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

初冬（年份未明）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公爵,通称谢尔巴茨基老公爵,是莫斯科名门谢尔巴茨基家的家长、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之夫,三个女儿的父亲:长女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多莉)嫁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次女一进入社交界就嫁给了外交家利沃夫,幼女基蒂待字闺中;他唯一的儿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与列文一道进大学,后来进了海军,淹死在波罗的海^[出处]。他对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既称“您”又称“你”,一见面便拥抱他,却冷待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2 处]}。

未注明具体年份（冬季，基蒂入社交界的头一个冬天）

在基蒂的婚事上,他站在列文一边,说基蒂配上列文再好也没有了^[出处]。他反对妻子把晚会变成单请选定求婚者的择配场合,主张把所有的年轻人都请来、雇一个钢琴师让大家跳舞;他自恃父亲“对这种事有眼光”,看出列文是唯一有诚意的人,弗龙斯基不过是一只孔雀^{[2 处]}。列文求婚遭拒的当夜,他与妻子为基蒂的婚事大吵一场,警告照妻子的办法下去,基蒂会重蹈长女多莉的覆辙^[出处]。

冬末至初春（年份未载）

基蒂病倒后,他把这场医生会诊看作滑稽剧^[出处];他对她说,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她早上起来会对自己说:我很健康而且很快乐,又要和父亲一道在清早冒着风霜出去散步了——基蒂听了像罪犯被揭发一样狼狈惊惶,哭着冲出房间^{[2 处]}。他独自到卡尔斯巴德去,留下母女二人在德国小温泉;疗养季快结束时他从卡尔斯巴德经巴敦、启星根回到家人身边,兴致勃勃地请咖啡、分赠买回的小玩意儿,一家人兴高采烈^{[2 处]}。他说破施塔尔夫人加入虔诚派、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又断言她不起床只是因为腿太短、样子长得丑极了^{[2 处]}。

傍晚五点以后

奥布隆斯基家的一次晚宴上,他默默坐着,明亮的小眼睛斜睨着卡列宁,心里想好了一句妙语,把这位如临不愉快义务的政治家比作宴席上供众人共飨的鲟鱼^{[2 处]}。

未明示

深冬奥布隆斯基家宴后,基蒂与列文在牌桌绿毡上玩猜字谜,他走到他们面前打趣“你们在玩猜字谜吗”,说他们真的非走不行了,如果要赶上看戏的话——这一岔正好赶在两人的终身大事说定的当口^{[2 处]}。

冬季的上午九时至正午

次日列文正式登门求婚时,他竭力装得毫不动情,却忍不住打趣“你们解决得好快啊”,列文看见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他对列文说“我早就,而且一直希望这样呢”,话里提起女儿曾经痴心梦想别个男子(“当这轻浮的孩子还在痴想……”),被基蒂笑着用双手捂住嘴^{[3 处]}。他抱着基蒂,吻了她的脸、手,又吻了她的脸,在她身上画了十字;列文看到基蒂长久而温柔地吻着他肌肉丰满的手,对这位以前不很熟识的老人忽然生出一种新的情意^{[2 处]}。

不详

基蒂与列文的婚约说定后,他指着列文说“他才是这事情的主要人物”,由着妻子张罗订婚礼、请帖与嫁妆;两位老人像年轻的情人一样互相拥抱亲吻,一时糊涂得弄不清是他们又恋爱了,还是女儿在恋爱^{[3 处]}。列文同他商量过、得到他的允许,才把记载了苦恼着他的事情的日记交给基蒂^[出处]。

夏季夜晚(年份未明)

幼女基蒂婚后的那个夏天,全家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列文家,他独自留在莫斯科,来信说也许会坐火车来,终于没有来——他说应该让新婚夫妇清清静静地过一阵,妻子和女儿们从黄昏一直盼着他的火车^{[2 处]}。列文越是了解他就越加敬爱他,为他不来而失望^[出处]。

未写明具体时日(全书背景为1870年代)

基蒂临产、列文夫妇住在莫斯科的冬天,他在英国俱乐部替列文登记入会——列文头一次去俱乐部的那天,门房说“公爵昨天替您登记了”;他在餐厅里把手由肩上伸给列文,问他基蒂怎么样^{[2 处]}。

列文与基蒂婚后寓居莫斯科期间的一个夜晚(约在小说第七部)

初冬列文夫妇为基蒂生产住在莫斯科,他带列文到英国俱乐部去,称它为“自由宫”,挽着列文的胳臂走遍各厅,一路与熟人寒暄^[出处]。他指着一个好容易拖着软皮靴蹒跚走过来的瘪嘴驼背的老年会员,讲俱乐部的行话“废蛋”——一个蛋滚得次数多了就变成废蛋,会员一趟趟不断到俱乐部来,最后也成了废蛋,又说他们已经想到临到自己变成废蛋的时候了;又拿打弹子的名人切琴斯基公爵的掌故取乐:那人三年前还神气十足地管别人叫废蛋,门房瓦西里却回答他的问话“你是第三名哩!”^{[3 处]}。

俄土战争期间一个白昼(清晨至黄昏五点)

基蒂分娩的漫长过程中,他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皱紧眉头,又和列文、多莉、医生坐在一处聊午餐、政治和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的疾病,好让女婿暂时从产妇床边解脱出来^{[2 处]}。

1876年前后(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期间)

在列文乡间做客期间,一场关于塞尔维亚志愿兵的午餐桌争论里,他追问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志愿兵在同谁打仗,又说自己旅居国外时看报纸,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一直不明白俄国人为何突然爱起斯拉夫弟兄来、自己却毫无这种感情,一度怀疑自己是个怪物,或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自己身上起了作用;后来发现不止自己一人对斯拉夫弟兄漠不关心,才放下心来^{[3 处]}。他反驳谢尔盖·伊万内奇“人民已表示自己意志”的说法:村里牧师在教堂宣读募捐通告,农民照例叹着气听、每人掏一个戈比献上去,却根本不知道钱是为了什么用^{[2 处]}。

1870年代，俄国援助斯拉夫人志愿军运动期间

夏天在波克罗夫斯科耶,面对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知识界舆论一致、俄国民族精神自发涌现”的论调,他挖苦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蛙鸣;又拿女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刚谋得一个每年八千卢布干薪的闲差取笑,说报刊鼓吹开战无非因为一开战编辑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主张让鼓吹战争的人自己组成先锋队冲在最前头,临阵脱逃就用哥萨克拿着马鞭在后面押队^{[5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