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列尼谢夫

19世纪70年代;距安娜与弗龙斯基离开俄国约三个月

戈列尼谢夫是弗龙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寓居意大利的俄国文人。在校时他属于自由派,以文官资格离开学校,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服务过;两人离校后各走各的路,只见过一面,那一次弗龙斯基发现他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主义活动,因此藐视弗龙斯基的事业和地位,彼此抱着蔑视的冷淡态度^{[2 处]}。

19世纪70年代;距安娜与弗龙斯基离开俄国约三个月

弗龙斯基与安娜同游欧洲时与他在意大利一个小市镇重逢,他已在那里住了两年,正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说得确切一些,还没有写,只在做准备、搜集材料;他自称这本书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触及所有的问题,又断言“在俄国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随即长篇大论、热烈地阐述起来。谈自己深感兴趣的题目时,他露出易怒的兴奋神情,越说眼睛越发光,越急于反驳假想的论敌;在弗龙斯基看来,这不像那个在校时名列前茅、消瘦、活泼、善良而高贵的少年,他不赞成这种激愤,却感到戈列尼谢夫是不幸的,替他难过,在他容易激动而相当漂亮的脸上看出不幸的、几乎是精神错乱的神色^{[3 处]}。

19世纪70年代;距安娜与弗龙斯基离开俄国约三个月

他被弗龙斯基引见给安娜时,被她的美丽、特别是那种安于现状的坦率态度感动;安娜当着他不避讳地把弗龙斯基唤作“阿列克谢”,他又认识卡列宁和弗龙斯基双方,便自认十分了解安娜,觉得理解了连她自己也不能了解的东西——她使她丈夫陷于不幸、抛弃了他和她的儿子、丧失了自己的名誉,怎么还能那样精力饱满、愉快和幸福。他在这对伴侣隐遁的生活里成了他们的密友^{[3 处]}。

未注明

在帕拉佐的一次晨谈中,他对弗龙斯基和安娜评论同镇的俄国画家米哈伊洛夫:承认他有才能,却断定他方向完全不对头,对基督和宗教画抱着“伊万诺夫—斯特劳斯—芮农”式的态度;又说以新派写实主义把基督画成犹太人的题材根本不能成立——要画革命家或圣人大可从历史中选取苏格拉底、富兰克林、夏洛特·郭尔黛,却不能选取基督^{[2 处]}。他把米哈伊洛夫当作当代“野蛮的现代人”的例子大发议论:从前自由思想家由宗教、法律和道德观念培养起来,经过斗争和努力才达到自由思想;如今却出现一种天生的自由思想家,连世界上存在着道德和宗教法则、存在着权威都没有听到过,完全在否定一切中像野蛮人一样长大——米哈伊洛夫就是莫斯科一个宫廷仆役长的儿子,没受过什么教育,成名后靠杂志自学,径直钻到否定主义的书里,只知道“进化、自然淘汰、生存竞争”^[出处]。他又说米哈伊洛夫是卓越的肖像画家,画过瓦西里奇科夫夫人的肖像,只是似乎不愿再画肖像画,生活大概很困难^[出处]。他正谈得滔滔不绝,安娜早就在偷偷地和弗龙斯基交换眼色,终于坚决地打断他,提议去看那画家;他定了定神,欣然同意^{[2 处]}。

未知

他引着弗龙斯基和安娜登门拜访米哈伊洛夫,在画室门口仍起劲地对安娜说着关于这位画家的话,以致两人见到画家本人平常的相貌与拘谨的神态时,反倒更觉得失望^[出处]。

未写明

在画室里,他对彼拉多姿态的评语——“一个善良、很不错的人，却是一个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彻头彻尾的官僚”——正说出画家自己对这人物所确信的看法;他又嫌画中人物“太飘逸”,明露不赞成那幅画的内容和构思,进而指米哈伊洛夫把基督画成“人神”而非“神人”,以伊万诺夫的画为例,坚持艺术不容许争辩和议论、印象的统一是必要的。米哈伊洛夫大为激动,却说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戈列尼谢夫始终不肯让步^{[6 处]}。他也被同一画室里那幅柳荫下两个小孩钓鱼的旧习作从心底迷住了^[出处];归途中三人兴高采烈,尽在回想那幅小孩的画^[出处]。

春夏之交(年份未明)

安娜的画像画成前后,他头一个说出大家共同的思想,认为米哈伊洛夫只是嫉妒弗龙斯基罢了。照他看来,弗龙斯基才能和教养两者兼备,特别是教养,那使他对于艺术有高超的见解;他确信弗龙斯基具有才能,还因为自己需要弗龙斯基对于他的言论思想给予同情和赞赏,觉得赞赏和支持应当是相互的。他又分析:一个有才能的人,看见一个宫廷里的人、一个富家子弟、又是一个伯爵(他们大家对于爵位是深恶痛绝的)竟没有怎样费力,就比把整个生命献给美术的他即使没有超过、却也不相上下,这使他恼怒,尤其是教养——那是他所缺乏的^{[2 处]}。他自己也常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不断用思想还没有成熟、还在构思搜集素材的话来自欺欺人,这种自欺又使他愤怒和苦恼^[出处]。旅居意大利的后期,老是那个样子的戈列尼谢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国旅行家都变得叫人讨厌,促使两人决定返回俄国^[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