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问题

劳动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指劳动者与资本或土地所有者之间关系的组织问题。在俄国它有两层:一是西欧工业国的工人问题,二是农奴解放后俄国农业中地主与自由雇工如何相处的劳动组织问题。1861年改革(农奴解放)之后,贵族失去农奴的无偿劳役,又不善于管理自由雇工——农民有自己的份地,给地主做工时只求轻松快活、不爱惜农具机器,地主普遍亏损。围绕出路,小说中展开了三派主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代表的欧洲化路线,主张把农业提高到更高水平,靠机器、良种与学校驯服“处在低发展阶段”的农民;留灰胡髭的老地主怀念农奴时代的权力,认定没有鞭子就不能恢复高水平农业;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则坚持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主张照农民自己的习惯经营、让劳动者对劳动成果发生兴趣^{[4 处]}。

这场争论是第三部列文农业线索的主干。列文在赴苏罗夫斯克县途中见到一个富裕农家——全家亲自动手、雇工只是帮衬,连筛下的麦屑也留着喂马——把这个“幸福的印象”看作可能的出路^{[2 处]};在斯维亚日斯基家与地主们反复辩论之后,临行前夜把主张凝成一个计划:把劳动力当作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成果发生兴趣——“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并决定赶在冬麦播种前回家实行^{[2 处]}。

计划回家后以分散经营的形式试行,处处碰壁:管家不愿以股东身份参加经营,农民们忙于日常农活,绝对不信地主除了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有别的目的,把不被强迫采用新式农具当作订立契约的首要条件。到秋天,畜牧场、菜园和荒地分别由牧牛人牧牛人伊万、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和农民舒拉耶夫以合作条件承受,三组各自显出失败——伊万仍要求照旧付工资,列祖诺夫一组只把土地看作平分收获的租地、借故拖着不盖畜舍,舒拉耶夫故意误解条件想把菜园转租;列文仍相信严格核算与坚持己见终会证明办法的好处^{[6 处]}。他重读借来的书,又读政治经济学(米勒,即穆勒)与社会主义著作,发现它们只给出从欧洲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对俄国农民和地主如何经营土地没有一字回答;他由此确信劳动者只有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才愿意劳动、这种敌对根深蒂固,而俄国人民的使命是开垦广漠无人的土地,他要以著作从理论上、以农事从实际上证明这一点^{[2 处]}。九月末列文却自觉农场上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至少在他是这样——自诩推行的是不流血的革命,也是最伟大的革命,会先从他们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2 处]}。九月末哥哥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列文到乡下来,当面把计划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斥他“只是采用了别人的思想,却歪曲了它”;列文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心底却唯恐这指责是真的——唯恐自己真在调和共产主义与现存生活方式之间不可能调和的平衡^{[2 处]}。

在真实历史里,这正是1860—70年代俄国最现实的议题。改革后的俄国农业在劳动组织上摸索着各种形式:对分制(испольщина,收获与地主对半分)、分成租佃、雇工,以及村社(米尔)的连环保与定期重分土地;民粹派主张以村社为基础绕开资本主义,主张欧洲化改良的人则把教育、机器与信贷当作出路。斯维亚日斯基提到的舒尔采-德里奇派、拉萨尔派与米尔豪森制度,都是当时欧洲劳动组织问题的现实参照^[出处]。托尔斯泰让列文走“适应农民习惯”的中间路线:既反对农奴制的怀旧,也怀疑自上而下的欧洲化改良;这条路线在小说里既是列文寻找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照见了他与农民、与欧洲化地主之间反复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