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

1870年代

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是全俄闻名的作家、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的异父兄(同母异父)^{[2 处]};米哈伊尔·斯丹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之流自称有幸认识他,足见其声名^[出处]。列文对他怀有极大敬意,却无法忍受别人不把他看作列文本人、而只当作“科兹内舍夫的弟弟”来介绍^[出处]。兄弟之间隔着客气与隔膜:谢尔盖问起列文的农务时带着勉强垂顾的语调,列文连打算结婚的心思都觉得没法对他讲^[出处]。他在莫斯科的书斋里接待进城借住的弟弟时,正与一位从哈尔科夫特地赶来、同唯物论者论战的哲学教授辩论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之间的界线问题:他读了教授最近的论文后写信反对,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让步太多,教授便赶来解释^[出处]。他说话用惯常明了正确的语句和文雅的措辞,迎接弟弟也带惯常那种亲切而冷淡的微笑^{[2 处]}。他不像教授那样偏激,有余裕领会产生列文那问题的最简单而自然的观点;当列文问“感觉毁灭、肉体死亡,就毫无生存可言了吗”,他微笑着回答“那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权利解决”,由教授附和“我们没有材料”^{[3 处]}。他重视县议会这类地方机关,却批评俄国人把本可像欧洲民族那样从中取得自由的权利变成常挂在嘴上的讽刺笑柄^[出处]。对堕落的异父弟尼古拉·列文,他派人找到了住处,代他付清给特鲁宾的借据寄还给他,对方却回以“谦卑地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的字条;他说自己本想帮助他,也知道那是办不到的,并自尼古拉沦落以后对所谓不名誉的事采取了更宽大的看法^{[3 处]}。五月末,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而是住到乡间弟弟这里来休养精神的疲劳——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出处]。在他看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他喜爱田园式的懒散,自称“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出处]。他自谓了解而且爱护农民,时常同农民攀谈,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谈话都引申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他拿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与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人,这看法从不改变^[出处]。正因为在议论农民——他们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时有固定的看法,他总能胜过弟弟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对农民没有坚定不移的意见,争论中常陷于自相矛盾^[出处]。在他眼中弟弟是个出色的人,心放得正(如他用法语所表达的),头脑虽敏捷却太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充满矛盾;他以长兄的恳切向弟弟解释事物的真谛,却因征服他太容易而得不到争辩的乐趣^[出处]。他习惯于脑力活动,即使休养、没有写作时,也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最经常、最自然的听众就是弟弟,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出处]。

初夏(三一节前后,约五六月间)

这年夏天兄弟俩在河边垂钓,他为弟弟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当面责备他,说县里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一切就会弄得很糟糕^[出处];他举出自己家里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过当地医生的实例,来证明医疗所的用处^[出处]。弟弟用“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来顶撞,他微笑着把话题引入哲学史的范畴,指出哲学的主要问题自古就在于发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不可缺少的联系,并断言只有认识到自己制度中什么是重要的、懂得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才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出处]。最后他把弟弟对公益事业的冷淡归结为“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相信这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出处]。

六月初

他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儿而自豪。六月里,一位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诊治跌伤腕关节的年轻医生留下吃午饭,他因为有新的听众而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谈着地方上的流言,抱怨县议会陷入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的意见,博得医生的敬佩,随即陷入那种弟弟所熟悉的、总是随着出色谈话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他带了钓竿到河边去^[出处]。他一路赞赏着树林与草场之美,对着钢灰色的河水说起一个谜语:”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2 处]}

夏季(割草时节)的某一天

割草季节,弟弟告诉他第二天要整天和农民们一起割草,他抬起头好奇地望着弟弟,说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他受不了,又猜农民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午饭把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4 处]}。次日清早弟弟割完草回来喝咖啡时,他还没有起来^[出处]。

夏季(割草时节)

割草季节的一个傍晚,弟弟满身是汗、背部和胸膛又脏又湿地闯进他的房间时,他早已吃过晚饭,正在自己房间里喝冰柠檬水,看刚从邮局收到的报纸杂志;他顶讨厌苍蝇,房间里除了夜间从来不开窗,门总是小心掩上^{[2 处]}。他这一天过得惬意:解决了两个象棋问题——有一个妙极了,用卒子开头的——又细细想了想昨天和弟弟的辩论^[出处]。他本打算到割草场去看弟弟,但天气热得厉害,走到树林就不想再走,便穿过树林向村子走去,遇见弟弟的老乳母,探听到农民们对弟弟割草并不赞成——“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他们心里对“老爷们做的事”有一定的确切看法,不允许老爷越出界限^[出处]。他承认弟弟那套“以个人利益为动力”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活动也许更合心愿,又品评弟弟的性情像法国人说的那样太容易冲动,要么需要强烈的、精力旺盛的活动,要么就什么都不需要^[出处]。弟弟决定骑马去看望叶尔古绍沃的多莉,邀他同行,他答“我很高兴”^{[2 处]}。这年冬天他回到莫斯科,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的家宴上被列为宾客中的主菜——莫斯科人、哲学家,与彼得堡人、实际的政治家卡列宁相对,而佩斯措夫则是挑动二人争论的调味汁^[出处]。

傍晚五点以后

这场家宴上,谈锋果然被挑动起来:他与卡列宁和佩斯措夫卷入波兰的俄国化问题,承认双方的论点、却加以限制^{[2 处]}。他善于用意想不到的精辟话语来改变对谈者的心情、把最激烈认真的辩论结束,这种本领没有谁及得上;走出客厅时他微笑着说,要使异族俄国化只有一个方法——尽量多生孩子,他的兄弟和他最不行,结了婚、孩子最多的奥布隆斯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2 处]}。他一面继续和女主人谈话,一面听到一点弟弟的话,斜眼瞟着他,不明白弟弟今天为什么有那种胜利者的样子^[出处]。席间他又自称属于古典派,用戏谑点破教育之争的底细:古典教育之所以被断然推重,是因为它有道德的——坦率说就是反虚无主义的——优越性;他把古典教育比作丸药,说大家明知它有反虚无主义的特效,才大胆地把这药方开给病人,又补一句“万一没有这种特效,可怎么办呢”^{[3 处]}。论到妇女教育,他主张与其说妇女在争取“权利”,不如说是在寻求“义务”——做陪审官、市议员、电报局员的义务,这种协助男子从事共同劳动的愿望是合法而值得同情的^{[2 处]};老公爵编英国人在船上喂小孩奶的笑话,他回敬“既然有这么多这种英国人,那么也就有那么多妇女官吏”^[出处]。

冬季,深夜(过一点)至次日清晨(六时许)

家宴散后,他要去出席会议,被幸福得坐立不安的弟弟缠住同行。去会场的马车上,弟弟追问他“你为什么至今不结婚呢”,他微笑着开口要说“她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姑……”——一句这么寻常、这么微不足道的话——被弟弟抓住皮外套领子把他的脸蒙上,急急打断,说“你可以明天,明天再说,现在可不要再讲什么了”^{[4 处]};他于是发出自己难得发出的愉快笑声,说“哦,无论怎样,我可以说我非常高兴”^{[2 处]}。会场上他为扣除某宗款项和敷设水管的事争论不休,带着得意洋洋的口吻说了一大篇话,把两位议员刻薄了一番,另一个议员开头有点胆怯、随后却非常毒辣而又愉快地答复了他^[出处]。散会后他问弟弟“你满意吗”,弟弟答“非常满意。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有趣”^{[2 处]}。

斋戒节前约五周;距婚礼约四天(年份未明)

列文结婚前夕,他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与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同指点弟弟应做的事,并替他筹钱^[出处]。婚礼当天,他在弟弟的旅馆参加婚前单身聚餐,高兴极了,很赞赏自然科学教授卡塔瓦索夫的创见;他说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是有道理的,不管你多么快乐,总不能不惋惜失去的自由,又拿果戈理的新郎打趣——那种想从窗口跳下去的感觉人人都有,不过不承认罢了^{[3 处]}。

不详

婚后不久,弟弟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陪妻子守在垂死的异父弟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列文病榻前,写信给他,想在尼古拉死前使兄弟二人和解;他回信说不能亲自来,用动人的语句请求弟弟原谅。病人没有说一句话,只冷淡地要弟弟回信,叫他替自己请个医生来^{[2 处]}。

夏季(年份未明)

这年夏天他又住到弟弟乡间的波克罗夫斯科耶休养,在餐桌上以聪明和学识博得全体客人近于崇拜的尊敬^[出处]。他当着基蒂与多莉的面提议和大家一道去采蘑菇,望着瓦莲卡说“我认为这是一桩很好的事哩”,使基蒂心中的猜想得到证实;饭后他端着咖啡坐在窗旁,一面与弟弟继续谈话,一面望着孩子们出发采蘑菇必经的门户;待塔尼娅跑来说“瓦莲卡在等着哩”,他用名字和父称“瓦尔瓦拉·安德烈耶夫娜”回答^{[4 处]}。

夏季的一日午后

他采蘑菇未归时,留在凉台上的妇人们议论起他与瓦莲卡的亲事:基蒂满心盼他今天求婚,说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俄国找到最好的配偶、只需一个善良文静的妻子,又说“我期望他们从树林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却说“他也许……”没有说下去^{[4 处]}。基蒂还记挂瓦莲卡从前的恋爱史,想找机会先告诉他,使他心里有所准备^[出处]。

夏季(黑麦收割时节);基蒂孕中

采蘑菇出发那天,弟弟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与怀孕的基蒂走在众人前面,私下议论他会不会当场向瓦莲卡求婚。列文向妻子道出他的底细:他还小的时候,谢尔盖·伊万内奇曾爱过一个女子,那女子死了;从那时起他待女人亲切、也有喜欢的,但在他看来她们“只是人,并不是女人”——他只过着精神生活,为人太纯洁太高尚,因此脱离实际^{[4 处]}。弟弟自叹不如他:他不为自己生活,全部生活都服从于义务,所以能够平静而满足^[出处]。

夏季的一个黄昏

采蘑菇的森林里,他望着黑发上包白头纱、在孩子们中间忙着的瓦莲卡,一路上不住地欣赏她;把采到的一只大桦树菌放进她的提篮时,望见她满脸又惊又喜的红晕,自己也张皇失措,默默地向她微笑^[出处]。他随即独自走进树林深处,站在卫矛树丛后面,吸着雪茄权衡自己的处境。唯一说得出口的反对理由,是失掉玛丽时他对自己说过要永不变心,但他随即觉得这顾虑无关紧要,只会在别人眼里破坏他所扮演的富有诗意的角色;凭理智挑选,他也找不出比瓦莲卡更美满的配偶——她有少女的魅力却已经懂事,厌恶庸俗上流社会又深谙世故,虔诚而不像基蒂那样无意识地善良,出身贫苦孤单、不会把一群亲戚带进丈夫家,而且一切仰赖丈夫。想起她说只有俄国人才一到五十就自命老了,他虽已四十岁,家族长寿、头上没有一丝白发,便觉得年纪算不了什么^{[2 处]}。他扔掉雪茄,迈着坚决的步伐向从草地上直起身来、回头一望的她走去^[出处]。

未标明

他向她走去时,心里一遍遍默念求婚的话,离她只有十步远;走到她身边,望着她俯视的眼睛,那句“桦树菌和白菌究竟有什么区别”却脱口而出,她答“菌帽上差不多没有分别,只是菌茎不同而已”,话一说完,两人就都明白事情已经过去,应该说出口的不会说了,高涨的激动情绪随即平静下来^{[5 处]}。回到家里他重新回忆起所有的理由,发现自己最初判断错了——他不能对玛丽负心^[出处]。

夏季夜晚(年份未明)

当晚在凉台上,他与瓦莲卡两人心里都明白曾经发生过一桩不愉快却重要的事,像考试不及格、要留级或永远被开除的学生一样^[出处]。他品评两位连襟,说再也难以找到比他们更不相像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在活动,像水里的鱼一样在交际场中过活;弟弟科斯佳活跃、伶俐、非常敏感,一到交际场中就像鱼儿离了水,要么呆愣愣的,要么乱跳乱动^[出处]。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请他同弟弟讲讲,让基蒂回莫斯科,他应承下来^[出处]。

九月（年份原文未明）

这年九月,他为了即将召开的卡申省选举大会而准备动身——他在卡申省拥有田产,对这次选举怀着很大的兴趣——并邀弟弟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同往^[出处]。他向弟弟解释预料通过这次选举所会产生的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是守旧派的贵族,挥霍光了巨大的家业,不论什么事总是偏袒贵族,公开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本来应该起广泛作用的地方自治会带上了阶级的性质;因此必须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位新的、现代化的、有本事的、完全新式、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而卡申省总是事事走在别省前头,这里的事情处理妥当,就可以作为其他省份和全俄国的典范^[出处]。省选举大会第四天在省贵族长的桌前审核公款的争执中,委员会报告账目分厘不差、随后又撤销了报告,他站起来条理分明地证明,要么必须承认审核了账目,要么就得承认没有审核,把这两段论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对派的一个发言人反驳了他,斯维亚日斯基也讲了话,争论良久没有结果^[出处]。弟弟私下问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私吞了,他回答说:“噢,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这种旧式家长制的经管贵族事务的方法非得打破不可。”^[出处]

未写明（原文只载“第六天”）

十月卡申省贵族选举大会上,他是新派众人簇拥的中心人物,谛听斯维亚日斯基与另一县贵族长赫柳斯托夫商量选举布置,很赞成邀请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的计划——弟弟列文不明白反对党为何要邀请一个他们打算废除的人来作候选人^[出处]。

不明

会场为贵族弗列罗夫的选举资格爆发争执时,人群给他让路,他走近主席台,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翻阅法令条文,请秘书找出原文;法令上规定万一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他朗诵那段法令并开始阐明含义,却被一个戴戒指、留着染色髭须的高大肥胖地主打断——那人所要求的其实正是他所提议的,却显然憎恨他和他的党派,会场上四面八方叫嚣到不可收拾^{[3 处]}。他最后以“一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如果想要为社会服务,就要郑重其事和贯彻到底”作结^[出处]。投票时他领着弟弟走近主席台,把手伸进票箱投了球便让出地方;弟弟问出“我投到哪里”的蠢话被大家听见,他皱了皱眉头,疾言厉色地回答“那全看个人的信念而定”^{[2 处]}。

未标明

正式投票那天,他注意到弟弟在弗龙斯基面前拙劣的举动,事后当面责备他,说“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缺乏政治手腕!这就是我们俄国人不足的地方”——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是他们的反对派,弟弟却和他十分亲昵、还请他做候选人;弗龙斯基伯爵是他们这边的人,为什么要化友为敌;又追问涅韦多夫斯基愿不愿意做候选人,这种事做得简直不妥当^[出处]。休会时,一位贵妇人在旁听席上向律师称赞他,说听到科兹内舍夫演说“挨饿都值得”,法庭里谁也讲不了这样,“除了迈德尔,就是他讲话也远远没有这样的口才”^{[2 处]}。

约1876年7月

他花费六年心血写成的《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一年前出版。起初他不露声色,却机警地留意社会反响;头三个星期毫无动静,专家们出于客气才略提一提,一般熟人根本不问,文学刊物整整一个月只字不提。仅《北方甲虫》一篇讥讽倒嗓歌手的小品文里顺带挖苦了几句,说这部书早已受到一致嘲笑。第三个月上,一篇他认识的、年轻而没有教养的作家写的评论终于发表:引文选得巧妙,使没读过原书的人也以为全书只是辞藻堆砌、用词不当,作者毫无学问;此后书刊与谈话中对这部书死一般沉寂。他反复回想同这位批评者会面的细节,认定是自己当时纠正过对方的无知言论,才招来这篇文章。著作的归于沉寂使他更加痛苦,因为完成之后他手头再没有这样的主要工作;他聪明、有学问、健康而精力旺盛,却不愿像弟弟那样把全部精力耗在乡间的清谈上,因而剩出大量闲暇^{[11 处]}。

约1876年7月

幸而这时萨马拉饥荒、异教纠纷、唯心论等以往话题都被此前不大受人注意的斯拉夫问题取代——参见黑山战争与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的战争;他原是这一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便全身投入。他就细节上不同意许多相关的言论与著述,看出斯拉夫问题已成社交场合的时髦谈资,不少参与者怀着自私自吹的目的,报刊多有夸大其词、只为压倒对方的文字,鼓噪得最响的往往是些失意受屈之人——“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没有党羽的党魁”;但他也承认这场联合了社会各阶层、对压迫斯拉夫弟兄之事同仇敌忾的热情确凿无疑、与日俱增,认定这是一桩规模宏大、划时代的事件,是“民族的精神”的表现,为之感到振奋。他专心为这场运动服务,竟至无暇回复所有的信件与请托,把著作的失败暂时抛在脑后,工作了一春一夏^{[7 处]}。

约1876年7月

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启程到弟弟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乡间的家里去,一为休息两周,一为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亲见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那是他与所有首都居民深信不疑的图景。早就打算践约去列文家拜访的卡塔瓦索夫与他同行^{[2 处]}。

1876年下半年

动身当天,他与卡塔瓦索夫在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车站撞上一批乘车启程的志愿兵;一位相识的公爵夫人向他打听募捐与志愿兵人数,他答已开走一千余人、捐款逾百万,又替她认识的一个申请遭刁难的年轻人写了封介绍信——那年轻人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得知弗龙斯基伯爵也坐这趟车走,他只答“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车站上人群涌来涌去,一位手持酒杯的绅士向志愿兵们高声演说“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们服务”,引来阵阵“万岁”的欢呼^{[7 处]}。

1876年秋

启程当天,车站上一队青年合唱队唱着《斯拉夫西亚》欢迎开往塞尔维亚战场的志愿兵专列;他与志愿兵们打过太多交道,对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不再像卡塔瓦索夫那样感到新鲜,劝后者亲自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谈一谈^{[3 处]}。

1876年下半年

同一车站,他在月台上遇见也乘车南下的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她把儿子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一直送到库尔斯克;从她口中他得知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的经过、弗龙斯基一度精神失常和自杀未遂的旧事,以及他如今奔赴塞尔维亚参战的缘由。他称弗龙斯基此举“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又感叹“多么可怕的事件”;应老夫人之请,走到月台那边去找弗龙斯基谈话^{[3 处]}。他早已把与弗龙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置之度外,此刻只把他看作正投身一桩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认为鼓舞和赞许他是自己的责任;上前问是否可以效劳、要不要写介绍信,被弗龙斯基婉拒后,便随他一同在月台上散步,预言他会“复元”,称解放弟兄脱离压迫是“一种值得人去出生入死的目的”,并祝他“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宁静”^{[5 处]}。二人又谈起前线的战报与国王米兰的宣言,直到第二遍铃声响起才分手^{[2 处]}。

1876年夏

由于不知道何时能脱身,他没有打电报通知弟弟就与卡塔瓦索夫雇车到了波克罗夫斯科耶;基蒂跑下凉台迎接,他半开玩笑地致歉说满身尘土不敢碰她,又用“风平浪静的港湾”形容弟弟一家不问世事、只顾经营农业的乡居生活^{[3 处]}。

1876年前后(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期间)

午饭桌上得知弗龙斯基自费带一个骑兵连奔赴塞尔维亚,他被岳父谢尔巴茨基老公爵追问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答以“没有人宣战过,但是人民同情他们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面对弟弟康斯坦丁“个人无权代表国家开战”的诘问,他辩称这不是宣战问题,而是人道与基督徒感情的自然流露,如同见义勇为者不会先考虑有没有对施暴者宣战^{[3 处]}。被弟弟与岳父指出自己作为“人民”一员却感觉不到这股情绪,他不为所动,坚持“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又把成千上万捐款、亲赴前线的志愿兵称作“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认定这是全体人民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3 处]}。

1870年代，俄国援助斯拉夫人志愿军运动期间

争论转到报刊的作用上,他把新闻界众口一词说成“知识界意见一致”、是一种可喜的自发力量把整个社会带向一个方向;被岳父讥为暴风雨前的蛙鸣、又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的八千卢布闲差打趣战争鼓吹者的私利,他不满地为报刊辩护,称脑力劳动者正是以表达舆论来尽分内的职责,新闻界舆论一致而充分的表现是一种伟大的举动、力量的象征^{[4 处]}。弟弟反驳说人民流血是为了灵魂而非杀人,他引《福音书》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一语反驳,列文自认这段经文最费解,却也说不出话来反对——这场争论终究惹恼了他,弟弟便不再争论下去^{[3 处]}。雨过天晴之后,他兴致依旧高涨,阐述起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如何与俄国同心协力开辟历史新纪元的看法^[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