特尼茨基家族靠沙皇恩赏坐拥万亩土地为例,主张阶级立场应重于哥萨克与“庄稼佬”的身份之别,一度赢得会场认同。但当他当众宣读第十五因津斯基师革命军事法庭开列的处决名单、为处决辩护时,独臂的阿列克谢·沙米利当众质问:那些被处决的哥萨克不过说了几句怨言,而能出钱行贿的商人却无一人被处决;会场随即爆发对处决不公的强烈质疑。他最后提出将白军逃亡者遗留的财物分给贫苦人家,却遭到全场沉默抵制,无人愿意接受这批财物^{[7 处]}。

1918年春（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前）

次日,得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已连夜回村,他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商议处置:主张立即逮捕葛利高里、押送维申斯克镇革命军事法庭,却认为逮捕其兄彼得罗“不见得有什么意义”,理由是彼得罗有雅科夫·福明作后台。他驳回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晚间行动、以免招惹闲话的提议,催促当即下手;闻报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扑空后,当晚亲率科舍沃伊等六名骑马人夜袭葛利高里出逃的西金村,一路谈笑自若,搜查仍一无所获^{[8 处]}。

1919年3月15日前后

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1919年3月)爆发、随败退的苏维埃一方撤离鞑靼村后,三月十五日他与科舍沃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同乘一名旧教派哥萨克的爬犁,自切博塔廖夫村赶赴霍皮奥尔河口镇,加入第四后阿穆尔团。途中他主动与赶爬犁的哥萨克攀谈,听其讲述布坎诺夫斯克镇政治委员马尔金借陪审官旧职、以蓄长胡子等由头随意处决老人的传闻,又听其以彼得大帝时代多尔戈鲁基大公镇压哥萨克起义作类比、质问苏维埃政权是否也授权政治委员滥杀。他未反驳这番质疑,只以“说得有点太玄乎”表示保留,承诺调查核实;并援引己方曾公开处决一名抢劫哥萨克妇女财物的红军战士为例,主张苏维埃政权对内部人员的不法行为同样绝不姑息,与他此前为顿河富农处决辩护时的强硬立场相比,此处更强调对己方越界行为的追责^{[6 处]}。

1919年春（顿河解冻前后）

三月十五日抵达霍皮奥尔河口镇后,他发现此前所闻的战斗队实际并未在当地组建,而是驻在布坎诺夫斯克镇,由红军第九军派驻当地各镇的政委马尔金以叶兰斯克、布坎诺夫斯克、斯拉谢夫斯克、库梅尔任斯克等镇的党员与苏维埃工作人员为骨干组建而成。他遂决定留在霍皮奥尔河口镇,加入莫斯科步兵团第二营,并与该团政治委员长谈:政委告知部队以莫斯科人、梁赞人为主、纪律良好,惟配属的第十四师一个骑兵连纪律松弛已被遣返;谈及马尔金时,政委评价其“有一个时期……搞得太过火”,称其虽是好小伙子,却不善分析政治形势,如今已在将各市镇男丁撤往俄罗斯内地。这一说法与此前旧教派哥萨克关于马尔金滥杀镇陪审官老人的传闻方向相合,构成又一独立来源的印证^{[5 处]}。

1919年春（顿河解冻前后）

次日,他随第二营列队向克鲁托夫斯克村开拔,与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一同并肩行军,踏冰渡过顿河,向叶兰斯基村、叶兰斯克镇方向推进,行军途中炮弹不断从头顶掠过。行进中他细看前后红军战士的面孔与军装,一时心潮起伏,自问是什么将自己与这些昨天还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想到共同的理想与事业、共同面临的危险与死亡,继而自嘲“难道我老了吗”。他主动与身旁一名总是愁眉不展的莫斯科金属切削工人攀谈,得知对方自一九一八年起服役、是共产党员；对方以“我是不能害怕的,我自己命令自己这样做”作答,并讲述此前在乌克兰克拉萨夫采夫支队突围时自愿潜入敌后炸毁桥梁、事后恐惧到呕吐不止的经历^{[8 处]}。

1919年4月12日至27日

四月十二日莫斯科步兵团在安东诺夫村附近遭重创、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腿部负伤后,团部退往霍皮奥尔河口镇待补充兵员,不久开抵会合的谢尔多勃斯克团由萨拉托夫省老年农民匆匆编成,情绪低落,指挥人员半数是旧军官,政治委员软弱无威信;施托克曼与该团三名士兵同住一所房子,不安地观察其动向,一次激烈争论后认定该团已“大难临头”^{[3 处]}。四月二十七日傍晚,该团第二连两名战士(其中一人姓戈里加索夫)登门,公开质疑镇压暴动的正当性、为哥萨克鸣不平,并以“共产党员又发糖又发烟,我们什么也没有”等言论煽动在场其他战士;施托克曼斥其为白卫军张目,遭对方以暴力相威胁,双方争执后不欢而散^{[2 处]}。

1919年4月12日至27日

他随即赴团部向政治委员转述争执经过并建议逮捕肇事者,政委却以恐激起全团哗变为由拒绝,只表示已察觉团内有反革命组织活动、大多数士兵已受影响,曾就此上报却迟迟未获梅德维季河口镇方面答复,并流露出对沃罗诺夫斯基与参谋长沃尔科夫的怀疑,请求施托克曼暂守秘密、待次日党支部开会后即赴梅德维季河口镇处理^{[2 处]}。当夜,施托克曼就此事写就详细报告,唤醒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命其立即弄马飞奔梅德维季河口镇、将报告送交第十四师政治部;米哈伊尔提出万一被谢尔多勃斯克团的人截获便将信吞入腹中,施托克曼闻言拥抱亲吻了他,送其出发^{[2 处]}。

1919年3月

四月二十八日拂晓,该团一部与炮兵连在镇外爆发武装冲突,炮兵连击退进攻后卸下炮栓、渡河撤走,全团随即在教堂旁召开群众大会。施托克曼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被闯入住处的谢尔多勃斯克团士兵强令到会;团政治委员在会场被士兵拖下临时搭起的牌桌殴打,施托克曼冲上前接替讲话,历数团内旧军官出卖全团投敌之情,遭第二连连长(前少尉)韦斯特明斯特尔举枪威胁而不为所动,继续演说;讲到团长沃罗诺夫斯基时,一名站在沃罗诺夫斯基身旁的士兵开枪将他击倒。他中弹后仍挣扎站起,吐血喊出未讲完的话,被同一士兵补射第二枪当场打死,尸身从桌上跌落。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见状欲上前,被士兵扭住缴械带走;广场各处同时搜捕、缴械在场共产党员,一名拒缴机枪的共产党员机枪手被当场击毙。演说甫毕,叛军骑兵与哥萨克步兵即从两面攻入镇内,第六独立旅旅长格里戈里·博加特廖夫随司令部人员进镇,谢尔多勃斯克团在前旧军官沃罗诺夫斯基号令下列队投降^{[10 处]}。此事印证了他此前在报告中对该团团长与参谋长“暗中策划投敌”的判断,亦印证了博加特廖夫此前与沃罗诺夫斯基达成的诱降密约已经实现。

施托克曼这一人物形象取材于1910年代前后深入俄国乡村、以工匠或代理人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宣传的城市产业工人出身的革命者,当时顿河沿岸哥萨克村庄确曾出现类似的社会民主党地下活动;其一九零七年因政治问题获罪一事,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遭受的大规模镇压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