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波古德科

1917年11月—12月间

安娜·波古德科是罗斯托夫党委会派往本丘克机枪队的女党员,是该队十七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亦是唯一的机枪手学员。她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犹太人,去年刚中学毕业,近年移居罗斯托夫,入队前主动向党委会提出参战要求,并获批准^{[5 处]}。

1917年11月—12月间

阿布拉姆松随介绍信附来的亲笔信称她是“可贵的干部”,但性情急躁、尚未度过青年时期,嘱本丘克善加约束、勿使其冒失行事^[出处]。她初到时穿一身不合脚的步兵棉军装,大靴子趿拉着脚;本丘克起初以机枪工作非女子所能胜任为由拒收,经她坚持及阿布拉姆松嘱托后勉强留用^{[3 处]}。

1917年11月—12月间

训练期间她怀着极大好奇心刨根问底,不断以技术性问题追问本丘克,如散热筒结冰、大风偏差等,本丘克在她面前总感到拘束,对她也因此要求格外严格、态度刻意冷淡^{[3 处]}。训练第五日傍晚二人一同走出地下室,本丘克第一次就着黄昏天光看清她的容貌;两人边走边互相探问身世,她得知本丘克是新切尔卡斯克哥萨克、一九一三年入党;本丘克则辨认出她是犹太人,对此她坦然承认,并追问他对科尔尼洛夫事变、彼得格勒工人情绪、十月革命等问题的看法^{[6 处]}。二人在空城中同行三小时后于她住处门口分手,本丘克怀着一种自己也察觉是自欺的“同志间正常交往”之感回到住处^{[2 处]}。

1917年11月25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她随机枪队在纳希切万地区边缘的阵地上首次参战,抵御卡列金军队向罗斯托夫的进攻。战斗中她一度用望远镜观察炮火,目睹一名年轻赤卫军士兵中弹倒地、痛苦挣扎至死,当场情绪崩溃,双手捂眼、浑身发抖,顾不上克鲁托戈罗夫呼喊她递送弹带^{[4 处]}。本丘克数次喝令她卧倒以防中弹,又在她说“我受不了”时厉声要求她振作。战斗结束、傍晚初雪降下后,本丘克将她裹在军大衣衣襟里,彻夜以爱称“阿尼娅”安抚,劝她学会控制对战场死亡的恐惧^{[6 处]}。

1917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

赤卫军与志愿军随后为争夺罗斯托夫巷战六日。十一月二十六日黄昏,她与本丘克路过货站时目睹赤卫军战士枪毙一名被俘军官,当场回避不忍看,本丘克则向她辩称此举“应该”^{[2 处]}。本丘克此后染上伤寒,病势日渐沉重;十二月二日拂晓赤卫军撤离罗斯托夫,她与队员克鲁托戈罗夫搀扶着已陷入谵妄、认不出她的本丘克随辎重车队步行撤退,反复呼唤他的名字、恳求他上车,本丘克却终未能听懂她的话,最终二人强行将他扶上大车^{[5 处]}。

1917年12月下旬—1918年1月中旬

本丘克染上伤寒后,安娜随他辗转抵达察里津,独自留下照料,谢绝阿布拉姆松与党委会同志将其交由旁人照看的安排。本丘克昏迷三周不醒,期间由她独自为其换衣、篦除虱子、翻动其身体;她初时因贴身照料异性病体而深感羞惭厌恶,但终以曾受本丘克“战胜痛苦与犹豫”教导支撑下来,厌恶渐被爱怜取代^{[4 处]}。本丘克十二月二十四日苏醒后,她严格按医嘱定量供给病号饮食,因此与索求加餐的本丘克数度争执，甚至遭其出言侮辱,仍隐忍未发;唯一一次因拒绝多给一份馅饼引得本丘克落泪时，她心软取来满盘馅饼哄劝他，并以爱称“伊柳沙”称呼他^{[5 处]}。本丘克问及她是否已因此厌倦自己，她答以“这是一次考验……对感情的考验”^{[2 处]}。一九一八年一月中旬，二人自察里津启程前往沃罗涅什^[出处]。

1918年1月中下旬

一月十六日抵沃罗涅什,停留两日后转赴米列罗沃。其间阿布拉姆松赶来相会,提出带安娜同赴卢甘斯克做宣传鼓动工作,安娜欣然应允。她告知本丘克这一决定时神情激动、略带伤感,称干宣传工作对革命更为有益,自己或许也更擅长此道;临别前她换上保护色军便服、扎紧腰带,叮嘱本丘克参加进攻时务必小心、留下一双毛袜子给他备用,并许诺从卢甘斯克写信。道别时她坦承起初听闻要去卢甘斯克很高兴,此刻却觉得离开本丘克会感到寂寞,又称“感情在当前是多余的东西——它会变成累赘”；二人故作平静地告别,她匆匆转身离去,本丘克事后判断她是害怕自己因不舍而失掉动身的决心^{[10 处]}。

1918年2月23日前后

一九一八年二月,她与阿布拉姆松结束在卢甘斯克、塔甘罗格的宣传鼓动工作后返回罗斯托夫城内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本丘克此时正随鲁·弗·西韦尔斯司令部工作,前来委员会寻访二人却先扑了个空;次日重访时二人已归来,她正与人谈笑,本丘克从背后触碰她肩膀相认,她一见之下满脸绯红、直至锁骨,眼中泛出泪光,窘迫得无法自持^{[5 处]}。二人到外面单独交谈,她自嘲重逢时窘态“像个小姑娘”,又向本丘克追问二人关系究竟为何,提及阿布拉姆松此前曾追问她是否与本丘克“同居”、她矢口否认却未能瞒过对方的猜测;随后简述自己在当地组建了一支拥有二百一十一支枪的支队、做了大量组织与政治工作^{[3 处]}。当晚,她邀本丘克搬入自家居住,由其母亲在城郊一座砖木厢房门口接待安置;她与妹妹同住一室,陈设简朴,墙上不挂任何画片照片。她告知本丘克,家中此前靠她在阿斯莫罗夫卷烟厂做工、兼任家庭教师维持生计,如今则由母亲替人缝衣度日^{[6 处]}。当夜二人在她房中长谈,本丘克讲述了进占新切尔卡斯克与兹维列沃、卡缅斯克附近战况,她则谈起在卢甘斯克、塔甘罗格工作的见闻^[出处]。

1918年3月

三月,本丘克改任顿河革命委员会革命法庭行刑队队长,几乎每夜率队处决死刑犯,一周之内形销骨立;安娜此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每晚很晚归家,仍坚持等他敲窗叫门。一日深夜他和衣倒床、睡梦中挣扎诉苦,她坐在床边察看,既痛惜又恐惧,却不敢多问^{[4 处]}。次日晨她劝他放弃这项工作、改赴前线,称他“弄得简直没有个人样”“会死在这种工作上”;本丘克怒斥她后又颓然向她剖白这份工作对革命的必要与对自身精神的损耗,她默然听完,未再争辩,只低声提醒“不然你会发疯的”^{[4 处]}。

1918年3月

数日后本丘克告知她已调离革命法庭、改派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夜她主动投怀,以“说不定哪天我就会失掉你,所以要拿出全部力量爱你”为由求欢,却因本丘克精神消耗过度而未能如愿;她先是愤怒斥其“卑鄙”、满脸憎恶,待他解释并非患病后转为谅解,像母亲一样安详地拥抱、亲吻他的额角,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以慈母般的关怀陪伴他^{[5 处]}。最终本丘克未获外派,由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坚持留任罗斯托夫^[出处]。

1918年初

其后在一处十字路口的巷战中,她与本丘克及一排由土耳其战线撤回的赤卫军战士一同据守临时工事。目睹赤卫军战士面对哥萨克骑兵冲击时惊慌欲溃,她头缠绷带、一跃而起,端枪高喊“跟我来”,独自冲向哥萨克消失的房屋拐角,试图带动身旁战士反击。本丘克随后追去劝阻未及,她在迎面遭遇的哥萨克骑兵枪击下腹部中弹倒地——本丘克判断她是被爆炸性子弹击中,伤势致命。她被抬至附近院中救治,本丘克为其压迫止血、以水为她降温,但伤口出血不止,高烧不退；弥留之际她仍以“伊利亚”呼唤本丘克,交代他转告母亲,并在剧痛中反复呻吟“热死啦”。本丘克离开片刻取水回来时，她已在抽搐中死去^{[10 处]}。她的冲锋客观上激励了身旁部分赤卫军战士将哥萨克骑兵击退,但本丘克在事发当时即判断此举对整体战局并无实际意义、注定徒劳^{[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