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

1870年代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是安娜·卡列尼娜之夫,彼得堡的高官,在政府的部里占着一个最主要的职位^[出处]。他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的妹夫,替妻舅谋得莫斯科那个政府机关的长官位置——该机关正直属其部门;奥布隆斯基即便没有他,靠别的亲故引荐也不难得到类似的位置^{[2 处]}。在上流社会的谈论中,他给人聪明、博学、信宗教的印象——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对他只有这名声和外貌的知识,说这些都不是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卡列宁这个名字还使他模模糊糊想起某个执拗而讨厌的人^{[2 处]};妻舅奥布隆斯基则向人称赞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多少有点保守,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出处]。在基蒂眼里,他那副容貌却是俗气的^[出处]。

1870年代冬季；莫斯科—彼得堡夜车，次日天明抵达

安娜从莫斯科归来,火车在彼得堡一停,他就在月台上迎候,嘴唇挂着他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疲倦的大眼睛瞪着她;他开口说“你的温存的丈夫,还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用的总是他那种讥笑任何认真说这种话的人的声调^{[2 处]}。安娜问起儿子谢廖沙,他答“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又补一句“他很好,很好……”^{[2 处]}。

弗龙斯基彻夜乘车,清晨抵达彼得堡(具体日期、季节原文未明)

出站时他遇见安娜介绍为“弗龙斯基伯爵”的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他先前不满意地望了那人一眼,茫然地回忆着这是谁;他冷淡地说“噢!我想我们认得的”,伸出手,又说“你和母亲同车而去,和儿子同车而归”,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好像每个字都是他赏赐的恩典^{[3 处]}。他用戏谑的口吻对妻子说“在莫斯科离别的时候恐怕流了不少眼泪吧”,又对弗龙斯基说“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随即转向妻子,为的是让弗龙斯基明白他要和妻子单独在一起;弗龙斯基却请求登门拜访,他冷冷答以“欢迎,我们每星期一招待客人”^{[4 处]}。他告诉妻子自己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来接她,好表一表柔情;又转述照看儿子的玛利埃特的话,说谢廖沙很可爱,可并没有像他丈夫那样因她不在而感到寂寞^{[2 处]}。他劝妻子当天去看望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他常把这位驰名社交界的伯爵夫人叫作“茶炊”,因为她老是兴奋地聒噪不休——说她屡次问起安娜,又关心着奥布隆斯基家夫妇和解的事^[出处]。他吩咐车夫孔德拉季给安娜驾马车,说自己要去委员会,再也“不会一个人吃饭了”;临别他不再用讥讽的口吻,说“你不会相信你不在我有多么寂寞啊”,紧紧握了她的手好久,含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2 处]}。

安娜回到彼得堡家中的当天，即莫斯科舞会后的次日

安娜归来的那天,他还在部里办公,家里的事务由安娜一人料理^[出处]。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看来,他是少数懂得小姊妹协会这事业全部意义的人之一^[出处]。安娜想起自己曾告诉丈夫,彼得堡有一个青年——她丈夫的部下——差一点向她求爱,他答说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总难免要遇到这种事,他完全信赖她的老练,决不会让嫉妒来损害她和他自己的尊严^[出处]。

安娜自莫斯科返回彼得堡后的当晚

从莫斯科归来后的头一晚,他四点钟从部里回来,却没有先去看她,而先到书房接见请愿的人们、在秘书拿来的公文上签字;他生活的每分钟都给分配和占满,为按时办完面前的事严格守时,格言是“不匆忙,也不休息”^[出处]。晚餐时(家里总有几个客人)他穿着佩戴两枚勋章的礼服、打着白领带,因为饭后马上要出去;他讥讽地询问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情形,饭后陪客半个钟头就坐车出席会议去了^{[3 处]}。当晚九点半回到家,听安娜讲述莫斯科之行,他严峻地说“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能饶恕的,虽然他是你哥哥”;安娜知道他这样说,只是为了表示对亲属的体恤并不能阻止他发表真实意见,而且很喜欢他这一点^{[2 处]}。他得意地提起自己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引起的喝彩,说“这证明对于这个事情的合理而又坚定的观点终于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了”^{[2 处]}。他把博览群书当作自己的义务,其实真正感兴趣的只有政治、哲学、神学,艺术与他的性情完全不合;可对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和新派诗歌音乐,他却抱着最明确清晰的见解,正读着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2 处]}。正十二点钟他梳洗好,腋下挟着书走到妻子面前,浮着会心的微笑说“是时候了,是时候了”^{[2 处]}。安娜私下给他的评语是“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说这话时仿佛在替他在攻击他的人面前辩护,却又嫌他耳朵奇怪地突出来^[出处]。以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为中心的慈善虔敬集团是他所借以发迹的集团,被其中一个聪明人称作“彼得堡社会的良心”,他十分重视^[出处]。他在社交界的名声也并非一边倒:在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府上的晚会上,座上客评论卡列宁夫妇时,公使夫人引她丈夫的话,说“就是在欧洲也少有像他那样的政治家”;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却直言他“简直是一个傻瓜”,理由是“两人之中总有一个是傻瓜……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傻瓜的”^{[3 处]}。

冬季的夜晚

同在这客厅里,他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来,先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喝茶,用他那从容、一向嘹亮的声调、素常那种嘲弄口吻讥刺着某人,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下,说“你们兰布利埃的人们到齐了”,又补一句“格雷斯和缪斯”^{[3 处]}。贝特西忍受不了他这种讥诮腔调,像精明的女主人一样立即把话头引到普遍征兵问题上;他立刻对这问题发生兴味,开始热诚地为新敕令辩护以防御她的攻击^[出处]。满屋子的人——甚至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和贝特西本人——都朝离群的安娜和弗龙斯基望了好几眼,仿佛这是一桩恼人的事情;只有他一次都没有朝那方向望过,只顾谈得起劲^[出处]。坐了半个钟头,他走到妻子跟前提议一同回家;她不望着他,说要留在这里晚餐,他鞠了躬就退出去了^[出处]。

未注明

同一个晚会上,他看见妻子与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坐在另一张桌旁热烈地谈着,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稀罕和有失体统,但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离奇,因此也觉得有失体统了,决心要和妻子谈一谈这件事^[出处]。当晚回家,他照常进书房读一本关于罗马教的书直到一点钟,却不像平素那样专注,违反就寝的习惯倒背着两手在房里踱来踱去,一夜未眠^[出处]。他并不嫉妒——嫉妒,照他的看法,是对妻子的侮辱,人应当信赖妻子;他一辈子在与生活的反映打交道的官场中工作,每次与现实冲突就逃避现实,此刻感到自己像泰然走过深渊上桥梁的人突然发现桥断了:深渊就是现实本身,桥梁就是他所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生活。妻子有爱上别人的可能,这问题头一次浮上他的心头,他不禁毛骨悚然^{[2 处]}。踱过妻子房间时,他望着她写字台上摆着吸墨纸的孔雀石文件夹和没有写完的信,头一次生动地描绘起她的个人生活、思想和愿望,这念头太可怕,连忙驱除——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在他看来是有害而危险地想入非非^[出处]。他自谓不是那种遇到麻烦没有勇气正视的人,便照官场的习惯把新情况划入正式范畴:妻子的感情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与他不相干;他作为一家之主的义务是明确规定的——指出所觉察到的危险,警告她,甚至行使权力^{[2 处]}。他脑海里形成一篇像政府报告一样明了清晰的教训辞,分四点:第一舆论和体面的重要,第二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必要时暗示儿子可能遭到的不幸,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出处]。他有一种把手指交叉扳得哔剥作响的坏习惯,常以此镇定自己;听见马车驶到前门、妻子的脚步声上了楼梯,他紧压着交叉的手指站在原地等待,对迫在眉睫的谈话既满意又恐惧^{[3 处]}。

夜间（就寝时分），年月未详

当晚的谈话,他原准备好的一套教训辞一句也没有照说。他警告妻子,由于不小心谨慎,她会招致社交界的非议——“今晚你和弗龙斯基伯爵过分热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名字他说得坚决而从容,一面说一面感到话是白费口舌^{[2 处]}。他看出她的灵魂对自己关闭起来,体会到一个人回家发觉门上了锁的心情,又想“也许还可以找到钥匙”^[出处]。他自谓嫉妒是屈辱卑劣的感情,决不会让自己受它支配,但有些礼法违犯了就一定要受惩罚;又把婚姻说成不是凭人、而是凭上帝结合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2 处]}。他说着说着,不自觉地说了和原来准备的完全两样的话——“我爱你”,还说关于这件事最要紧的人是他们的儿子和她自己^{[2 处]}。妻子一味搪塞,他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走进寝室去了;躺在妻子身旁,他嘴唇严厉地紧闭着,眼睛避开她,始终沉默,终于响起安谧平稳的鼾声——最初仿佛被自己的鼾声吓醒停了一下,随即带着一种新的平静的节奏又响起来^{[3 处]}。

未知

从此他和妻子开始了新的生活。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安娜照常出入社交界，到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去得格外频繁，而且到处遇得见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他看见这一切却毫无办法，想要和她开诚布公谈一谈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用一道他不能穿透的、愉悦迷惑的壁垒挡住了。这位在政界那么有力的人物，在这方面却感到束手无策，像一条垂着头的公牛，服服帖帖地等待着他已感到举在头上的利斧。他天天准备和她谈话，指望用亲切、温情和劝说来挽救她，使她醒悟；可每次一开始谈，他就觉得支配着她的那种恶意和虚伪也支配了他，不由自主地用上素常那种用来嘲笑任何认真说这种话的人的语调——用那种语调，要说出他必须对她说的话是不可能的^[出处]。

赛马举行当日(原文未标明年月)

安娜与弗龙斯基的私情成为事实、她又怀了孕之后,她揣测丈夫若得知会怎样答复——料定他会打官腔,用清楚明确的话宣布在宗教、公民和家庭关系上的后果、不能让她走、要采取一切所能及的手段防止丑闻四播,而且会冷静认真地照办;在她眼里“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出处]。

夏季赛马日(年份未明)

从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的晚会那次谈话以后,他就再没有对安娜说起过猜疑和嫉妒,惯常的挖苦取笑口吻正适合他对待妻子的新态度,只是对她稍微冷淡了一点^[出处]。表面的关系仍旧和以前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他比以前更忙了;他把藏着对妻子和儿子的感情与想念的那深处关闭起来,上了锁,加了封印^{[2 处]}。他本来是一位那么细心的父亲,从那年冬末以来却对儿子格外冷淡,看见他就只叫一声“啊哈,年轻人!”^[出处]。他逢人便说自己从没有像今年这样公务繁重,却没有注意到这是自找工作,是让那关闭着的深处不见天日的手段;每逢有人问起他妻子的健康,他就现出傲慢而严厉的脸色^[出处]。他不愿看见,也没有看见社交界许多人已经斜着眼看他的妻子,不愿了解,也没有了解她为什么那样坚决主张住到贝特西住的、又离弗龙斯基联队野营地不远的皇村去^[出处]。可是在他心坎里,虽然自己从没有承认过、关于这个也并没有任何证据甚至猜疑,他却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受了欺骗的丈夫,因此变得非常不幸^[出处]。八年幸福生活中,他多少次望着别人不贞的妻子和受了欺骗的丈夫,暗自问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怕的处境;如今不幸落到自己头上,他不但没有想到要结束,甚至根本不愿意承认,只因为那是太可怕、太不自然了^[出处]。

夏季赛马日(年份未明)

卡列宁家固定的别墅在彼得戈夫;他照例每年春天到外国温泉去休养,七月回来就用增加的精力从事素常的工作,妻子也照例搬到郊外的别墅去避暑,他留在彼得堡^{[2 处]}。这一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拒绝到彼得戈夫来住,一次也没有到安娜家里来,还在与他谈话中暗示安娜同贝特西和弗龙斯基的接近有些不妥;他严厉地制止住她的话,极力表示妻子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从此回避起伯爵夫人来^[出处]。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到别墅去过两次,一次在那里吃饭,一次和几位朋友在那里消磨了一晚上,却一次也没有留宿^[出处]。他定下每星期去看妻子一次的规矩,以装装门面;逢十五日,照他们一向的规定,他要给妻子一笔钱作生活费^[出处]。

夏季赛马日(年份未明)

赛马那天是卡列宁非常忙碌的一天;他原计划吃完中饭就到别墅去看妻子,然后从那里到赛马场去——满朝大臣都会参观赛马,他非到场不可^[出处]。那天早上他读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头天晚上送来的小册子——彼得堡一位游历过中国的有名的旅行家写的,伯爵夫人附信要求他亲自接见那位旅行家;随后是请愿者、报告、接见、任命、免职、赏赐、年金和俸给的分配、通信,他把这些称作日常事务^[出处]。接着是私事:账房报告今年因为旅行多次、用度增加,开支比平常年间大,入不敷出;彼得堡的名医来给他检查,听诊、叩诊、摸肝脏——他不知道,这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见他不及往常健康,特意请求医生来的,她说“请为了我这样做吧”^{[2 处]}。医生发觉他肝脏肿大、营养不良,温泉并没有发生丝毫效果,劝他尽量多运动、尽量减少精神上的紧张,最要紧的是不要有任何忧虑——这在他就像叫他不呼吸一样办不到^[出处]。

夏季赛马日(年份未明)

医生在台阶上碰到卡列宁的秘书斯柳金——两人是大学同学——对他说,假使不把弦拉紧,要拉断它是不容易的;以他对职务的勤勉和忠实而言,他已经被拉紧到极点,又有外来的、不是很轻的负担压在他身上,在拉紧的弦上只要加上一个指头的重量就会弄断^{[2 处]}。随后卡列宁以渊博的学识使那位旅行家惊叹不止,接见了一位到彼得堡来的地方长官,五点钟才赶回家,和秘书一道吃了饭,邀他同车到别墅去,再去看赛马^{[2 处]}。他现在每逢和妻子会面,总是极力寻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时机,虽然自己不曾承认这点^[出处]。

夏季,具体年份与日期未注明

赛马那天他和秘书斯柳金到别墅来看妻子,让安娜措手不及——她原以为是贝特西来得早,一望却见他的黑帽和那对熟悉的耳朵,心里惊恐他会不会在这里过夜^[出处]。他一听贝特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说“我不来拆散你们两搭档”,要和斯柳金一道走路去赛马场,因为医生劝他多多运动,他要“想象自己又在温泉了”^{[2 处]}。妻子快活而迅速、眼睛里闪着奇异光辉地劝他休养、住下来,他只听取她话里的字面意义,毫不在意她的语调^{[2 处]}。儿子谢廖沙由家庭教师领着进来,畏怯地望望他又望望母亲;假使他让自己观察,一定会注意到儿子的神情,但他什么也不愿看,叫了孩子一声“年轻人”——谢廖沙本来就畏惧他,自从他叫自己做年轻人、又起了弗龙斯基是朋友还是敌人的疑问后,就躲避起父亲来了^{[3 处]}。他一面扶住儿子的肩膀一面和家庭教师说话,谢廖沙难受得眼泪盈盈,妻子连忙站起来把他的手从儿子肩上拉开,吻了吻孩子领他到阳台上去^{[2 处]}。他这次来是给妻子送生活费的——“夜莺们不能靠童话充饥”;妻子没有望着他,脸红到发根,说看完赛马他会到这里来吧,他答“啊,好的!”,眺望窗外一辆驶近的配着全套皮辔头的雅致英国马车,说“彼得戈夫的红人,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到了”,便出发了^{[3 处]}。临走时妻子把手伸给他,说“你来了真是太好了”,他吻了吻她的手^{[2 处]}。

不详

赛马那天他按计划到赛马场时,安娜已经坐在亭子里贝特西旁边,所有上流社会的人齐集在亭中。他老远就被妻子看见;安娜注视他在人群中走动的姿影,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谄媚的鞠躬,时而和同辈们交换亲切而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待着权贵的青睐——在她看来他是“只贪图功名,只想升官”的人,高尚理想、文化爱好、宗教热忱不过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出处]。他先与一位自己尊敬的、以才智和教养闻名的侍从武官攀谈,替赛马辩护,说士官赛马的危险是赛马必不可少的因素、专门的运动是文明的表征^{[3 处]};又向一位高大的将军谦卑地鞠躬,将军问他为何不参加赛马,他恭敬地回答“我参加的竞赛可更难呢”^{[2 处]}。

不详

他这天话特别多,正是内心烦恼和不安的表现——就像一个受了伤的小孩跳蹦着、活动全身筋肉来减轻痛苦一样,他需要精神上的活动来不想妻子的事情;一看到她、看到弗龙斯基和经常听到人提起他的名字,就不能不想起这些事^[出处]。赛马开始后,他对赛马不感兴趣,只用疲倦的眼睛心不在焉地打量观众,眼光停在安娜身上:她脸色苍白而严峻,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屏住呼吸。他极力不看她,目光却不自觉地被吸引过去,终于怀着恐怖,在她脸上看出他不愿意知道的神色^{[3 处]}。库佐夫列夫第一个堕马、又有一个士官跌下受了重伤,他却从安娜苍白的、得意的脸上看出,她所注视的人并不是跌下马的那一个,连周围人在谈什么她都几乎不懂;安娜回头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着眉,又回过头去,就再也没有望过他^{[3 处]}。

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期间（1855–1881）的一个夏季赛马日；具体年份本章未载明

赛马场上弗龙斯基堕马,安娜当众失态,他走到妻子面前三次殷勤地伸臂相邀,头两次被她厌恶地避开;贝特西以“我邀安娜来的,我答应了送她回去”相阻,他客气而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回绝,坚持带安娜回家^{[4 处]}。马车里他压下对妻子实际处境的考虑,只看见外表的征候,责备她举动有失检点;他内心最盼望她像以前一样嘲笑地说他的猜疑毫无根据,她却从容承认——“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3 处]}。他面孔露出死人一般庄严呆板的神色,只要求她严格遵守外表的体面,直到他采取适当措施保全自己的名誉并通知她为止;他在仆人面前照常紧紧握了握她的手,便驶回彼得堡^{[3 处]}。

赛马结束当晚,归家途中至到家

除了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有一种与性格倾向正相反的弱点:他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一见到眼泪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否则他会冒起火来不听她们的;在这种场合,眼泪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出处]

赛马结束当晚,归家途中至到家

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与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他心中虽然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激动;他意识到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不适宜,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那种死人般僵冷奇怪表情的由来,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到家时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惯常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别,说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他明天会把他的决定告知她^{[2 处]}。

赛马结束当晚,归家途中至到家

独自在马车里,他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猜疑和嫉妒的痛苦,既惊异又欢喜——他体验到像一个人拔掉了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那败坏了他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他暗自把妻子判为“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回想过往生活的详细情景,那些他以前从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情景,如今却明白地表现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他认定把自己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错误,但过错不在他,而在她——在他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她和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都不再关心,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变了;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抖落由于她的堕落溅在自己身上的污泥,继续他活跃、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为此找出最好的、最体面的、于自己最有利因而也最正当的方法^{[4 处]}。

赛马结束当晚,归家途中至到家

他先想到决斗。决斗是他年轻时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自己十分明白这一点——他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他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聊以自慰,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和人决斗。他论证:即使他打死了弗龙斯基,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妻子;更可能的是他被打死或打伤,一个无辜的人成为牺牲者;挑战出于他这一方也不算正直,朋友们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结果只会显得他以此沽名钓誉——决斗是毫无道理的^{[2 处]}。

赛马结束当晚,归家途中至到家

他于是转到离婚的念头上,却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的所有离婚例子里找不出一个目的和他所持的相同:在那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成不正当的非法婚姻;在他自己,要获得合法的离婚不可能——复杂的生活环境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出来,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离婚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绝好的机会来诽谤攻击他;离婚或分居还会使妻子与丈夫断绝关系、和情人结合,他不愿意看见她犯了罪反而有利。他大声对自己说“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3 处]}。

赛马结束当晚,归家途中至到家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嫉妒心情,一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除,就被另一种愿望代替: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内心深处却渴望她因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他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去惩罚她。他打算告诉她: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他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维持现状更坏;在她遵守他的意愿、断绝和她情人一切关系的严格条件之下,他答应维持现状。他给自己寻来的理由是宗教:只有这么办,他才是依照宗教行事,没有抛弃犯罪的妻子,却给了她悔悟的机会——虽然他明白自己对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他想到自己总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宗教认可他的决定就使他完全心满意足,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设想“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对自己说“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出处]。

夏末(避暑季节将终)

赛马场谈话之后,他已完全坚持自己的决定——不离婚,信也早已打好腹稿。回到彼得堡,他在门房吩咐“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命人把部里来的公文信件拿到书房,坐下来动笔写信^{[3 处]}。信用法语写成,对妻子称“您”而不加称呼,因为“您”这个字眼在法语里不像在俄语中那样含着冷淡的意味^[出处]。他写道:不管她的行为如何,他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二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他们的生活应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他、对于她、对于他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他深信她正在悔悟,倘若不然,她可以推测她和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他请求她尽速回到彼得堡,至迟不超过礼拜二,并说为她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出处]。信末签上“阿·卡列宁”,又添一句附言“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2 处]}。他把信读了一遍,很满意,尤其满意没有忘记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这是为她的归来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按平,连同钱放进信封,吩咐信差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2 处]}。

夏末(避暑季节将终)

送走信差后,他在书房里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瞥了一眼悬挂在扶手椅上方、嵌在金框里的椭圆形安娜画像——出自名画家之手的深不可测的双眸嘲弄而傲慢地凝视着他,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都使他感到难堪的傲慢与挑衅^[出处]。他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扭过脸去,在扶手椅上坐下,翻开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却再也唤不回从前那种强烈的兴味^[出处]。

夏末(避暑季节将终)

他的心思不在书上,而在官场中最近发生的一场纠纷上,且自觉比先前更透彻地看清了它,想出一个可以弄清全部事件、提高地位、打败对手的主意。纠纷的由来是: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由他的前任的前任创办,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金钱而毫无收益,完全借惯性自动进行——他接任后早察觉其中的铺张浪费,只因地位不巩固、又怕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而没有动手^[出处]。如今敌对的部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提出调查此事,他决定勇敢应战,要求任命特别委员会审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又反过来要求任命另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并写下四点计划:组织现场调查委员会;另设委员会从政治、行政、经济、人种学、物质、宗教各方面研究少数民族状况;要求敌对部报告十年来采取过的措施;质问其行动为何与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相抵触^[出处]。他越写越兴奋,面孔泛着红晕,写满一张纸后,又给部里的秘书长写个字条,要他搜集必要的参考材料;他在房里来回踱着,又瞥了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随即恢复了读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的兴趣,到十一点才上床,而躺在床上想起妻子的事情时,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它了^[出处]。

星期一至次日星期二（具体年月未明）

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例会上,他在报告结束时用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宣告,关于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他有几点意见要申述,大家的注意力都移到他身上;他照例不望政敌,只选中对面一个安静而身材矮小的老人作视线的对象,开始陈述。讲到基本组织法时,他的反对者跳起来抗议,同样被触怒了的斯特列莫夫也辩解起来,会议简直变成狂风暴雨,他却胜利了:他的提议被接受,任命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就成为彼得堡某些社交团体的话题,成功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出处]。第二天早晨他怀着愉快的心情想起昨天的胜利,部里的秘书长为奉承他、把他听到的委员会上的传闻告诉他时,他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出处]。

星期一至次日星期二（具体年月未明）

他指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礼拜二回来,却和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完全忘了这件事,仆人报告她已到时,他感到吃惊,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出处]。安娜一大早就到了,他却没有出来迎接;她差人通报、借口吩咐事在餐室大声说话,他始终没有出来^[出处]。她走进书房时,他穿着制服正要出门,坐在小桌旁把胳臂肘搁在桌上,忧郁地凝视着前方,考虑她的事;一看见她,他本来想站起来,又改变了主意,随即脸突然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没看到过的事——而后他迅速地站起来走去迎接她,握住她的手请她坐下。他显然想说什么话,却口吃起来,好几次想说又停住;问了声“谢廖沙好吗”,没有等待回答,又说今天不在家吃饭、立刻就要出去^{[3 处]}。

星期一至次日星期二（具体年月未明）

安娜向他宣告自己是“一个有罪的女人、一个坏女人”,还和以前一样,和告诉他的时候一样,不能有什么改变^[出处]。他在愤怒的影响之下完全恢复了镇静,用尖细刺耳的声调回答:他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事,社会不知道、他的名字没有遭到污辱的时候,他可以对此不闻不问;因此他只是警告她,他们的关系还要和以前一样,要是她损害自己的名誉,他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自己的名誉^[出处]。她说关系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他发出冷酷的恶意的笑声,说想必她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她的思想——“我尊敬您的过去,轻蔑您的现在”;又怪她以她那样的独立精神,竟然向丈夫直言不讳地宣告自己的不贞,还不觉得这有什么该受谴责的地方^{[3 处]}。他提出的全部要求是:不要在家里见到那个人,她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和仆人们责难她,不要去看他——他自认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这样她“没有尽为妻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说完他站起来向门边走去,默默地点着头让安娜先走^{[2 处]}。

仲冬(年份文中未注明)

此后的日子,卡列宁夫妇仍旧住在一幢房子里,每天见面,但是彼此完全成为陌生人。为了使仆人们没有妄加揣测的余地,卡列宁定下规矩每天和妻子见面,却避免在家里吃饭^[出处]。他指望这种热情会像一切事情一样消失,大家都会忘记这事,而他的名声仍旧不会遭到损害^[出处]。

冬季(叙事当年,年份未明)的一个夜晚,约晚上八点半至九点

他照常忙于公务,这晚七点出门去出席会议,十点以后才回来。将近九点,他离家时在门口与弗龙斯基几乎撞个满怀:他在煤气灯光下脸色苍白塌陷,凝滞的迟钝眼睛紧盯着弗龙斯基的脸,咬着嘴唇在帽边举了举手,头也不回地坐上马车,从车窗口接了毛毯和望远镜就消逝了^{[2 处]}。

不明

与弗龙斯基在门口相遇的当晚,他仍照预定去看意大利歌剧,直待到演完两幕,回家向衣架仔细打量了一下,见没有挂着军人外套,便照常走进自己的房间,却一反平常习惯没有去睡,在书房里走到早晨三点^[出处]。他对妻子不顾体面、违反他要求她的唯一条件——不在自己家里接待情人——所怀的愤怒使他不能安静;她既然不履行他的要求,他就不能不处罚她,实行威胁:提出离婚,把儿子夺走^[出处]。他知道这个步骤将引起的一切困难,却认定说了要这样做就不能不实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曾暗示过他这是摆脱处境的最好出路,而且最近办理离婚的事情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使他看到有可能克服形式上的困难^[出处]。祸不单行,少数民族问题和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问题给他添了许多公务上的麻烦,使他近来老是烦躁不安^[出处]。

不明

他整夜没有睡着,愤怒以巨大的等差级数递增,到早晨达到顶点;他连忙穿起衣服,好像端着一只注满愤怒的茶杯,生怕溢出一点来,唯恐随着愤怒的消失而失去同妻子谈判所必需的精力,一听她起来就立刻走进她的房间^[出处]。这一次他的步伐、举动、声音里都有一种妻子从没见过的坚定果决:不打招呼,径直走到她的写字台前,拿了钥匙打开抽屉,索要“您情人的信”;见她关上抽屉,他看出自己猜中,粗暴地推开她的手,抓住放重要文件的文件夹挟在腋下,命令她坐下^{[4 处]}。他责她不遵守他唯一的条件,说对正直的男子和正直的女人才谈得上侮辱,对贼说他是贼不过是陈述事实;她骂这比残酷还坏、是卑鄙,他用比平常提得更高的尖厉声音叫“不!”,用巨大的手指凶猛地抓住她的手腕,以致被紧压的手镯留下紫痕,斥她“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时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做卑鄙”^{[3 处]}。

不明

他要让她知道,她既然不遵守他的愿望、不顾体面,他就要采取适当手段来了结这种局面^[出处]。他说得飞快,结结巴巴,简直发不清“痛苦”这个字眼的音,说成了“疼苦”;她几乎想笑,随即想到在这样的时候还有什么事能使她发笑,立刻感到羞愧,一刹那间第一次同情起他来,替他设身处地想了一想,为他难过,可随即又否定这念头,想着他那呆滞无神的眼神和悠然自得的神情,断定这样的人感觉不到什么^{[2 处]}。他宣告自己明天到莫斯科去,再不回到这幢房子,她会从受托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那里听到他的决定,儿子要迁到他姐姐家去;妻子哀求把谢廖沙留下,说“您并不爱他……把谢廖沙留给我吧”,又说自己快要生产了,他答他连对儿子的爱也失去了,因为对她的厌恶连累了他,却仍要把他带走——他脸红筋胀,甩开她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出了房间^{[6 处]}。

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约1870年代）

次日他来到彼得堡名律师的接待室。他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却因某些高级的职务关系,不完全同意把这一原则的细则应用于俄国,还以对任何钦定的东西所能反对的程度来批评它;他一生都在官场活动中度过,对什么不满时,不满总因认清错误在所难免、一切都可以纠正而缓和下来。在新的审判制度中他不赞成律师所处的地位,以前与律师从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份不满只是理论上的;如今却因在律师接待室得到的不愉快印象而加深了^[出处]。

1864年司法改革之后（约1870年代）

一经决定,他就毫无畏怯,也毫不踌躇,用他那严厉的声调、特别加重某些字眼,向律师声明自己是不幸的受欺骗的丈夫,要依据法律离婚,但要使儿子不归他母亲^{[2 处]}。他要求知道实际办理这件事的形式,却因宗教上的顾虑,拒绝“双方承认通奸”这一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只肯走“由我获得的几封信证实的偶然的罪证”一条路^{[3 处]}。听律师说明法律罪证必须直接、须有人证,信只能作部分证明,又听律师说“要得到结果,就要不择手段”,他脸色发白^{[2 处]}。他起身扶住桌子立了片刻,说从律师的话里得出离婚是办得到的结论,要求知道对方的条件,约定一周之内把自己的决定通知律师^{[2 处]}。

八月十七日(委员会)后约三个月,至当年冬季

八月十七日的委员会上他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胜利的结果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力。由他鼓动而迅速组织起来、派往当地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新委员会,三个月后呈上报告:对一切问题的回答都以省长、僧正直至县长、监督司祭、村正、牧师逐级提供的官方材料为依据,不容有丝毫怀疑,而且对他的意见非常有利。在前次会议上受了屈辱的斯特列莫夫却运用起他预料不到的策略——带了几个同僚转到卡列宁一边,不但拥护他的法案,还提出同一性质而更趋于极端的法案;这些与原意相反的法案被接受后立刻显出荒谬,政府当局、舆论、聪明的妇女和报纸于是异口同声攻击公认的创始者卡列宁,斯特列莫夫自己却退在一旁,装成只是盲从了他、如今不胜惊讶痛心的样子^[出处]。

八月十七日(委员会)后约三个月,至当年冬季

委员会发生分裂:斯特列莫夫一伙以不该相信由他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来替自己开脱,把那报告说成形同废纸;他与看出彻底否定公文之危险性的人一道坚持原报告。上流社会乃至一般社会一片混乱,没有人知道少数民族究竟是陷于贫穷和灭亡,还是处于繁荣;再加上妻子不贞使他遭人轻蔑,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便采取一项重要决定——请求准许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事件,委员会大为震惊,得到许可后就动身到辽远的省份去^[出处]。

八月十七日(委员会)后约三个月,至当年冬季

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了支付给他的十二匹驿马费,引起满城风雨: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说这很高尚——“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处有铁路的时候,为什么要付驿马费呢”,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却不以为然,说自己正要用丈夫那笔车马费买一辆马车、雇一个马车夫^{[3 处]}。

八月十七日(委员会)后约三个月,至当年冬季

赴远省途中他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在去拜访总督的路上被红光满面、快活年轻的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在街角叫住——奥布隆斯基带着妻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和孩子们坐在马车里,他却不愿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见这位内兄,脱了脱帽就想驶过,还是被拦住^{[3 处]}。多莉问他为什么躲避他们、又问安娜可好,他答“我实在忙得很”“她很好”,冷淡敷衍;奥布隆斯基却约他明日来家吃饭,说要请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和佩斯措夫作陪,好让他领教一下莫斯科知识分子的风趣^{[3 处]}。上车后他坐到尽里头,使自己既看不见人也不被人看见,奥布隆斯基在背后称他“怪物”^{[2 处]}。

当日具体年月未明;情节自上午延至下午四时以后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他整个早晨在室内办两件事:一是接见按他的建议召来、正要去彼得堡的少数民族代表团——代表们老老实实相信自己的职务是向委员会陈述要求和实际状况、请求政府援助,完全没有认识到某些陈述反而支持了反对党,他替他们拟了一个不得违背的提纲,又写信到彼得堡托人指导他们;在这件事上他最有力的赞助者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她是代表团事务的专家,再没有谁比她更能指导那些代表、给他们指示正当的途径了。二是写信给彼得堡名律师,毫不踌躇地允许他酌情处理,把抢到的放在文件夹内的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给安娜的三封信附在信里^[出处]。自从抱定不再回家的主意、把这实际生活中的事转化成一纸公文以后,他越来越习惯于自己的意图,清楚地看出实现它的可能性^[出处]。

当日具体年月未明;情节自上午延至下午四时以后

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登门,他原想对开始提起离婚诉讼的妻子的哥哥立刻采取冷酷态度,却没有料到对方心中洋溢着深情厚谊;他说出正开始对安娜提起离婚诉讼之后,奥布隆斯基颓然坐下,连称“我不能够相信这话”,求他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先去看望妻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谈一谈。他答说自己的看法与内兄不同、还是不要谈这个,又说没有登门正是因为觉得关系应当改变;经内兄以亲戚情分和友情再三恳求,他终于答应来访^{[9 处]}。为改变话题,他问起内兄的新部长——一个突然擢升到很高地位、年纪还不十分老的安尼奇金伯爵;他原先就不喜欢他、总是和他意见不一致,如今以一个官场失意的人对加官晋级者所感到的憎恶心情,对他简直不能忍受了^{[2 处]}。

未知

他在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家的宴席上,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们论起教育:他懒洋洋、从容不迫地主张只有高度发展的民族才能影响别的民族、真正受过教育的民族才有感化力^{[2 处]};为古典教育辩护,认为研究语言形式的过程本身对智力发展有特别良好的功效,古典派学者的影响道德最高,而成为现代祸患的那些虚伪有害的学说,倒都和自然科学研究有关^[出处]。论到妇女教育,他说妇女教育往往和妇女解放问题混淆起来,被认作有害的缘由正在于此^[出处]又同意问题只在妇女适不适宜担负那种种义务^[出处]。

傍晚五点以后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他依约到妻舅家赴宴:遵照和贵妇们共宴时的彼得堡习惯穿起夜礼服、系着白领带,莅临集会好像是在履行一桩不愉快的义务,正是他在奥布隆斯基进来之前制造了使所有客人冻僵了的那股冷气的祸首^[出处]。妻舅把他与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拉在一起讨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他主张这只有通过俄国政府所应采取的重大措施才能够完成^{[2 处]}。席间他认出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两人曾在火车车厢里一道度过三个钟头,列文穿着旧羊皮外套上车时他几乎想赶他走,后来却替他说话^{[2 处]};说起打猎他概念模糊,以一句“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太没有规定了”应酬过去^{[2 处]}。这顿宴席上他起初制造冷气,到末后却变得活跃了^[出处]。散席后女士们离桌,佩斯措夫向在场的人申述夫妻间的不平等在于妻子不贞和丈夫不贞在法律上和舆论上所受的处罚不平等;他拒绝妻舅敬的雪茄(“不,我不抽烟”),却好像故意要显出并不怕这话题似的,带着冷冷的微笑转向佩斯措夫^[出处]。图罗夫岑趁着酒兴,出其不意地告诉他,瓦夏·普利亚奇尼科夫今天在特维尔和克维茨基决斗、把对方打死了;他怀着好奇心问决斗的原因——为了妻子,听罢只漠不关心地“噢”了一声,扬起眉毛走进客厅^{[4 处]}。

未说明

多莉在客厅穿堂迎住他,说有话说;他说明天就要动身,正是来告别的。多莉坚信安娜清白,问起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答以妻子无视责任、欺骗了丈夫——当妻子亲口告诉他,她八年来的生活和儿子“这一切都是错误”,就很难弄错了;他并向多莉吐露真言:自己怀疑一切,甚至憎恨儿子,有时候简直不相信他是自己的儿子了。多莉问他是否当真决定离婚,他答已采取最后的手段,因为人不能不摆脱屈辱的境地、“不能过三角关系的生活”。多莉求他看在基督份上替安娜想想,又拿自己饶恕变心的丈夫的事劝他,他答自己早已给过妻子悔过自新的机会、竭力想挽救她,她却连顾全体面这点最微不足道的要求都不肯遵守;他不肯饶恕,说为这女人自己已尽了一切力量,她却把一切践踏在污泥里,他从心底里憎恨她。多莉低声说“爱那些憎恨您的人”,他冷笑:爱那些憎恨您的人,却不能爱您所憎恨的人,随即告辞走了^{[6 处]}。

不详

在莫斯科妻舅家的宴席上,多莉谈到的饶恕只唤起他恼怒的心情——基督教的训诫是否适用于他的情况,在他看来是一个早已否定了的、不可以轻易谈论的问题;深印在他心上的是图罗夫岑那句“他的行为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他感到宴间众人显然都有同感^[出处]。回到旅馆房间,他决意不再想已成定局的事,只盘算眼前的旅行与调查工作,却接连收到两封电报:第一封通知斯特列莫夫已被任命担任他所渴望的位置,他痛心地说“上帝要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认定那个“油嘴滑舌的吹牛大家”比谁都不胜任这个职务;第二封是妻子安娜用蓝铅笔打来的——“我快死了;我求你,我恳求你回来。得到你的饶恕,我死也瞑目。”他开头认定这无疑是诡计和欺骗,细读之下“我快要死了”的字句的明明白白的意义打动了他,自问万一她真在临死时诚心忏悔,自己却把电报当作诡计拒绝回去,岂不是既残酷又愚蠢,便吩咐备车,决定回彼得堡去看妻子^{[5 处]}。

不详

在彼得堡的朝雾中他驰过空寂的涅瓦大街,不敢想那等待着他的事,因为一想象到将要发生的事,就驱不掉“她的死会立刻解决他的困难处境”的念头^[出处]。到家方知她昨天平安生产、却病势沉重——医生会诊断定是产褥热,百分之九十九没有救;他这才清楚地领会到自己曾多么强烈地渴望她死掉^{[3 处]}。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掩脸坐在寝室里哭泣,见他进来窘迫地说“她快要死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我听凭您的处置”;发热谵语中的安娜却快活而清晰地唤着他的名字,说他是个好人、是圣人,忏悔自己心中有另一个女人、爱上了那个男子,只求他饶恕^{[3 处]}。他一向不肯承认的、那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心情充溢了他的心,像小孩一样呜咽着跪在她床前,当着安娜的面把弗龙斯基饶恕了^{[2 处]}。第三天医生宣布有希望,他关上门对弗龙斯基表明态度:他曾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也曾在接到电报时抱着报复与“渴望她死去”的心情赶回;但一看见她就饶恕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义务”,他完全饶恕,绝不抛弃她,也不说一句责备的话,宁可“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只求上帝不要夺去这种饶恕的幸福,随即请求弗龙斯基暂且走开^{[2 处]}。

不详

安娜分娩时病危,在床前把她丈夫召来;他跪在床边地上,在悲哀中显得宽大,饶恕了她与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还把手从弗龙斯基惭愧的脸上拉开。这一幕在弗龙斯基心中把他整个形象翻转过来:他不再是弗龙斯基幸福道路上那个可怜而又有几分可笑的障碍物,而是被抬到令人膜拜的高峰,显得并不阴险、并不虚伪、并不可笑,倒是善良、正直而伟大;正因这宽大,弗龙斯基感到自己卑劣而不正直,被剥夺了以决斗或死亡涤净屈辱的可能^{[2 处]}。

二月末（安娜产后病愈后约两个月）

安娜病愈后,他渐渐看清自己当时犯的错误:他忽视了妻子的悔悟也许是真诚的、他也许会饶恕她而她也许不会死的可能性——这错误从他动身去莫斯科办离婚、又被电报召回算起,过了两个月就完完全全地显示出来了,而他直到与濒死的妻子会见的那一天都不了解自己的心^[出处]。在妻子病床前他生平第一次屈从于怜悯之情,后悔曾渴望她死去,最要紧的是尝到饶恕的快乐,获得从未体验过的精神平静;他饶恕了妻子,也为弗龙斯基的绝望行动可怜他,比以前更爱惜儿子,而对新生的、不是他孩子的小女孩怀着一种十分特别的慈爱,每天到育儿室去好几次,常常默坐半个钟头凝视睡着的婴孩^[出处]。但随着时光流逝,他渐渐看出这种处境不允许长此下去:除了控制住他心灵的善良精神力量以外,还有左右他生活的另一种同样强大、甚至更强大的野蛮力量,而它不给予他所渴望的那种谦卑的平静——人们带着疑问惊异的神情望着他,不理解他,对他期待着什么;他尤其感到自己与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出处]。死亡临近在她心中引起的柔和心情消失以后,安娜开始害怕他,和他在一起感到不安,不能正视他,好像很想对他说什么又打不定主意,又好像预感到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对他期待着什么^[出处]。

二月末（安娜产后病愈后约两个月）

二月末尾,新生的女儿也名叫安娜的小女孩忽然病了。他早晨到育儿室吩咐去请医生后到部里去,回家时在门厅得知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来访;在这整个困难的时期,他注意到社交界相识的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他和他妻子表现得特别关心,煞费苦心地掩饰着幸灾乐祸的喜悦——他在律师的眼里和刚才这个男仆的眼里都觉察出那种喜悦,大家都好像喜气洋洋,像刚刚举行过婚礼一样^{[3 处]}。育儿室里婴儿哭个不停,接替法国女教师的英国女教师和保姆都说恐怕是奶妈没有奶,他吩咐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奶妈对乳量被怀疑一事轻蔑地微微一笑,他在这微笑里也看到对他处境的嘲笑^{[3 处]}。他恼怒妻子不关心这可爱的婴儿,勉强走进卧室,无意中听见安娜对贝特西说自己不能接待要动身去塔什干前来告别的弗龙斯基;安娜见他进来,当着他的面说任何事都不愿也不能够隐瞒他^{[2 处]}。他觉得本来可以容易而明快地解决的事情,却不能当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面讨论——在她身上他看见左右他在世人眼中生活的、妨碍他献身于爱与饶恕的情感的那种野蛮力量的化身^[出处]。贝特西临别劝他接待弗龙斯基,说那人是个很体面的人、快要到塔什干去了;他答以妻子能不能接见任何人要由她自己决定,话一出口就知道自己在这种处境下不可能有什么威严——他照例带着威严神情扬起的眉毛,在贝特西望着他时那压制的、恶意讽刺的微笑里败露了^{[3 处]}。

未知

送走贝特西后他回到妻子房里,用俄语重复在贝特西面前说过的话,感谢她的信赖,俄语的“你”字眼使安娜怒不可遏;他说既然弗龙斯基伯爵要走了,就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又说“这个问题我让你来决定”,安娜急急替他把“看到我的愿望和您的一致”说完^{[3 处]}。他责备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干预最难办的家务事,安娜连忙替她辩护^{[2 处]}。他吩咐请医生——新生的女儿总哭,奶妈的奶不够;安娜怨他不许自己喂奶,呜咽着说“我为什么不死掉”,求他走开,他离开时断然自语“不,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5 处]}。

未知

独处时他看清自己处境的全部:世人的眼光、妻子的憎恨,以及一种神秘的粗暴力量——那力量违反他的精神倾向去左右他的生活,要求他改变对妻子的态度;他感到整个上流社会和他妻子都对他期望着什么,却说不出究竟期望什么。为了安娜本人,他本认为最好同弗龙斯基断绝关系;可若大家都觉得这不可能,他甚至愿意容许这种关系恢复,只要孩子们不受到羞辱、他不失掉他们、处境不变——纵然很坏,总比完全破裂好。他预先就知道大家都会反对他,不许他做那在他看来自然而正确的事,却要强迫他去做那错误的、在他们看来却正当的事,对此他感到无能为力^[出处]。

未明

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登门时,他正背着手在书房里踱步,想着奥布隆斯基刚同安娜谈过的同一件事——离婚^[出处]。他把一封写给安娜的未写完的信递给内兄:信里说自己深知她看见他就厌恶,她在病中时他已诚心下了决心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如今只求她自己告诉他,什么才能给她真正的幸福和内心的平静,“我完全听从您的意志,信赖您的正义的感情”^{[2 处]}。奥布隆斯基读过信,力劝这处境非了结不可,只有离婚、双方都自由,才能确立相互间的新关系^[出处]。他内心认定离婚完全办不到:自尊心和尊重宗教的信念不允许他以虚构的通奸罪控告人,尤其不允许他使饶恕了的、所爱的妻子被告发、受羞辱、遭痛苦;儿子谢廖沙——交给她,离了婚的母亲会有不合法的家庭,孩子作为继子的地位和教育不会好,留在自己身边又成了一种他不愿意要的报复^{[2 处]}。而最使他觉得不可能的是,离婚会把安娜毁了:她若离婚便要与弗龙斯基结合,依教会的规则,丈夫还活着时这样的妻子不能结婚,那种结合是非法的犯罪,“不到一两年他就会抛弃她或是她又会和别的男子结合”,他便会成为使她毁灭的罪魁祸首^[出处]。他感到奥布隆斯基的话正是那种左右他的生活、他不能不服从的强大的野蛮力量的表现;想到由丈夫一方承担全部责任的离婚诉讼的细节,他羞愧得用两手掩脸,心里闪过“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终于说“我愿意蒙受耻辱,我连我的儿子也愿意放弃……可是由你办去吧”,转过身去在窗旁的椅子上坐下,悲痛与羞耻之中又为自己谦卑的崇高精神感到喜悦和感动^{[4 处]}。

未注明

一个月以后,彼得堡的家里只剩下他和儿子谢廖沙两个人——安娜没有离婚,并且坚决拒绝了这么做,就同弗龙斯基出国去了^[出处]。

安娜离开卡列宁家后的头两天

从与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和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的谈话中,他明白了所期望于他的就是让妻子安宁、不去搅扰她,便什么事都无条件地同意,完全听从那些十分高兴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话;直到安娜离开家、英国家庭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和他一道吃饭还是分开,他才第一次明确看到自己的处境,惊恐莫名^[出处]。这种处境最痛苦的地方,是他怎样也不能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协调起来:最近他对生病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的饶恕、感情和爱,如今好像作为那一切的报酬,换得他孤单单一个人,受尽屈辱,遭人嘲笑,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出处]。

安娜离开卡列宁家后的头两天

妻子走后的头两天,他照常接见请愿人和秘书长、出席委员会会议、去餐厅吃饭,拼命保持着镇静甚至淡漠;到第二天,科尔涅伊把安娜忘记付清的一家时装店的账单交给他、报告说店员在外面等候,他把店员叫进来,却几次想要说话都突然中止,由科尔涅伊领会地打发了店员。只剩下一个人时,他感到再也不能保持坚定沉着,吩咐卸下等候着的马车,不接见任何人,也不吃饭了^{[2 处]}。他感到自己逃脱不掉人们的憎恶,那憎恶不是由于他坏,而是由于他那可耻、讨厌的不幸引起的——他感到人们会毁灭他,如同狗咬死一只痛得直吠叫的狗,而摆脱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伤痕藏起不让他们看见;他的绝望又因意识到自己在悲痛中完全孤独而加深:无论在彼得堡还是任何地方,他都找不出一个把他当作痛苦的人、而不是当作高官显宦或社会人物来同情的人^{[2 处]}。

安娜离开卡列宁家后的头两天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小就是孤儿:他和兄弟记不得父亲,母亲在他十岁时去世,家产很少,靠叔父卡列宁——一员政府大官、先帝的宠臣——抚养长大^[出处]。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学和大学,靠叔父的提挈在官场中崭露头角,从此完全委身于政治野心,从来没有和什么人深交过;哥哥是他最亲近的人,却终年在国外,在他结婚后不久就死于国外^[出处]。他做省长时,安娜的姑母、一个当地的富裕贵妇把侄女介绍给他,又通过熟人示意他既已影响了姑娘的名誉,就应当求婚;他求了婚,把全部感情倾注在未婚妻和以后的妻子身上^[出处]。对安娜的迷恋在他心中排除了和别人相好的任何需要,如今他交游很广,却没有任何友谊;在彼得堡,最亲密最谈得来的只有秘书长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斯柳金和医生——他本来准备对斯柳金说“您听到了我的不幸吗”,话到嘴边却只照常说“那么替我把这办好吧”就把他打发走了,与医生之间则老早有一种“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的默契^{[4 处]}。关于他的女友,其中首先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他完全没有想到;一切女人,单单是作为女人,对他都是可怕和讨厌的^[出处]。

不详

安娜同弗龙斯基出国后,他陷入孤独绝望;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刻,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未经通报走进他的书房。他对她说“我垮了,我毁了,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又说自己的处境使他不由得在别人面前感到羞愧;他抱怨整天得处理因新的孤独境遇而来的琐碎家务——仆人、家庭女教师、账目——这些小小的磨难使他心力交瘁,连吃饭时也受不了儿子望着他的眼光。他把家务托付给她,她便去告诉谢廖沙:他父亲是圣人,母亲已经死了^{[6 处]}。

不详

伯爵夫人主持他的家务,吩咐的事却一件也行不通,全靠仆人科尔涅伊变通办理,后者无形中管理起卡列宁的全部家务,在替主人换衣服时悄悄报告需要他知道的一切;伯爵夫人的帮助真正的作用在于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并差不多使他完全皈依了最近在彼得堡逐渐风行的基督教义新诠释——他从冷淡、疏懒的信徒变成热心而坚决的拥护者。他本是一个仅仅在政治方面对宗教感兴趣的人,嫌那种容许种种新解释的教义为争论和分析大开方便之门,对醉心新教义的伯爵夫人的挑衅一向沉默回避;如今却第一次高兴地听着她的话,内心没有反对^[出处]。他模模糊糊感觉到这种信仰的肤浅和谬误,也知道完全凭自己直觉行事时比时时刻刻想着基督在自己心中时更幸福,但他在屈辱中绝对需要这样一个崇高的立足点,哪怕是假想的也好,好让被大家蔑视的他也能蔑视别人,因此死死抱住这幻想的解救不放^{[2 处]}。

未标明（庆祝会当日，卡列宁夫人离家之后）

在宫廷的一次庆祝会上,他与普佳托夫同时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穿着朝服、肩上挂着新的红绶带,正和帝国议会一个有势力的议员站在大厅门口,抓住那人一点一点地说明他的财政计划,片刻也不停顿,怕他乘机逃掉^{[3 处]}。在场的人议论、责难、嘲笑他:有人说他显得老多了,是操劳过度的缘故——他现在老是起草计划,不把一切都逐条说明就不放人走^{[2 处]};有人取笑他正在恋爱,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现在嫉妒起他的妻子来了^[出处];还有人说起卡列宁夫人就在彼得堡,昨天还看见她和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手挽着手在莫尔斯基街上走^[出处]。他们嘲笑他,他是知道的,但他从他们身上除了敌意之外并不期望别的什么,已经习惯了^[出处]。

未标明（庆祝会当日，卡列宁夫人离家之后）

差不多就在妻子离开他的同时,他遭到了官场中最为痛心的事——他的升迁的路已经断了。这已成为既成事实,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他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已经完结:不论是由于他与斯特列莫夫的冲突、还是与妻子的不幸,或者只是因为他达到了命定的极限,总之在今年一年当中他的前程已经完结。他还是身居要职,还兼着许多委员会和会议的委员,却是一个一切都完了、无可期望的人了;不论他说什么,提什么,人们听起来都好像是早已知道的、不必要的话^[出处]。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出这点,反而在不再直接参与政府活动以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看出别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认为指出改正的方法是他的职责;和妻子分离以后不久,他就开始起草关于新的裁判手续的小册子——这是他注定要写的关于行政各部门的无数不必要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2 处]}。他想起使徒保罗的话——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如今一举一动都受《圣经》指导的他常常记起这句话,觉得自从没有妻子以后,他就用这些改革计划比以前更热心地侍奉起上帝来^[出处]。

未标明（庆祝会当日，卡列宁夫人离家之后）

在庆祝会上,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成为那包围着他的敌意与嘲笑的海洋中一个不单是善意、而且是爱的孤岛;他走过去迎她,她祝贺他新得的绶章,又问他“我们的天使”怎样,指儿子谢廖沙。靠着她的帮助,他又回到生活和活动中,把过问留在手中的儿子的教育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读了几册关于人类学、教育学、教学法的书籍,拟了一个教育计划,请了彼得堡最优秀的教师来指导,其中包括担任谢廖沙世俗教育的家庭教师西特尼科夫,就此着手工作起来^{[4 处]}。伯爵夫人告诉他,她接到安娜一封信——她就在彼得堡,约他到家里谈那件使他痛心的事;他一听到提起妻子就浑身发抖,随即脸上显出死一般僵硬呆板的表情,只说了句“我料到了”^{[3 处]}。

原文未写明具体时间

安娜随弗龙斯基回到彼得堡后写信求见儿子,这封信经由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递到他面前。他看后先说“我想我没有权利拒绝”——他完全饶恕了安娜,因此不能拒绝她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所要求的事情,自称“谁能够投石头打人呢”,显然很满意自己扮演的角色;经伯爵夫人以“扰乱小天使的心”相劝,他又同意拒绝^{[5 处]}。

原文未写明具体时间

从伯爵夫人家回来以后,他整整一天不能把心思集中在日常工作,也找不到最近所感到的像一个得救的信徒所有的那种心灵平静:想起他怎样接受了妻子不贞的自白——特别是他只要求顾全体面,却没有要求决斗——就仿佛莫大的憾事一样痛苦;想起他写给她的那封信、他那谁也不需要的饶恕和对另一个男子孩子的关心,他的心羞愧悔恨得像火烧一样。他自问“哪点能怪我呢”,又想起那些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那些有着胖腿肚的高级侍从,疑心他们恋爱和结婚的感觉是不是不同。他驱除这些思想,竭力相信自己不是为一时的生活、而是为永恒的生活而生活,心里充满平静和爱;但他感到自己在这种暂时的、不足道的生活中犯了些小小的错误,这痛苦得就像他所相信的永远的拯救并不存在似的。这种诱惑没有持续多久,他灵魂中又恢复了那种平静和崇高的心境^{[4 处]}。

1870年代（谢廖沙九岁时）

在父亲亲授的《旧约》课上,他总像在对一个只存在于书本里的想象中的孩子说话,而谢廖沙学会了扮演那个孩子;他一面说每个基督徒都应当熟悉圣史,自己教课时却时时翻《圣经》,并以“宝贵的并不是奖励,而是工作本身”来训导儿子^{[3 处]}。

谢廖沙生日当天上午,九点以前

谢廖沙生日那天早晨,他照例九点钟要到育儿室去,仆人们都明白夫妻两人不能会面、应当设法防止。妻子由看门人卡皮托内奇放进来探视儿子,他在另一扇门口与她迎面相遇——一看见她,他突然停住脚步,垂下头来^{[2 处]}。

十一月末（具体年份段内未明说）

这年秋天,安娜从乡间写信给他提出离婚;十一月末,安娜与弗龙斯基迁居莫斯科,像已婚夫妇一样定居下来等待他的回信。离婚本是他在安娜难产前后就答应过、又因安娜拒绝而搁置的事,如今请求反过来由安娜提出^[出处]。

书中那年春天（具体年份未注明）

这年冬天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登门,他正埋头于一篇谈《俄国财政不景气的原因》的报告:他在其中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自谓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利,对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一视同仁”,把不肯接受他计划的人统称作“他们”^{[2 处]}。妻舅想谋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空缺,求他在部长波莫尔斯基面前美言;他问明这差使年俸将近九千卢布,皱起眉头,认定高薪是政府财政政策不健全的症状——薪俸应当是商品的报酬、受供求法则支配,那些没有专长的律师和骠骑兵凭私人交情被任命为银行董事、领取巨额薪俸,在他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徇私舞弊行为”^{[5 处]}。他不解莫斯科社交界那个“正直”字眼的特殊含义,答妻舅“正直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条件”,又指出这差使的任命主要取决于银行家博尔加里诺夫^{[3 处]}。

冬末春初,具体年份文中未明

同一场谈话,妻舅把话头转向安娜——“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安娜的事”。他一提起安娜的名字,卡列宁的脸色就完全变了,脸上的生气消失了,露出来厌倦和死气沉沉的表情^[出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自己在莫斯科同安娜过了整整一冬,她的处境可怕极了,替她恳求离婚的决定;卡列宁尖声回敬“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万事都如愿以偿了”,又坚持自己原以留下儿子为条件作答、事情已经了结^{[2 处]}。他打断内兄的恳求,说“我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却自认“也许我答应过我没有权利答应的事”^{[2 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以他当初饶恕一切、完全按基督教精神行事的先例相劝(“有人拿了你的内衣,那么把外衣也给他”),他脸色如土、下巴战栗,尖声请他别说;但最终答应好好想想、向人请教一番,后天给最后的答复^{[3 处]}。

距谢廖沙与母亲最后一次相见约一年后

妻舅在书房谈完离婚的事正要走,科尔涅伊通报儿子“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到”。他提醒内兄,他们从来不跟孩子提母亲,请求他一个字也不要提到她;又说儿子在同母亲那场意外的会面以后大病了一场、家里几乎怕他送了命,合理的治疗和夏季的海水浴使他恢复了健康,如今按医生的意见把他送进了学校——同学们的影响对他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十分健康、学习也好^{[2 处]}。儿子走进来,穿着蓝外衣和长裤,灵活而潇洒,把学校的成绩单交给他;他看了一眼说“相当不错,你可以走了”,便打发他出去^{[2 处]}。

未标明纪年与季节;写斯季瓦在彼得堡的两三日(昨日拜望卡列宁,今晨收到请柬,当日访贝特西)。

他答应妻舅之后,便把自己交托给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与“未卜先知的人”儒勒·朗德: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证实,如今没有朗德,无论利季娅还是他都什么也决定不了;奥布隆斯基次日早晨没有收到离婚回信,却收到一份邀他去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的请柬——他们要“向朗德请教一番,看看他以为如何”,安娜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朗德、如今的别祖博夫伯爵手心里^{[3 处]}。

未明示

这晚他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与伯爵夫人围着挂灯下的圆桌低声论道;那法国人朗德——他认得出就是别祖博夫伯爵——站在屋子那头望着画像。他借《圣经》申说恩惠不受人类的如意算盘支配,不降临在寻求者身上,却降临在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像降临在扫罗身上一样;谈到《雅各书》里“脱离实际行动的信仰是死的”一节,他责备曲解这一节为害不浅——“我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不能信教”这话在经文里哪里也没有,说的恰好相反;他赞同伯爵夫人的见解,认定人靠着为我们受苦受难的基督、靠着信仰获得拯救。当朗德在百叶窗前的安乐椅上垂头入睡,他走到伯爵夫人跟前,用含意深长的耳语通报“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睡着了”;面对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莫斯科人是以最坚定的信徒闻名”的反驳,他只疲倦地微笑着说“就我所知,可惜您就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哩”^{[6 处]}。

不明

当朗德(别祖博夫伯爵)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垂头睡去或装睡以后,他听从伯爵夫人的吩咐立起身来,竭力小心还是撞在桌子上,走到法国人跟前把手放到他手里。朗德闭着眼睛说“让那个最后来的人,那个有所要求的人,出去!让他出去!”,逐出的是来替安娜讨离婚答复的妻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第二天他给妻舅送去拒绝和安娜离婚的明确答复——这个决定正是以那个法国人昨晚在真睡或者装睡中所说的话作为依据的^{[3 处]}。

1876年下半年

安娜卧轨自杀后,他带走了她与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所生的女儿,收为己有;他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弗龙斯基伯爵夫人设法安排使他与她儿子见不着面,以免双方为难^[出处]。